爱华网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全球引领，长江商学院差异化战略正是着眼于此，依靠月球看地球的俯视，取势于中国经济的崛起，通过全球引领的蓝天式创新，来打造全球新一代商学院。 创办8年，长江商学院从不缺少成为焦点的理由：创办之初提出“10年内成为世界10强”的目标；数十位知名教授全部聘自世界顶级商学院；高达56.8万人民币的EMBA学费领衔全亚洲…… 在公众眼中，这所由李嘉诚基金会捐资成立、国内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商学院，雄心勃勃，崛起迅速。的确，与传统高校中的商学院相比，长江商学院没有历史包袱，不受传统的人力、财务和管理制度的限制。它以独特的“取势、明道、优术”理念，取势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大势，已是后来者居上。 在公众眼中，长江商学院有一个标志性的领军人物——创办院长项兵教授。这位亲和力十足的院长思维独特，常常抛出惊人观点。他以“站在月球看地球”的宽广视野，为中国企业应对全球化挑战提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理念，人称“逆向思维的洗脑教授”。 长江商学院的北京校区设在北京东方广场写字楼里，在这里，项兵接受了《人民画报》的专访。这一次，他说长江商学院的目标其实不止是进入世界10强。 记者：商学院教育市场竞争激烈，什么是长江商学院可以做到而别人做不到的？ 项兵：我先用“5个盒子”来概括长江商学院如何通过创新来实现对世界管理教育逻辑的拓展与颠覆。 第一个盒子涵盖的主要是IBM、通用电器这样所谓的现代企业与现代企业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市场进行竞争与合作。我称之为“阵地战”。这就是美国大多数的世界顶级商学院研究的对象。 第二个盒子是研究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这样的快速变革的平台上进行有效的竞争与合作。平台不同， 玩家(国企、民企、现代企业)也不一样。 第三个盒子是着眼于未来5到10年中可以改写世界商业版图的两大力量：一是中国及印度等新兴市场的本土企业走向全球化，这将会成为影响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会改写N个行业的版图。二是IBM、通用电气这样的主流企业如何整合中国与印度，从而真正形成以全球应对全球。未来的挑战之一是中国企业要学会“以全球应对全球”，而不仅仅是以中国应对全球。有时候，我们的视野和思维需要超越“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公司”的观念，把全世界都看成是我们的。 第四个盒子是“道”与“术”的有效融合，世界上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无不是本土文化的价值和普世价值结合、交融的结果。长江商学院可能是全球第一家把人文课程系统引入教学体系的商学院。 第五个盒子是超越对财富的创造与管理的关注，重视财富的使用及处置，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系列的课题研究。西方的商学院大都专注于财富的创造，我们同时关注财富的应用， 希望更多的企业家能做到在财富上用之有道。 第一个盒子是欧美传统商学院的强项，但其余四个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全球引领，长江商学院差异化战略正是着眼于此，依靠月球看地球的俯视，取势于中国经济的崛起，通过全球引领的蓝天式创新，来打造全球新一代商学院。 记者：“10年成为世界商学院10强”的目标进展如何？ 项兵：当初我们提出10年成为世界10强，很多人不以为然，但现在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可能的。首先，我们是一个严肃的、有基本面的商学院。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校，而不是教学工厂或培训机构，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批世界级教授。所谓属于自己的教授队伍，是指教授们的“产权”属于长江，而不是从国外商学院请几个教授来讲几天课就走。没有世界级的教授队伍，一切都是空谈，包括各种形式的排名与认证。 亚洲商学院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比如，我们从斯坦福、沃顿、INSEAD等世界顶级商学院的著名教授中挖来20多位世界级管理学教授全职加入长江，这在国内乃至于亚洲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去年美国杜克大学向长江提出相互承认对方的教授团队，能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在亚洲也只有长江商学院。 要竞聘世界级的教授，你的主要对手就是哈佛、斯坦福、沃顿商学院，而不是亚洲的任何一所学校。比如我们请来了沃顿商学院的郑渝生教授、耶鲁的李乐德教授、UCLA的刘劲教授，卡内基梅隆的孙宝红教授、梅建平教授等优秀的华人教授，他们是这些顶级商学院的大牌教授，是各大学科的世界级学术带头人，是世界顶级学术杂志的主编和副主编，辞掉了世界知名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来加盟长江。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世界级教授队伍，我们才称得上具备了基本面，才可以谈其他方面的差异化，才可能产生原创的管理思想，才可能超越传声筒与复制品的角色，才可能在全球的商界和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力。 记者：长江商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什么压力和挑战吗？ 项兵：目前我们的生源不是问题，最难的是吸引和留住世界级的教授。世界级的管理学教授在全球都属于极度稀缺的资源。在教授招聘上和我们过招的几乎都是欧美的顶级商学院。在一个学科，如果能竞聘到三四个“围棋九段”的世界级教授加盟，你就具备了基本面。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学校价值取向与梦想的问题。教育可以多元化，但是不可以过于商业化。学校不可以以营利为目的，这样校长才能专注于打造伟大的教育机构。第二，要有“教授治校”的治理结构，这是吸引一批世界级教授的制度保证，这在西方教育体系顶级的大学中是惯例，但在亚洲实施这种治理结构的学校并不多见，这也可能是限制亚洲商学院发展的一个制度性的原因。 记者：长江商学院的学生能从长江商学院学到什么？ 项兵：新的管理理念和技能，这在很多学校都可以得到。长江商学院拥有原创的新视野、新思维、新对策。比如前面讲的“5个盒子”，长江在这一点上是引领全球的。 在长江，你可以向世界级的教授学习渊博的管理学科的知识，分享原创的管理思想、思维和视野。我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并且也提出了一些新理念，比如说，月球看地球的俯视就是对传统洋务的仰视思维的颠覆，而这种思维的超越是产生一批大风流创新的先决条件。还有我提出的“链条对链条”、“以全球应对全球”以及“取势、明道、优术”的思维与理念，也是原创的、全球引领的。我们学院这批全职的世界级华人教授，具有全球视野，没有语言与文化的障碍，加上学校在研究上的大量投入，已经产生了一批对中国管理实践有重大影响的新视野、新思维与新对策。这是长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在长江，同学们可以有机会和来自国内外各行业的精英及领军人物交流切磋碰撞。我们积极倡导“超团队精神”。董事长、总经理们其实是比较孤独的一个群体，在长江商学院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和互动，让这些平时感到“高处不胜寒”的同学放下架子，坦诚地分享管理经验与人生心得，这种分享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越了许多流于形式的案例讨论。我常常在课堂上开玩笑说，来这里读书你生活的质量会提高很多，你会happy很多，乐观很多，阳光很多，积极正面很多，你得癌症的几率也少了，这对于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记者：很多人都希望知道，长江商学院的学费为什么那么贵？ 项兵：长江商学院的学费在国内算是最高的，但和欧美顶尖商学院还有很大差距。我认为，贵应该是好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与世界顶级商学院竞聘世界级教授，课程也是世界级的。另外，像我们的MBA项目，只要你优秀，李嘉诚基金会和长江商学院可以给部分甚至全额奖学金。 世界上的顶级教育机构没有一个是靠学费自负盈亏的，更谈不上盈利。即使是学费高昂的美国顶级商学院，学费也只能支抵营运成本的20%—30%。比如，哈佛商学院本身就拥有32亿美元的发展基金。要出一批优秀的教育机构，我们需要更多像李嘉诚先生这样的人士来给予慷慨的资助和支持。美国的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耶鲁等顶尖教育机构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富商与校友的慷慨捐赠。如果教授们整天还得想着如何挣钱，那何以做出世界级的商学院？挣钱是企业家的事，学校不能以挣钱为目的，过度商业化会使学校丧失灵魂。 记者：长江商学院新近在做什么？ 项兵：重要的一项是加强对日、韩的研究。长江会请来对日本、韩国比较了解的教授与专家，打造长江在中日韩经济与企业管理的差异化研究。另外，2010年秋天将开设欧洲EMBA项目，主要面向欧洲华商。2011年则重点发展美国和日本的EMBA项目，将逐渐形成长江的全球格局。 记者：为什么有这种担心？ 项兵：中国在过去的30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非常富有的人群，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企业。但还鲜有像IBM、苹果、宝洁、强生、宝马、通用电气这样伟大的商业机构，原因是多重的，有历史的、现实的，也有文化的。中国要产生一批伟大商业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事要做。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也希望未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能对中国企业的成长有所裨益。 从文化的角度讲，我们尚未超越以“家”为中心的财富观和“家天下”的境界，这可能成为中国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障碍。比如，家族接班人的传统就可能对外界优秀人才形成一定的排挤。一个以家庭成员为主组成的足球队是很难打败皇马与曼联的。如果我们的企业要在世界主流行业取得“面”的突破，我们必须超越“家天下”文化。 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有一批坐拥亿万财富的个人，却少有如丰田、通用电气、IBM这样伟大的商业机构，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局面在我们国家就难以形成，和谐社会又从何而来？中国要成长出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我们要致力于制度的建设、文化的创新。 记者：中国的企业家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 项兵：第一当然是提高管理水平，练内功。第二要有全球视野，向全球学习，一步一步地打造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如日本企业的精细与专注，俄罗斯人的用心做事，欧洲家族企业的“憋得住”。第三是培养人文素养。第四是学会对财富的处置，有了钱以后要做什么？拥有财富后如何为社区文明的进步尽责任与义务?中国企业家不仅在创造财富上取之有道，在财富的使用与处置上也要用之有道。 (原文发表于2010年3月号《人民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