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金融工具创新:税收的挑战和对策



一个好的税收制度要具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和透明的税基。金融业与税收的关系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密切。然而,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金融服务业面向世界敞开半扇窗户时,在计划经济顽疾阴霾笼罩下的税收体系仍然以不变应万变。税收政策调整不但缺乏前瞻性,而且常常因应对短期经济行为而有悖常理出牌。

金融与税收密不可分

金融业要获得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偏中性税收环境的呵护;另一方面,金融与金融交易工具创新,乃至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杠杆化的刹车失灵,又对现行税收体系构成严峻挑战。“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税收的挑战和对策”是新近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ITD全球大会主题。然而,直至会议结束,云集北京的各国财税高官似乎并没有就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对税收的挑战达成多少可供实际操作的对策共识。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金融业不仅是重要的税源,金融机构还担负着为税务当局扣缴税收的重任。同时,各国税务当局在传统的避税天堂国纷纷扯出白旗后,觊觎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多支持本国税收管理的信息。税收政策对金融业及衍生产品市场能够发挥显而易见的作用,好的税收体系能够支持和改善浑浊而缺乏透明度的金融环境。当然,由于金融业及其衍生品交易市场变得日趋庞杂,对税收政策的制订和管理也提出较高要求。

税制改革的滞后会拖累金融业的发展和创新精神。当金融体系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不合时宜的税收政策会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按照芝加哥大学拉弗教授的研究,对金融市场扩大税基或提高税率虽然可能短期增加国库盈余,但随着金融交易者的行为懈怠,反而可能造成更多的经济损失。比如随着金融市场交易成本的提高,金融市场流动性会降低,从而最终影响金融业发展。

由于金融产品的税基全球流动的特点,金融业和金融工具创新的规模、步伐与税制一旦处在不同的跑道上,问题就会变得十分棘手。按照经合组织秘书长安吉尔。古里亚的观点,在金融业支持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过程中,各国应调整金融业的税收法规和税收鼓励政策,确保对金融业进行适当监督和风险管理。

加速制定全球金融监管标准

金融市场中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品的竞争,乃至其往往与常理狂悖的行为会引发多重的,甚至有时令人难以费解的系统经济灾难。金融衍生品可以帮助金融机构管理资产负债表风险,降低资金成本,进而促进投资。然而,失去方向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无法控制的风险。为此,各国政府在以下方面有足够共识:加快制定全球金融监管标准,强化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并将国际资金流动作为监管重点。

现实中,人们对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与税收管理结合起来的架构重造的时间窗口颇感兴趣。当然,前提是总要找到一个明晰的改革路径或路线图。比如说,税收至少在金融工具杠杆的选择上发挥作用,甚至在争吵不休的银行家高薪问题上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对于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乐此不疲的人们,指望税收让他们循规蹈矩只是一种奢望。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去年10月,花旗集团的全球市场部门因在代扣、代缴税款问题上存在的不当行为,又被美国金融管理局罚了60万美元。而此前的2006年,因几近相同的行为,花旗向IRS补缴了2400万美元税款。如果用花旗高管人员的记忆神经系统出现间隔性故障做托辞,故事似乎老了点。

金融业的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比税收工具应该来的更靠谱。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一直呼吁包括银行和对冲基金在内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者提高资本金和保证金,提高交易透明度和安全性。美国目前正在考虑对规模近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立法,禁止所谓的naked CDS(无实体信用违约互换),另外可能还会要求达到一定数量的市场参与者向监管机构披露自己的空头头寸。加强对金融创新的限制,对批发金融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和定价活动进行审查。

不过,也有人担心,监管机构强化监管(比如增加结算和结算透明度)的直接后果是,推高利用场外衍生品市场的成本,从而限制它们对冲大宗商品的能力。

托宾税争执持续不断

由华尔街金融家惹起的乱子,让传统的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一种挫失感,可谓“病急乱投医”。最近,英国高官提出在全球金融交易市场重拾托宾税的争议很有代表性。托宾税是对现货外汇交易在全球范围内课征税率极低的一种交易税的建议。托宾税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抑制投机行为;二是可对风险较高的商业活动收取保费。由于全球金融交易数额巨大,托宾税能够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金融与金融工具创新:税收的挑战和对策

按照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阿戴尔。特纳的说法,英国的金融业务已经发展得过于庞大,某些金融活动毫无价值,并破坏经济的稳定性,开征一个新的交易税有其必要性,同时还可遏制金融业过高的利润和薪酬。去年11月7日,英国首相布朗在G20财长会议上提议,“我们可以对跨国金融交易实行收费,按单收取。”布朗认为,类似托宾税的收费将鼓励金融机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收取的巨额资金可以用于全球亟需解决的那些迫切问题。

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如果对20国集团的国家所有金融交易征收一种全球金融交易税,将对所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比较公平。该费率可以定得很低(比如0.05%),目标将针对所有在法律范围内的金融产品,不管这些交易是否涉及到汇率。施泰因布吕克称,实行全球金融交易税的好处非常明显:时机已经成熟,效果百利无一害。

但上述提议没有获得美国的响应。美国还是在考虑在本国金融交易市场上对金融业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2010年2月2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参议院财务委员会发表证词时表示,在今后10年内将向金融机构总计收取900亿美元的金融危机责任费。

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认为,在全球开征托宾税是一个不具可操作性的过时理论,金融机构也很容易找到避税工具。据称,目前IMF正在研究向银行业收取保险费用作为将来的救助基金,或将公布具体方案。

税收不是魔杖

金融服务业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肩负着重要责任。为鼓励金融创新,我国政府对金融交易市场总体上采取的是轻税政策。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是降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二是暂停征收了存款利息的个人所得税。2009年,在涉农贷款、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等方面也出台了系列优惠政策。据称,“5万元以下农户小额贷款业务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按90%减记收入”的税收激励政策或将于近日出台。

现实中,某些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似乎略显不足。比如说,中国目前有近4500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真正能够享受营业税免税优惠政策的只有300多家,而且几乎都是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的企业。审批制使得很多税收优惠政策“姗姗来迟”或执行“不到位”,有些可能与基层官员的素质或工作懈怠相关。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企业家调查报告显示,67%的民营企业经营者认为难以从银行贷款。

金融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在扁平化时代也没有任何行业可以自善其身。不过,中信泰富[17.72 1.84%]和中国国航[12.05 -0.74%]在金融衍生品上的“前车之鉴”使众多中国企业在金融工具的使用上变得更加保守,触及金融衍生产品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防范金融交易违约,中国银监会要求在中国国内注册的外资银行从全球总部获取合约担保,才可与之在衍生品市场进行交易。国资委要求国有企业在签署交易协议时要采取审慎得多的态度,以确保衍生品仅用于对冲,而非投机。

我国金融服务业营业税的税基大体涵盖了金融保险证券业(包括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买卖金融商品)的全部营业收入,涉及面较广,惟中性原则不足。其实,也无须绞尽脑汁地设计新的金融服务业转型增值税方案,较好的办法是对金融服务业征收最高税率不超过35%的累进所得税。财税政策的透明度也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一个好的税收制度要具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和透明的税基,税收不是魔杖,不能把税收搞成宫廷打理钱财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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