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 陈楠 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国家像美国的金融部门这样浪费钱财，错误的风险控制等问题在宏观范围内至少让我们损失了几万亿美元，而政府还在不停地浪费钱财，这和美国私营部门损失的钱财根本不是一个等级。实际上，损失的不仅仅是美国社会。此次金融危机印有的是“美国制造”的标签，美国不仅出口商品，还向世界出口打包过的房贷以及经济萧条。 信息必须完全公开并不在旧有经济学理论的几项关键假设之中。但即使只是很小一部分的信息不完整，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垄断的力量，破坏均衡竞争，打破单一价格的制定法则。比如金融市场就无法做到完全的信息有效公开，否则个人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中得到免费的信息，而不是花钱投资购买信息。 金融只是让人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金融机构可能会为他们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而感到骄傲，认为自己已经是经济的核心了，但是作为经济的主要部分，金融应该是为经济发展增添助力，而不是囊括了其40%的收益还做得很糟糕。 2003年兴起的抵押信贷市场建筑在了“房价将永远上升，而利率将不会升高”的信条上。金融机构让人们只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可以获得多少收入，而不用为支付的贷款利率担心，每年年底购房者都会比年初获得更多”。我也希望生活可以变得这么容易，但是我们应该对此表示怀疑。银行家们不这样想，他们通过其中的各种费用赚了很多钱。 当人们质疑金融机构明明知道相互关联的后果，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时，他们的回答就是“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个家伙会破产”，但如果你问他们赌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赌那些家伙可能会破产”。其实当他们说“我不相信谁谁会破产”的时候，整个市场都在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银行家们非常清楚，要想获得高回报，要么工作更加高效，要么承担更多的风险。他们知道比别人都聪明很难做到，而承担更多风险就容易多了。他们选择后者，那么什么方式会承担更多风险呢？利用杠杆效用。金融机构这样做无非是两种原因：他们确实不知道风险有这么大；或者他们知道，但是觉得自己能够欺骗投资者，认为后者比他们更笨。也或许两者都有。 “不仅仅是经济出现了‘自由落体’，经济学理论也在‘自由落体’。希望此次危机给人们带来的警示能够让我们再次思考，并从过去的经济学理论以及经济政策中寻找到更好的方法。”3月1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表示。 斯蒂格利茨1943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小城，和萨缪尔森是老乡——后者曾称其为“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24岁时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两年后即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36岁的斯蒂格利茨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93年，他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于1995年6月担任该团主席。1997年，斯蒂格利茨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斯蒂格利茨和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一起，因对信息经济学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在，他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在这场名为“经济危机对经济学原理以及政策的影响”的演讲及此后的问答中，斯蒂格利茨绕开了“宏观经济在未来的大体走势”等热点问题，而是讲起了普遍认可的标准经济学原理以及经济政策在危机中是如何破绽百出的。 “市场有效理论忘记了信息必须完全公开这个假设” 《商务周刊》：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在近几十年来一直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本轮危机的产生究竟是监管环节的玩忽职守，还是基础理论本身的缺陷？ 斯蒂格利茨：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引发了本轮危机？长久以来，人们把一般经济学原理成立的前提条件设定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理性的，企业追求收益与价值最大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一系列前提推导出的最重要结论是，市场均衡是基本有效的，一些问题，比如市场失灵、污染等我们都不用费心去解决，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模型中，市场是有效的，也就是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t，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如果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再加上其可以自我修复，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 标准理论的另外一个含义是不均等在社会中是可行的。任何已经存在的物质，其在社会中都是不均衡的。我们之所以拥有“不均衡”的属性，是因为这种不均衡也为社会提供了激励作用，激励非常重要，因为收入的不同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如果我们想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使其更加均衡，就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 但危机让这一理论显现出了裂痕。首先就是，这些假定很难与现实观察到的现象挂钩。我想重点强调在业主、投资者、金融机构以及企业管理者方面表现出的显而易见的不合理。金融机构的高管们也承认他们错在利用了这些不合理，即企业和政府的错误决策以及投资者的无知。我认为他们做得很糟糕，而且非常愚蠢，当然也是不合理的。而他们总是沉湎于自己编造的虚假言论。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市场机制并不是有效的。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国家像美国的金融部门这样浪费钱财，错误的风险控制等问题在宏观范围内至少让我们损失了几万亿美元，而政府还在不停地浪费钱财，这和美国私营部门损失的钱财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实际上，损失的不仅仅是美国社会，整个世界都在遭受严重的损失。有一个玩笑的说法，此次金融危机印有的是“美国制造”的标签。美国不仅出口商品，还出口打包过的房贷以及经济萧条。数字显示，美国“出口”了大概40%的次贷，其中大部分都“出口”到了欧洲。 《商务周刊》：您所代表的信息经济学是如何有别于新古典综合流派，来诠释此次危机发生机理的？ 斯蒂格利茨：市场中的经济行为很难与基础理论中描述的相符。那些金融机构高管在整个社会都面临巨大损失的时候，依然拥有很高的个人回报，即红利，但实际上他们是对社会巨大损失负大部分责任的人。而在基础理论中，个人酬劳是要与社会回报相符的。这是对收入分配基础原理的破坏。 我在个人有关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中强调，信息必须完全公开并不在旧有理论的几项关键假设之中。市场之所以无法实现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t)，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确实未曾出现过，所以我们才看不见。另外，对个人利益的急功近利，即银行家的贪婪，也不能给社会带来福利。 即使只是很小一部分的信息不完整，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垄断的力量，破坏均衡竞争，打破单一价格的制定法则。比如金融市场就无法做到完全的信息有效公开，否则个人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中得到免费的信息，而不是花钱投资购买信息。与之类似的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不完整竞争以及创新理论，他认为就是因为不完整竞争的存在才使得市场有了创新。 一些潜在概念也可以支持市场并非有效的论点。首先，信息是与其他商品不同的；其次，市场充满了内部代理问题以及外部性问题，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社会回报和个人酬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市场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指金融行为中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向第三方溢出的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显得很重要。在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我们的行为是无法影响价格的，但在信息经济学模型中，这是有可能的。在金融市场中，我们整合信息，判断哪些是好的项目，哪些项目是糟糕的，所有都是在与信息打交道。在标准理论中，信息的重要性被忽略掉了，所以这是不对的。而金融市场的失灵对于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外部性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金融市场从来没有给过人们——至少是穷人——恩赐” 《商务周刊》：本论危机发轫于美国的金融领域，您对此的解读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这不是第一次危机，实际上金融市场在重复失灵，我们的救市措施也在不断重复。证明金融机构犯错的证据就反映出了其备受批判的社会角色——在一个很低的成本下进行资本分配以及风险控制。实际上，在金融市场中，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在危机之前，公司每年全年40%的收益都因为要支付高额的交易成本而流向金融领域。金融领域完全搞乱了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金融只是让人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金融机构可能会为他们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而感到骄傲，认为自己已经是经济的核心了，但是作为经济的主要部分，金融应该是为经济发展增添助力，而不是囊括了其40%的收益还做得很糟糕。 自1980年代开始，金融违规现象流行起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执政期间，全球大约发生了125次危机，过去从来没有哪一段时期发生过如此密集的危机。如果我们看资本主义史，频繁的金融危机一直在重复的出现，只除了在战后一段40年的历史中有所缓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金融规则被严格遵守。实际上，我们在那一段40年的时间里，不仅预防了危机的发生，也使得经济发展进入高峰期。所以政府监管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是错的。我从中得到的经验是，规则制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经济良好运行的要素之一。 此外，这种不合理也导致了信贷从鼎盛到泡沫破裂循环的重复出现。第一次大的信贷循环发生在很多年前，泡沫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不断地破裂，最终遍及全球。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策制定者，比如美国的格林斯潘、伯南克等人认为，那只是历史，我们现在已经比75年前变得更加聪明了。他们说：“现在是新经济时代，我们的人才都非常聪明，那些都是历史，我们不用为此担心，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根本不会有泡沫破裂的可能。”而在别人质疑的时候他们则强调，我们的经济没有出现泡沫，就是一点小泡泡。 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原理没有说过经济不能出现泡沫。实际上，在符合理性预期假定条件时，经济仍有可能出现泡沫。 《商务周刊》：市场的不合理性，特别是在房屋抵押按揭贷款市场是如何体现的？ 斯蒂格利茨：市场的簇拥者们忽略了来自已有原理以及历史的教训，理论不是只关注其精要处，更应该强调数据、定量的重要性。此外，他们关注的重点总是第二、第三重要的，比如通货膨胀等问题，而忽视了最重要的——由金融体系崩塌带来的损失。结果就是，他们总是热衷于非常规的操作，进而隐藏了分配结果。比如，在破产时把财产优先获得权给拥有该公司衍生产品的申请人，比起其他申请人，衍生产品申请人将在财产再分配中获得最多的财富。而这个(非常规操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被讨论过。 市场不合理的例证之一就是，2003年兴起的抵押信贷市场建筑在了“房价将永远上升，而利率将不会升高”的信条上。这种关于楼市的说法真是非常“创新”，我把这种运营模式叫做谎话连篇。他们还有一种低交易成本的说法，就是人们都认为交易成本太高很不好，所以他们将标语改成“降低交易成本”，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交易成本。 此外，金融机构还让人们只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可以获得多少收入，而不用为支付的贷款利率担心，每年年底购房者都会比年初获得更多”。那些银行家们说，不用担心，(房贷)是无足轻重的细节。一旦你的房价上涨，你将变得更加富有；你的房子越大，你越有钱，所以借贷尽可能多的钱吧。实际上，银行通过其中的各种费用赚了很多钱。费用都是依据贷款额度而定的，贷款越多，费用越高。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大赚其钱，还不用担心是否会返还，因为一旦出什么问题，那也是别人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系统”。 但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采取审慎、怀疑的态度。他们这样做凭借的是什么？毕竟从经济的角度讲，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他们就是在描述一顿免费的午餐：尽量借贷吧，住进大房子，并且在一年之后变得富有。我也希望生活可以变得这么容易，但是我们应该对此表示怀疑。不过很遗憾的是，那些银行家们可不这么想。 房价确实在上升，但它不可能永远上升。而且即使在房价上升的时期，财富也仅仅是流向了上层极少数人的口袋里，而中层以及底层人因为通货膨胀，他们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是在降低的。比如2008年美国中产阶层的实际收入比2000年低了4%。这是实际收入下降的10年。 怎么才能让房价上升而实际收入下降还不被人们注意到呢？就要让利率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但也不会永远都这么低。而格林斯潘在2003年将利率调得如此之低，也从没想过这会带来什么麻烦。 另外一个问题是抵押贷款的形成。即使是风险控制专家也不懂什么是风险，也就是说即使是美联储的主席也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格林斯潘相信楼市，鼓励人们都贷款买房，还说如果你们早10年这么做就会获得更多的财富。可是10年前又有谁知道利率会降低到1%这个空前低的程度呢？格林斯潘把利率降得这么低，留给后面的只有一个走势——上升，因为它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了。 其实，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你为任何事物付的每一笔利息都是一样的，那么区分每一种贷款的就是它们各自不同的风险，人们会选择风险最小的方式。房屋抵押贷款的风险小吗？很明确的是，即使房价保持不变，利率的上升也会使得很多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也就是失去他们的家。而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事。2008年，大约200万美国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2009年又有200万美国人没了房子，而在2010年，预计将有200万—300万美国人因无法偿还贷款而丢掉自己的房子。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房子是主要的财产。所以在经济问题之后，我们还要面临沉重的社会问题。 在美国，有一个无追索权抵押贷款。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交纳100%的无追索权抵押贷款，当房屋价格下跌，你只要到银行交出钥匙，就可以走了，他们没有任何的追索权，最多就是把你的房子收回。但即使房屋价格上升，也不是借款人收益的时候，其实金融市场从来没有给过人们——至少是穷人——恩赐。 “衍生市场诞生是希望通过其复杂性来控制风险，但它恰恰制造了风险” 《商务周刊》：很多学者谴责美国金融的不负责任，主要是因为其将有毒资产证券化，打包送往世界各地，导致了本轮全球危机，您怎么看？ 斯蒂格利茨：证券化确实是不合理的。证券化现象最早出现在1990年代早期，当时我就开始担心这是否会是一个长久的灾难。关于证券化有三个教训。首先，就是对证券化的管理，要在不同领域投资，分散风险。有一个玩笑，说的是学生在看完第一个教训后就去华尔街赚钱，但是他们忘了还有第二和第三个教训。第二教训是每项投资的关联度越低越好，一旦利率上升，经济迟缓，与短期经济走势关联度高的股票价格就将下跌，而这就是正在发生的。第三点，证券化也带来了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Information Asymmetry)。证券市场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制造抵押贷款的人却不是那个在境况糟糕时承担最终风险以及损失的人，而是那些市场中的投资者。此外，全球化又给了其扩展至全球的机会，所以一个人打包了一个有毒资产，那么全球范围内的人都有可能买到它。 一些在楼市显而易见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上就很少有人注意了。旧有模型总是架构在房屋价格下降的可能性为零以及无关联风险的假设条件上。而实际情况是，一旦泡沫激增，很明显的，价格将极有可能出现下跌的情况；如果利率上涨，价格下跌也将影响很多甚至大部分市场。此外，模型总是低估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曾经是千年一遇的事情也会每隔10年发生一次。回顾过去，1987年股灾，当人们在计算当年损失的时候，用到的公式只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中在该领域用过一次。而1998年我们又一次因为资金管理问题而面临危机，短短10余年间我们就制造了两次危机，这应该引起关注。而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近年来的第三次危机。 模型的问题之二是人们相信新创造的金融产品正在改变世界，但是我们仍在使用的数据却是过去的，就好像事件发生的概率还没有变一样。现实是，它们确实改变了世界，危机发生的概率更高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糟糕了。
另外的问题是，将多种产品打包组合成复杂产品后，没有人能够弄得清这个复杂产品的潜在价值、资产是多少。此外，当我们想要更改抵押贷款的时候，还要考虑一级抵押贷款持有者和二级抵押贷款持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说，80%的抵押贷款由一级持有者持有，剩下的20%由另一个人持有。假设抵押贷款价值下降20%，相当于二级持有者手里的抵押贷款价值就冲销掉了，当一级持有者希望重新设置抵押贷款时，二级持有者认为自己可以赌一把，房价会升起来，不同意重新设置。让问题更严重的是，如果提供重新设置服务的服务商购买了二级抵押房贷成为二级持有者，他们只关心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二级抵押贷款，当一级持有者希望保住自己的利益想要重新设置时，只能通过改变法律，诉讼服务商迫使其做出改变，但是一级持有者不能改变法律。改变抵押贷款结构就上升到了政策制定的层面，所以很少有抵押贷款能够在证券化以后还可以因市场变化而做出调整。所以证券化给市场带来了很多风险。 《商务周刊》：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是为了冲销风险，它真正实现这一原始价值了吗？ 斯蒂格利茨：衍生市场还是不合理的。衍生市场的诞生是希望通过其复杂性来控制风险，但实际上它恰恰制造了风险。复杂的关系网，使得大多数产品都是互相依赖的。举个例子，A和B如果是相互关联的，A有B的资产，B也有A的资产，一旦出现问题是无法实现抵偿的，即实现衍生产品的原始初衷的。例如A破产了，B拥有A的资产，但是A没有B的，那么B将无法从A处得到任何偿付。当人们质疑金融机构明明知道相互关联的后果，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时，他们的回答就是“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个家伙会破产”，但如果你问他们赌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赌那些家伙可能会破产”。其实当他们说“我不相信谁谁会破产”的时候，整个市场都在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