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事业的巅峰 古立克担任公共行政研究所所长后，不仅管理任务繁重，而且各种社会兼职头衔也接踵而来。他在这一阶段兼任了政府研究协会(the Governmental Research Association)主席、纽约税务与节俭委员会(New York Taxation and Retrenchment Commission)研究指导、国家税务协会税法模式委员会(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s Committee on a Modal Tax Law)委员等职。尽管事务繁忙，但古立克始终没有放松自己的学术研究。1937年，古立克和厄威克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学理论的标志性著作。 1931年至1942年间，古立克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市政科学与行政学的伊顿教授(Eaton Professor)。1932年，古立克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殖民城市的现代政府》(Modern Government in a Colonial City)。这部著作被人们看作是古立克研究重心发生转移的一个标志。此前，古立克的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方面，特别是预算、税收、教育的财政支持以及联邦、州和市之间的财政关系；此后，古立克转向政府组织设计的研究，以及组织理论的普遍原理研究，并向政治学和社会学扩展，奠定了他在管理过程学派发展中的学术地位。1933年，古立克被任命为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公共服务人才调研分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Public Service Personnel)的秘书兼主任。在这一年，古立克不仅将他的市政改革建议应用到州政府中，还在《年报》上发表了《政治、行政和“新政”》(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w Deal’)。在这篇文章里，古立克把行政改革方案提到国家与联邦政府的高度，论述行政改革的必要性。 在20世纪30年代，古立克主持了众多的研究项目。此前他已经成为预算和财政方面的专家，此后他把精力放在计划和人事方面。30年代中期，古立克主持了一项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公共人事和市政服务研究。1935年，古立克写出了《更好的政府人事》(Better Government Personnel)以及其他一系列关于专业化、培训、公务员选拔制度的文章。 古立克最重要的职务是从1936年开始的，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委员，同时被任命的还有著名公共行政专家路易斯·布朗洛(Louis Brownlow)和政治思想学者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他们共同组成了“三人委员会”。因为当时罗斯福正在推行他的新政，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管理系统，而美国以往的“守夜人”政府面临着应对萧条的巨大挑战。古立克后来说：时代需要一些学者来教这些官员如何进行预算，如何进行系统的人事管理。但是，古立克此时事务缠身，无暇他顾。他手头上有许多需要他操心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纽约州评议委员会让他主持的一项关于教育政策和财政开支的调研，当时已经进行了三年之久。当罗斯福总统致电古立克告知这一总统任命时，古立克尚未理解这一任命的重大意义，他拿起学者派头告诉罗斯福，他正忙着纽约州的这项研究。结果，罗斯福很严肃地对他说：“卢瑟，你不能向美国的总统说不。”这时，古立克才感到这一关系新政前景和联邦政府重大变革的任命分量之重。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要对纽约州有所交代。于是，古立克同纽约州评议委员会协商，达成了谅解协议，同意古立克在完成教育政策研究的同时出任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 1937年1月，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对联邦政府有着深远影响的报告，即PCAM报告(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史称布朗洛报告。这一报告对以后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巨大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但引导着此后的政府改组，而且极大地改变了联邦政府的运行方式。报告的递交以及在国会讨论过程中的折冲樽俎，让古立克记忆犹新。关于养老金和社会救济法案的细节讨论一节，他回忆说： 1937年1月，布朗洛、梅里亚姆和我完成了关于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研究报告并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之后他把报告交给国会。几个月后国会开始了对报告的繁琐的听证，一直拖延了整个夏季。不巧的是，布朗洛和梅里亚姆都赴巴黎开会去了，只留下我和乔·哈里斯(Joe Harris)在华盛顿，来与国会就政府改组法案进行辩论、斡旋。三人委员会中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和总统开了许多次会，围绕提高国家行政效率讨论三人委员会的报告。在谈到养老金和失业救济法案时，我们的技术专家组得出一个结论：为了提高效率，没有必要为每位公民设立账户。我把这个观点汇报给总统，以及弗兰克·贝恩(Frank Bane)、奥瑟·奥特迈耶(Arthur Altmeyer)、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等人。总统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离开了一会。很显然，刚才的建议让他感到不快。几天后，总统把我叫到他房间，当时他正在床上吃早餐。他让我重述一下上次的提议，然后说：“在你刚才的论述中我没有发现任何纰漏，但是你所得出的结论彻底错了。设立账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计算我们的收支，而是为了在我卸任总统之后，共和党人不会废止我们的新的政府体制。他们是绝不敢注销几百万人的个人储蓄账户的。你的建议在美国行不通！” 我恍然大悟，他的推理不仅具有政治眼光，而且还考虑了公民的心理可接受程度。 这个旨在强化政府功能、扩张行政权力的报告，经过国会马拉松式的听证，最终于1939年4月30日通过了《政府改组法》。这一法案奠定了总统调整行政机构、建立幕僚班子的法律基础。此后，罗斯福按照这一法案，接连向国会提交了四份大规模的改组计划，有力地保证了新政的实施和战时的政府运作。而古立克在类似于养老金账户讨论的不断摸索中，也认识到国家行政管理不能仅仅从效率角度衡量，必须从政治和社会角度考虑。 古立克给纽约州评议委员会的教育报告，也于1939年最终完成了。这一报告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教育领域的最重大成果之一。这项研究报告令很多大学向古立克提出了邀请，甚至去做院长。如果时局不变化，古立克倒有可能接受邀请，但是，亚洲的战争正在升级，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古立克，这时密切关注着世界局势，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去了华盛顿，准备为全面爆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刚开始，他在新组建的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做项目协调工作，后来随着战争的升级，他成为财政部和军事部的部长顾问，除此之外，他还对各种战时机构提供过组织上和政策上的咨询。 古立克自己回忆说，1938年，他已经确信战争即将来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理事弗雷德里克·凯普尔(Frederick Kepple)同意资助古立克到华盛顿帮助备战。有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特别是认识到战争对民生和经济的影响，所以，他到军工生产部做组织计划主任。古立克的组织管理和计划预算知识，使他能够娴熟地进行生产方面的调度安排，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告知罗斯福总统和经济指挥部扩大铝、合成橡胶和其他战略物资的生产，以支持战争的进行，推进国内经济的复苏。古立克最后总结到，长期的计划是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 除直接服务于战争外，古立克还在预算局任职，专管小型企业的重建工作。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古立克兼任过众多职务，他组建了美国内部事务协调办公室教育咨询委员会，并担任主任一职；还是美国商业部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曾担任过对外救济与恢复工作处的参谋；担任过联合国救济与复兴署秘书处的代理秘书长。他还在白宫参谋机构作为行政事务助理工作了一年。其间，他在联合赔偿委员会参与了战后赔偿问题的相关工作，并曾出使欧洲、苏联、日本和菲律宾，还曾出席了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和1946年在巴黎召开的外长会议。 在波茨坦会议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古立克当时在柏林，误打误撞，他竟然到了纳粹德国最重要最隐秘的地方—希特勒的防空洞。他在防空洞搜索了一番，发现了希特勒的大量文件。古立克说：“这些东西太令我震惊了，都不敢用手去碰。因为这些东西包括对犹太人每天执行死刑后递交给希特勒的报告。其中一个报告结尾说：任务完成。”古立克发现的这些文件被送往纽伦堡，成为审判纳粹战犯的有力证据。 完成了这些任务，古立克准备返回纽约家中。就在他即将踏上火车的时候，国家预算局局长哈奥德·史密斯召回了他，让他帮助完成预算局战争总结。古立克编辑了这份很有价值的《美国战争档案》(1947 Record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War)。在最后一章，他有力抨击了当时流行的论调——在战争期间极权国家比民主国家更高效、反应更迅速。在古立克《二战的行政反思》中，也对这一问题有相应论述。 1946年，古立克终于回到纽约。从1947年至60年代早期，古立克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都市问题研究上。他始终把城市视为文明的中心。1950年，他被任命为纽约市政管理调查委员会主任，在这期间，古立克做了相当广泛和辛苦的研究。两年半之后，即1952年秋，古立克回到了公共行政研究所。但是，他没多长时间可以休整。1953年，在新当选的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 Wagner)坚持下，他接受了一个由MCMS报告推荐的新设立的职位——城市行政官员。 古立克担任城市行政官员期间，在组织管理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拟定了城市各部门职能，说服市长设立了首席助理办公室，建立了一套市政管理报告的体制。但是，市长的政治算盘，同专家的科学建议并不一致。纽约市长瓦格纳，并不对古立克言听计从，古立克根据当时的政治和行政环境提出的有关行政改革的有些建议，被搁置一边。市长和政客们告诉古立克：古立克博士，你是个好人，但是你不一定非要掺和政治。在这种窘迫下，古立克上任两年便辞职了。 回到公共行政研究所之后，古立克在几个基金会的资助下，启动了一系列美国都市问题的研究，出版了几本著作。1961年，他在密歇根大学的系列讲课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后来被编成《都市问题和美国观念》一书。在这期间，古立克还进行过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火红的夕阳 20世纪60~70年代，尽管古立克已经年逾古稀，但是工作劲头几乎没有丝毫减弱。1962年，古立克当选为公共行政研究所的董事会主席，他还担任过纽约市宪章修改委员会委员、纽约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城市宪章模式委员会主席、市长过渡期(1965~1966)委员会委员、全国娱乐和公园协会理事，以及各种外国组织和国际组织的顾问等职。1957年，在政府事务研究所的委派下，古立克去了伊朗德黑兰；1959年，在世界银行的委派下，他又去了印度加尔各答；1960年，他去埃及研究埃及政府体制的变化。1961年，他受埃及邀请，去研究埃及政府计划和组织问题，并与密歇根大学的詹姆斯·波洛克(James Pollock)教授一道，进行社会主义政府加强计划和行政能力的调查。这次研究计划的细节考虑比较周全，例如包括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伊斯兰教法律习俗的关系研究。古立克和波洛克在埃及期间，同政府的高层领导一起工作，对影响埃及政府和经济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了建议。尤其是在组织和控制公有企业方面，古立克警告埃及政府说，公有企业要想成功，必须依靠市场规则，而不是依靠政府拨款补助。1962年，古立克回国。此后的20年，古立克始终没有间断过有关公共管理的各种咨询服务。 1961年是一个标志。这一年，69岁的古立克辞去公共行政研究所所长一职，这标志着古立克时代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古立克仍然是研究所董事会的主席，这标志着他的思想依然在照耀着后人。1982年，古立克90岁时，被授予公共行政研究所荣誉所长头衔。为表彰古立克为公共服务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各种组织给他颁授了一系列荣誉，其中包括：全国城市联盟颁发的杰出公民奖(the Distinguished Citizen Award)、美国公共行政协会(ASPA)颁发的25周年荣誉状暨德怀特·沃尔多奖(the Dwight Waldo Award)、国家公共行政学会(the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杰出服务奖(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地区规划协会颁发的国家计划奖(the National Planning Award)、政府研究协会颁发的格鲁恩伯格奖(the Gruenberg Award)。 1993年1月10日，在北卡罗莱纳州格林斯博罗(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的疗养院里，卢瑟·古立克逝世，享年101岁。
古立克的继任者，后来的公共行政研究所主席和纽约市政行政官员莱尔·菲茨(Lyle C. Fitch)总结说，古立克的成就和他的影响力来自于他高贵的品质：①他的正直，来源于他的家庭的熏陶和他的传教士父亲在他成长阶段的影响；②深厚的公共行政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来源于大学和研究生阶段他对政治科学的专注，来源于他与市政研究局的合作，后者成为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先驱；③他对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兴趣，特别是物理和数学；④他对改革的期望加上他对组织和组织行为的兴趣。这在很多有关组织、委员会的提议以及政策建言中都有体现。 卢瑟·古立克既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公共管理践行者。他到处演讲，促成了众多有影响力的公共组织建立，并活跃于其中，诸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公共行政情报交流所、美国公共行政协会、国家公共行政学会、国家计划协会，都有他的身影。他曾经说过，他是幸运的，历史给了他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著述并不多，但处处流露着真知灼见。他自己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学科理论的建树者，而是一个现实管理的跋涉者。他对自己评价道：“我主要的责任不在于发展一套完善的科学体系，而在于在政治上说服决策者们在政府管理上做出明智的进步的决定。”所以，他更乐于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用于实践，而不是去著书立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多数是他发表的演讲稿。1980秋，年近九旬的古立克还在为国家公共行政学会作题为《时间和公共行政》的演讲。即便是已经发表的文稿，也很少有严肃呆板的学究气，而倾向于开放随意的随笔。尽管古立克不重视写作，然而，从1920年他的博士论文开始，70年的学术生涯，已经积淀了厚重的贡献。1990年，德克萨斯A&M大学的名誉教授保罗·莱珀(Paul Van Riper)对古立克的文献进行过汇总统计，总数如下：大约20本书籍和研究报告，160篇发表的论文，250篇评论、演讲和建议稿，200多页他人转录的古立克口述的回忆录，大量的信件和部分诗歌，大量的便签、备忘录以及手稿，这些给公共管理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经典《管理科学论文集》的诞生 在古立克的学术贡献中，1937年出版的《管理科学论文集》(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正是这本著作，使人们把古立克和厄威克看作管理过程学派的第二代传人。 这本论文集包含了11篇论文。其中包括：古立克本人的《组织理论笔记》(Notes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和《科学、价值观与公共行政》(Science, Valu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英国管理学家厄威克的《作为一个技术问题的组织》(Organization as a Technical Problem)和《行政职能》(The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on)、时任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的穆尼(James D. Mooney)撰写的《组织原则》(The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法国管理大师法约尔的《国家管理理论》(The Administrative Theory in the State)、家族公司总裁丹尼森(Henry S. Dennison)的《政治科学工程发展的需求》(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Engineering)、哈佛大学的亨德森、怀特海和梅奥(L. J. Henderson, T. N. Whitehead and Elton Mayo)撰写的《社会环境的效应》(The Effects of Social Environment)、女学者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的《控制过程》(The Process of Control)，还有约翰·李(John Lee)的《功能实现的两面性》(The Pros and Cons of Functionalization)、格兰库纳斯(V. A. Graicunas)的《组织中的关系》(Relationship in Organization)。 前面已经说过，古立克并不看重著述，但是，他在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工作中，深感管理学理论著作的散乱和缺乏。尽管当时已经有了不少管理方面的论著和大量文章，但是，有些很有影响、很有水准的文章却没有出版和发行，不仅迫切需要它们的读者难以寻找，就是古立克手下的学者也无法查阅。于是，古立克便下决心编辑这样一本论文集，以方便研究者和学习者。这本论文集的入选原则是，凡能够在图书馆方便查找得到的著作，哪怕十分权威十分有影响也不收录。例如，在管理学界影响极为广泛深远的泰罗以及科学管理团队的大量著述，以及公共行政学早期人人皆知的经典文献，因为能够很方便地找到它们，所以统统不在收录之列。正如古立克在前言中说的那样，“这些论文里不包括出自F. A. 克利夫兰、查尔斯·比耶德和A. E. 巴克这些名人的著作中的任何论述；也不包括W. F. 威洛比、伦纳德·怀特、马歇尔·迪莫克和约翰·高斯的任何文字，因为他们近期都出版过行政领域的专著或者论文，感兴趣的人们都可以方便地获得。” 但是，古立克并不是借用那些生僻而名不见经传的学者来显示自己的高深，他不是那种躲在书斋考订佶屈聱牙学问的人，他所收录的文章，没有公开发行只是前提，更重要的是必须在组织管理方面具有真知灼见。因此，当时在美国备受冷落的女学者福莱特，进入了他的法眼；立陶宛血统的管理咨询师格兰库纳斯，如果没有古立克的重视，他关于组织关系与控制幅度的论证，恐怕只能湮没在浩如烟海的管理文献中；即便名声如雷贯耳的法约尔，他的《国家管理理论》，也是通过这一论文集才首次被译为英文介绍给美国人。最有代表性的，是家族企业家丹尼森。他虽然是丹尼森公司的总经理，但却对社会公益和工人心理十分重视，他最早提出了以“思想一致”组建工作团队的组织结构改革思路，最早实行工人参股和利润分享制度，最早提出了新型商业伦理的建设原理，所以，丹尼森的思想不仅在管理学上，而且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都有独到的贡献。按照雷恩在《管理思想史》中的说法，丹尼森提前10年预见到后来行为主义者的观点。至于被德鲁克誉为“管理学先知”的福莱特，更是在50年以后才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从论文集的选择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严重弱视导致阅读速度非常慢的古立克，其学术眼光实际是很犀利的。而厄威克在管理思想归纳、梳理和品鉴方面的贡献，使其成为古立克的合作伙伴和共同主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本论文集的著作权人，是在没有任何版税和酬劳的情况下同意其作品被收录的。也许，在古立克的内心深处，编辑这本论文集，是在寻求不为任何金钱目的而探索学术真谛的同道。 在这本论文集中，分量最重的，当属古立克的《组织理论笔记》。如果说，古立克在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为公共管理的实践做出了贡献，那么，真正让古立克载入管理学理论史册的，则是他这篇《组织理论笔记》。这篇文章至今依然是组织理论的经典，然而它的问世却是一个偶然。没有这种偶然，古立克是不会写出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当时，古立克正在编辑这本《管理科学论文集》，负责这本论文集具体编辑事务的公共行政研究所图书馆员格里尔(Miss Greer)，坚持要让古立克为这本论文集写个序言，不喜著书的古立克只好答应了。在格里尔的热情督促下，于1936年盛夏的一个下午，在纽约布朗克斯维尔(Bronxville, New York)的古立克家的后院里，他要赶快完成这篇文章，天太热，古立克脱掉衬衫，坐在一棵树下，关于组织的各种想法在脑海里跳跃、翻滚，他滔滔不绝地口述，旁边坐着打字员记录，一气呵成。看来，传世之作并不一定出自精雕细琢，然而，却毫无疑问是来自厚积薄发。后来，这篇最初是打算作为序言的文章，却成为论文集的压轴稿件。仅仅以篇幅而言，这本总共195页的论文集，古立克的开场首篇就达45页。实际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后院树下口述的原始记录，其后做过修订补充。根据英文出版说明，这篇文章是1936年12月作为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备忘录准备稿，而且在1937年6月进行了修订。显然，在将这篇名作收入《管理科学论文集》之前，起码经过了两次以上的修改补充。 古立克认为，论文集中收录的这些管理学文献，说明了管理学的科学性。因为它们都是十分严谨而且对管理活动的科学本质感兴趣的学者所撰写的，这些学者独立从事研究，没有往来，不是出自一个学术共同体，互相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有的甚至不知道其他同行的姓名。这同当代那种学术圈子已经形成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局面大不一样。但是，“在这些文章中，那些用来阐明理论的分析、名词术语和假设，惊人地相似和一致，这无疑是很重要的”。由此，古立克得出他的推论，管理学应该而且能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被广泛接受的管理理论”。所以，古立克希望通过这本论文集，“能够促进对管理的分析，帮助形成标准的名词术语，鼓励他人对论文关于管理的假设提出批评，指出需要探索研究的方向”。 这本论文集出版后，一直在学界有很高的评价，凡是研究管理思想史者，都少不了要提到它。因为它确实汇集了当时最有思想、最具眼光的管理研究成果。当时影响最大的管理学著作，如泰罗、法约尔等人的作品，固然是当时的权威，但只有再加上这本论文集，才能完整地展现当时的管理学学术风貌。 论文集在出版10年后，于1947年再版，古立克又为它写了再版序言，说：“在第一版出版发行之后的10年中，我们对于管理的艺术和科学的理解又有了很多发展。显然，这本论文集仍然值得关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有思想的人们意识到，文明的发展取决于组织、协调，取决于对人类事务的负责任和有意图的管理，也就是取决于管理的科学和实践。这版论文集除了省略了某些插图的彩色部分，缩减了页面的尺寸之外，和原版相比，基本没有改动。但是我们不需为此而感到内疚，因为没有它，任何现代政府、商业、科学或者社会都将不复存在。” 时至今日，尽管管理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古立克的时代，但是，《管理科学论文集》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并不因时光流逝而逊色。相反，它成为一个里程碑，一个学术标志，一个由科学管理时代过渡到行为科学时代的分水岭和聚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