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年即将过去，但这一年中国经济反转的速度之快仍令人有不真实感。不过在今年最后一个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辜负给下一年经济政策“定调”的使命。
12月8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体基调不负众望地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而3天后公布的11月份经济数据显示，CPI在负区间徘徊10个月后终于转正，同比增长0.6%，通缩担忧即告远去。即使那些悲观主义者仍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存疑，但回想年初世界经济萎靡不振时，中国迅速、有力的“双宽松”政策的威力，201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似乎已成定局。
基于内需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仍将持续，几乎所有分析机构都对2010年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高盛预计，2010 年中国GDP增长率将超过11%，这一数字在明年年底增速可能会稍作放缓。放缓原因在于未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技术性收紧。不过，这不会影响大局，2011年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增长仍将超过10%。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2010年中国的“不确定”事情完全消除。“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已经出现，这给中国经济埋下了隐忧。”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向《环球企业家》指出，泡沫一旦破灭一定会对经济造成损害。而同时，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将不利于刚刚开始企稳的出口情况。
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紧张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扩张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任何来自中国的新增需求势必推动全球商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通胀压力，并使“高增长、低通胀”难以实现。摩根大通研究部王庆指出，如果 2009 年中国国内需求的力度能够维持到 2010 年，同时全球经济的其它部分能够保持温和复苏，则中国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相对较低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潜在受益者，直至与其争夺有限的大宗商品供应的其它经济体的复苏。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向《环球企业家》提醒，决策者必须很好地把握资产价格上涨的度。其中的难度在于，保增长是政策考虑的优先问题，“在这个圆圈的限制下，很多问题如房地产投资过热都无法调整。”
事实上，占整个社会总投资25%的房地产，可以拉动近50个产业增长。当2009年消费增长稳定在15%以上时，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住宅装修类需求贡献最多。土地的出让亦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政府收入下降的时候，首先会刺激房地产，而当收入上来，房地产出现过热的时候则会适当的控制。但绝不是打压。张平提醒，12月9日，决策层仅停止房地产营业税优惠政策，保留了更为重要的房地产开发商资本金比例30%以及贷款利率七五折优惠，即是进退维谷心态的体现。
若要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导致系统性风险，摩根大通认为“控制金融杠杆”可能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首要政策重点。包括：严格执行住房抵押贷款规定；限制股票市场保证金交易；严格执行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防止可能导致热钱流入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单向变动。
这种技术性调整并不会过早到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向《环球企业家》分析，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乃至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判断，明年上半年的主题仍是刺激经济，以防止衰退为主要目标，而不是防止通胀为主要目标。
事实上，即使在CPI由负转正后，通胀预期更加清晰地表现出来，或许也不会成为影响明年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到生鲜食品价格临时上涨(由于天气原因)以及国家发改委已经表态—明年继续推进能源和水电气价改革，高盛预测2010 年CPI 通胀率为2.4%。到2011年，进一步收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使通胀率控制在2.8%以内。总体较为疲软的出口增长也将继续构成对通胀压力的强大制约因素。
至于流动性过剩的另一个伴生品—产能过剩，或许是一个被夸大的担忧。据高盛的观察，过去几年中，基础设施投资一直远远落后于其它类型的投资。此外，投资项目主要包括铁路、地铁、农村基础设施、经济适用房以及灾区震后重建，这与十年前亚洲金融[3.10 -0.64%]危机前的投资截然不同。
结构调整悖论
如果资产价格关口成功度过，中国经济二次触底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在此基础之上，决策层对未来经济还有更高的目标—明确提到中国需要改变增长模式，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增长，并将促进国内消费作为工作重点。这意味着要将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及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国内消费导向型。
与以往没有实质内容支撑不同，是次决策层明确指出，明年确保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但会对新的投资项目进行严格审核。中国未来的公共开支预期将更多地集中于社会安全、教育、环保以及经济适用房建设，同时减少对铝、钢材、水泥及卡车等耗用量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天，年初实施的旨在促进国内消费的鼓励性政策，除二手房交易营业税政策外，在到期之后都被准以继续实施。
但若要真正启动内需型的经济增长，决策层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居民收入占整个GDP比例不超过40%，且近十年来成逐年下降趋势。解决方法并不难寻，一是需要增加收入，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给民众消费筑底。张平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地提出了一项非常具体的措施，即逐步开放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这一政策无疑有利解放中国的长期消费力，但其现实难度也超出想象。
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的前提是放弃土地，这需要城市的社会保障来进行兜底。张平认为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原因在于，相对于大城市的雄厚税收，中小城市事多钱少，维持原有人口的社会保障运行本已吃力。如果真要以户籍制度启动长期消费，则需要中央财政掏出真金白银给中小城市，或者在财税分配上给予安排。毫无疑问，这需要长期统筹的改革，短期难以寄望。
相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它政府投资项目，有关民生的投资显得虚无飘渺。如果没有后续的医改、教育、社保改革政策配套，甚至都无法量化投入，更不能短时间内看到效益。考虑到谢国忠观察得出的结论“中国宏观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是GDP和政府税收”，即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增加GDP的税收来进行，若投向民生的目标被寄望太深，长期见不到收益的政府资金很有可能中途折返重新进入那些见效快的公基建项目中。由此重复2009年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
这或许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轮回。谢国忠并不感到意外，“调整经济结构已论述十年，仍未看到实际结果，问题在于调整结构无助于实现GDP增长的目标，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做。”(《环球企业家》记者谢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