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薪酬革命:国企CEO的激励处方(2)



体制带来的红利如何剔除?

既不能完全按市场定价,又不能让企业自己说了算,即便之前就有与绩效挂钩的薪酬考核制度,按照总收入、净利润和资本收益率等指标考核,很难剔除垄断或者体制带来的红利,因此,国企高管的薪酬很长时间以来依旧充满“人治”色彩,如2008年度金融国企高管薪酬普遍在2007年的基础上打9折—折价的理由很充分,但根据欠奉。

2009年底,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对2008年的上市公司研究证明,随着垄断程度的增加,“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关度”也是逐渐增加的。该中心主任高明华教授得出结论,考虑垄断的“放大效应”,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实际上过度了。

那么,“政策因素决定业绩,政策之外的努力如何来计算?”易宪容较早时候发出了这样的疑问。2010年1月,国资委推出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其中我国首次采用的EVA(经济增加值)是最大的亮点,被视为真正体现高管努力的考核标准。EVA是指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资本成本后的余额,是为出资人创造的“真正的利润”,目前已被全球上千家企业如淡马锡、西门子、索尼等所采用。“EVA体现了高管真正的管理投入。”宁向东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过,目前国资委设定了一个较低的资本成本率5.5%,也就是说100万元的资产,要求的最低年收益为5.5万元,仅略高于3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从这个角度看EVA还处在预备阶段,对国企的鼓励意义大于实际考核作用。

“我很担心国资委是否能做好EVA的考核。”EVA值是否能体现不同的垄断力和政策利好?资本成本率又如何体现各行业的不同?这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宁向东担心,国资委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做到上述标准的设计。屈朝则认为,仅有EVA的账面利润体现可能还不够,借鉴金融危机,要杜绝潜伏在繁华绩效中的长期健康风险。

除了EVA,理论上垄断带来的红利可以相对量化,屈朝假设在国企的圈子里,一个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人才可以流通,其他条件平等的情况下,垄断行业带来高收入溢价,可看作薪酬中的垄断红利。

长短期激励如何平衡?

在限薪、引入相对科学的考核体系同时,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体系的中长期激励悄然登场。继2009年央企股权激励开闸后,近日上海国资委宣布放行市属国企的高管股权激励,光明乳业[9.60 -0.62%]成为开闸后的地方国企第一单。

股权激励是否会让高管薪酬变相攀高?平安董事长马明哲6600万元的天价年薪曾惹众怒,事实上,6600万中,税前工资为481.19万元,股权激励计划的奖金则高达6132万元。真正的“原罪”是股市波动,当时平安的股价接近130元,如果按照2010年2月的股价行权,同样数量的股票期权,马明哲的薪水至少缩水40%以上。

“中国的股市投机性波动性很强,用这样的市场指标来行权,高管薪酬忽高忽低,会有大问题。”宁向东认为,国外企业对付市场波动带来的巨大薪酬落差,有很多办法,可以用机制来“找平”,一是通过不同年份的延期行权;第二是行权后放在一个池子里不拿走,如果企业后来亏损了,歉收的年份减掉,再分期获得现金收益。

从光明乳业的股权激励方案看,虽然采用了限制性股票,而对于宁向东提出的“找平”机制,尚未涉及,上海市国资委的相关文件中也未见相关的描述,股权激励流于简单化,屈朝认为,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业绩单元、虚拟股票、限制性股票,利润分享……激励方式可灵活运用。这是激励措施中的第一个真空地带。

而水、电、油、煤气、电信等公用事业型国企,它们属于任务型国企,体现任务型国企社会职能的非财务指标是一片空白,这是与高管薪酬挂钩的绩效考核中的第二个真空地带。

第三个真空地带则是中长期激励动态标准的缺失。宁向东一再强调:对于真正市场竞争的部分,未来越看不清,风险越大的部分,长期激励应该越多,业绩导向型的竞争型国企,股权激励占的比重较大,最高者可达到60%以上;而国外公用事业型企业的高管,当年的现金年薪占比较大,分红和股权激励几乎没有。屈朝透露,鉴于国资委规定,长期激励在年薪中的比率,境内上市企业是40%,境外上市企业是50%。《经理人》认为,简单的比率不能反映高管的岗位与能力,需要通过灵活变化的标准制定长期激励的份额。

权力如何制衡?

 中国式薪酬革命:国企CEO的激励处方(2)

“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考核,未来都应该由董事会全部负责。”在宁向东看来,上述讨论解决的是技术性问题,高管薪酬最重要的是谁来判断。如果将国资委的角色看作老师,企业是学生,高管的薪酬原来是学生自己出考题,自己确定判断标准,老师签字确认,“这两年,国资委开始扮演老师的角色了,但我觉得还很不够。”

随着央企董事会试点的增加到2010年的20多家,国资委的角色是否发生了实质变化?“其实从高管薪酬的决策程序看,现在还是审批制。”屈朝说,国资委的管理仍旧比较直接,未来对董事会授权后,国资委将回归到单纯的国有出资人代表的身份,履行股东的角色,而不是股东、董事、总经理兼顾,避免直接插手企业具体的经营事务。但现在董事会还比较年轻,国资委不放心把一些监督职责交给董事会,当属正常。

外部董事试点,是国资委角色转变的开始。薪酬和绩效的考核与决策权力移交董事会,解决了程序正确的问题,然而,让宁向东纠结的是,国资委始终是政府机构的角色,“权力的制衡,才能带来国企高管薪酬真正的公平和效率”。他还建议,国资委应抽身而退,保留监督角色,而经营国企的职能交给资产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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