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在充满活力的中国全面铺开业务
——独家专访日立中国总代表大野信行 文/本刊记者 陈 言 过去30年,引进外国资金技术是中国开放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改革开放的成功,让中国经济有了飞跃的进步。今后30年,一个在经济上逐步强大的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因素。众多的跨国企业已经把在中国能否取得成功,作为经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日立制作所是年销售额达1020亿美元的巨大跨国企业,其在中国有133家公司,有员工6.2万人。2009年4月,日立派常务董事大野信行来中国任总代表、日立(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经济》记者在2010年新年到来之前独家采访了大野董事长,他就其对中国的观察、日立总公司的经营新方针、在中国的战略步骤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我们从日立对华的观察、今后在中国铺开的业务,可以了解到跨国企业的最新动向,同样可以得出2010年中国经济将能够持续发展的结论。 目睹充满活力的中国 《经济》:大野信行总代表2009年4月来中国赴任,这半年多时间都去了哪些地方? 大野信行总代表(以下简称大野):除了沿海城市、中西部城市外,我还去了香港、澳门、台湾,总共加起来有二十多个城市。所到之处充分让我感受到中国的活力,亲眼看到了中国日新月异的成长。 《经济》:特别是大野总代表还担任了内陆省市陕西省及武汉市的经济顾问,在这方面的感触会更多。 大野:是的。不仅我担任了陕西省及武汉市的顾问,日立总公司原总裁庄山悦彦出任了广东省和重庆市的经济顾问,我也有幸和庄山先生一起去了重庆,和地方上的领导有不少交流。 《经济》:作为一位企业家,大野董事长是如何看待这些城市的特点的? 大野:到重庆后,我们看到这里正在加大对IT行业的投资。一些外国企业也积极地响应了重庆地方政府的号召,把企业搬到了这里。该地政府对我们说,一家年产2400万台电脑的组装厂已经在这里落户,一家著名的跨国企业准备在这里建设汽车组装厂。有电脑、有汽车企业在这里大规模投资,重庆的发展是很可以期待的。 我也去了西安。我知道这里有不少大学,教育水准、学生质量都很高。那里也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IT方面,我想有这么好的大学,开发软件应该是很有条件的。 当然,我也去了武汉,这里同样有着IT、软件、汽车行业。一些日资企业已经在这里经营了很多年,特别是汽车企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经济》:这些城市让您感受最深的特点是什么? 大野:我看到这里有大量的优秀人才。从人力成本上看,如果从事软件开发的话,这些地方的成本要比北京上海低三成左右。我想所有跨国公司都会看到这个特点,感受到这里的魅力的。中国经济上的活力,应该有很多来自这里。不到内陆城市去亲自考察,是很难了解中国经济全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正确判断的。 中日企业联合的新方向 《经济》:中国沿海及内陆有这些特点,那么,在经济方面中日之间今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大野:日本已经将大量的制造方面的工作拿到了中国,中国本身也在积极从事各个产业的投资,一些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这个工厂需要把产品推销到全世界,今后中日共同以世界为对象从事市场开发、研制、生产的阶段就要来临了。 过去是日本企业以日本市场为对象从事研发及生产,后来把产品出口到了其他国家,再以后是到中国等国家从事生产,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国。但今后将会出现日中企业联合,我们相互之间取长补短,通过这样的组合来拓展一个新的市场。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建立“战略互惠关系”。 《经济》:这种战略互惠是从源头,从研发开始做吗? 大野:我们在日本总公司那里有自己的研发部门,以前主要开发面向日本及欧美市场的产品。今后不能只看日本、欧美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因为这里才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在这里研发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整个世界都会有竞争力,有着更大的市场。 《经济》:日立集团在中国的具体专长在哪里? 大野:有三个领域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我们在电梯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建设机械,如挖掘机等等有着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在自动存款取款机方面我们的市场占有率约50%。 《经济》:除了电梯、建设机械及存取款机以外,大野总代表上任后,把工作的新重点放在了哪些方面? 大野:不仅是我自己,我的前任长野总代表已经对日立在华今后的经营方向作出了规定,这就是总结我们过去的成功经验,今后在环保节能方面做出我们的特色。 我们非常赞同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的理念。在节能环保领域,我们拥有在日本经过多年积累起来的尖端技术、产品及丰富的经验,并且已经开始把这些用到中国,今后还会更加扩大我们在这方面的业务。 百年日立积累了大量的新技术 《经济》:日立何以能有这些技术? 大野:2010年日立创业一百周年。一百年来,日立走过了与日本经济共同发展的道路。在日本最需要电力、铁路、工厂的各种制造设备的时候,日立从事了相关机械设备的制造。此后,家电成为日本消费者的需求,日立也及时扩大了生产内容,开始生产电视、洗衣机、冰箱、空调,等等。再以后信息革命到来了,日立开始生产电脑、半导体零部件;在汽车成为产业中的一根支柱后,我们也从事汽车零部件的制造。百年来,日立不断地拓展了自己的业务内容,成长为一家综合电机厂家。 《经济》:我们常听说,你们的很多产品代表了日立的综合制造能力。 大野:是的,比如日本的新干线。我们可以制造新干线车辆,又是新干线控制系统、车票销售系统的提供者。记者可能在东京看到了,时速在200公里以上的新干线,每几分钟就会从车站发出一辆。一旦遇上问题,需要马上调整运营。自1964年新干线开始运行以来,从未发生过由于运营者责任造成乘客死亡的事故。 购票系统也一样。旅客既可以去售票口买票,也可以用手机或者是通过电脑网上订票。一到节假日,数千万人需要在短时间内在日本国内移动,日立的售票系统保证了整个售票工作的稳定顺利。这里需要高度的信息处理技术。 《经济》:百年来的技术积累,让日立有了厚实的技术实力。 大野:日立的发展与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这一百年在技术方面的积累是日立一笔巨大的财富。 四大方针让日立走向新的百年 《经济》:2008年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日立在经营上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日立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大野:2009年4月,川村隆先生出任日立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拿出了克服眼前的困难以及走向新百年的一整套经营方针。 《经济》:具体地说有哪些方针? 大野:川村董事长兼总经理拿出了四大方针。 第一是着力发展融合了社会基础设施领域的技术与IT技术的“社会创新事业”。日立在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拥有尖端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同时,日立还拥有可靠性很高的IT技术。日立的核心事业就是将这两方面融合的社会创新事业。 这方面我们采取了让已经上市的子公司再次成为日立完全子公司。记者可能知道,日立集团内有900多家企业,有些企业和总公司一样在日本股市上上市。让那些能在技术革新融合中发挥很大作用的企业成为日立的完全子公司,日立就能够更加专注发展社会创新事业了。日立已经准备在2010年早些时候使日立软件、日立信息系统、日立系统服务、日立工业设备及日立麦克塞尔等成为日立的完全子公司。 《经济》:从内容看,主要是在IT、社会基础设施及电池领域很有经营资源的企业要回归日立总公司了。 大野:是的。 第二是更重视经营利润。那些收益低、经营上出现了赤字的业务,该处理的要处理。因为日立要下大决心整顿,所以到2010年3月底为止的2009年财年,日立的总销售额会出现一些下降。 第三是公司经营要更重视资产负债与现金流。今后日立将更加重视资金流动性,增加自有资本,增强财务体质。 第四是推进全球化发展。目前,日立在日本以外的海外市场的营业额大约占整个集团营业额的40%多。2012年的目标是提升到50%。说到全球化,过去通常是指去美国、欧洲投资,我想新的全球化该加上中国、亚洲,而这样的全球化才刚刚开始。 将来中国业务要占到日立总量的五分之一 《经济》:大野总代表是日立派到中国来的总代表,在加大全球化步伐的时候,中国业务是否有具体要实现的目标? 大野:中国市场营业额占日立集团整体营业额的11%,我的目标是把这个比率提升到20%。 《经济》:翻一番? 大野:这意味着日立绝对不能靠把产品卖给中国来实现这个目标。我刚才已经谈了与中国企业联合的可能性。日立将和中国企业一起在这里研究市场,开发新产品,在中国进行生产。而且需要我们和中国企业一道去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这需要我们有全新的概念,巨大的勇气。只有做到了这点,我们才能具有全球竞争力,开拓出新的市场。 在中国全面铺开日立业务 《经济》:回过头来,谈和中国企业的合作,这首先要向中国企业说明日立的技术、经营特点。 大野: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节能环保集中代表了日立的技术特点。 我们正在全力向中国各个层面说明我们的技术及经营特点。2009年11月8日,在北京展开的“第四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上,日立向与会者介绍了日立的相关技术。我们非常赞同中国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低碳社会的理念,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是可以拿到中国来的。 特别是在综合论坛上,我们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了《关于资源循环与低碳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今后三年里,日立将在国家发改委的指导下,在资源循环和低碳经济领域开展技术交流、选定示范工程、开展合作研究活动。据我所知,一家企业能和发改委签订这样的备忘录,以前空中客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及微软做过,日本企业中我们是第一家。 《经济》:我还是想问日立具体在哪些方面准备与中国合作。 大野:比较大的有五个方面,新能源、智能电网、铁路、水处理及家电、消费电子产品循环使用。可以说是全面展开对华业务。 三点感触 《经济》:看得出来,在过去9个月的时间里大野总代表对中国经济,对日立(中国)的发展方向已经有了很深的理解,在企业战略方面胸有成竹。换一个方式,我想从宏观方面再问一下大野总代表,您对中国印象有哪些特别的强烈? 大野:可以说有三点。 第一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稳固发展。中央制定的政策能很好地贯彻下去。而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在互相比试,看谁发展得更快。这里面有竞争的部分,也有合作的成分,这是我看到的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特点,在遭遇不景气时,中国出的对策不仅快,而且有实效。 《经济》:从应对危机的能力、信心看,中日可能有不少不一样的地方。 大野:第二,我接触到的中国官员特别好学,他们对政策、对欧美日本的情况非常的熟悉,尤其是对国外的成功经验有着很准确的把握。我想这是官员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能够让政策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 第三是我真切地看到了中国国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想这和中国国民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生活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在需要家电的时候,家电走进了国民的家庭,现在更多的国民在走向汽车、私家住宅阶段。只要认真努力,就能买到汽车、买下房子。人们努力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而在国外一些经济已经成熟的国家,人们似乎失去了努力目标。国外有些人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我从自己亲眼看到的中国,感受到的中国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在向内陆发展,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的出现,让中国有了持续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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