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比较所有权优势”
视角下的中印企业解读
为什么印度企业通过国际化，比中国建立了更强的竞争优势？我们将国际贸易的核心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与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IL)进行创新整合，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的“比较所有权优势”理论，试图解释这一现象，并提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
我们超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资源要素禀赋可以不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可以将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通过内部化整合在一起，进一步提升所有权优势。因此，我们理论中的内部化优势也不仅局限于交易成本理论，后发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不仅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的缺陷，还能整合全球资源，比国内企业创造更多的所有权优势。从这个层面上说，后发企业的国际化不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充分释放、榨取所有权优势，取得李嘉图租；而是在国际化的内部化过程中增长自身的动态能力。这样，我们的比较所有权优势理论就克服了邓宁折中理论中一直为研究者所诟病的静态观点(见图1)。
邓宁的折中理论还有一项弱点是，其内部化优势仅关注交易成本，忽略了后发企业将不同国家异质性资源整合在一起的企业家精神。虽然这种综合过程可能需要痛苦的学习、消化过程，例如TCL、联想的国际化并购中“鹰的重生”，但可以使后发企业逐步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另外，我们的比较所有权优势理论也可以解释在全球产业链整合中如何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后发跨国公司可以内部化不同国家的资源，修正企业的价值曲线，比没有国际化的企业更快地切入蓝海市场。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本土跨国公司存在的理论依据：本土跨国公司同样可以通过国际化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不必依附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建立的国际产业链，也不能永远在其产业链分工中的最底端“讨一点残羹冷炙作奖赏”(见图2)。
提升中国企业
全球比较所有权优势之道
2009年的伦敦G20峰会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国际关系正在重新排位，各国根据自身的实力与话语权，重新在心理上矫正自己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英国首相布朗在峰会后称“新的国际关系已经诞生”。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记者感叹：“仅仅在上次G8会议上，中国还只是一个二流国家，它还仅仅被邀请来喝(正餐之后的)咖啡。今天—2009年4月2日，中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第二大超级强国”。
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地位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相称吗？在全球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浮现的今天，中国企业的全球战略，需要根据环境变化寻求新的思路和新的战略：
政府应开放对外投资，简化海外投资管理，克服“丫鬟心态” 很多外汇管理制度都是在我国外汇紧缺的历史环境下制定的，不能适应今天企业的需要。我们有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如果由创汇企业自主管理，肯定可以更加高效，增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最近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国内企业的海外支出，简化了地方政府批准1亿美元以下海外投资的程序。这还不够，应尽快建立起市场化、法律化的海外投资管理体制，本着公开、公平、竞争、企业自主的原则改进外汇管理制度、进出口管理体制，在融资体系上支持企业海外投资。同时，鼓励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可以减少国家外汇储备集中美元资产的巨大风险。
从更广的角度看，正如谢国忠所言，中国政府对各种对外投资的限制是典型的“丫鬟心态”，使企业局限于国内市场、只能用扩大产能的办法实现成长，只能在OEM中赚些小利，不能像印度企业那样通过积极的海外并购提升竞争力。单纯的产能扩张只会浪费资源，提高国际资源的紧缺程度，逼迫中国企业在海外高价买资源。中信泰富[17.72 1.84%]是第一个牺牲品，相信不会是最后一个。
呵护企业家精神，反对“义和团心态”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环顾当今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拥有广袤的土地、勤劳而聪慧的人民以及确保中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企业家队伍。但这些潜力却被误入歧途的发展战略浪费掉了，这一战略以牺牲消费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用政治权力来压低成本，而不是凭借市场机制来增加收入。”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印度的所有比较优势更能得到其市场化经济制度的支持。在全球经济衰退之际，我们更应强调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如果不能让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充分释放，同时提升国营企业的竞争意识，中国很难培育出一批能与印度媲美的企业精英。相反，如今中国以国有大型企业为国际化主力军，大举兼并收购，对东道国会有一种政府在背后支持的“掠夺”之感，不仅意识形态上的阻力大，而且也会刻意大幅提价，造成额外损失，这在资源型并购中有明显体现。
同时，在国际并购中要警惕“义和团心态”。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对外投资，要克服虚无民族主义式的“不高兴”。殖民地时期的自卑感至今影响中国企业家对国际并购的成功期望。国际并购不能像兽首拍卖案那样不遵守游戏规则，而是应该冷静沉着、仔细估价，不能让日益增长、膨胀的野心或自豪感影响交易价格。塔塔集团2008年3月以23亿美元现金收购福特旗下的捷豹和路虎，现在来看就有些价格过高了。
学习印度政府开放服务业的措施 要解除国家对电信、银行、航空等行业的垄断，推动民营企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型，鼓励民营企业平等进入以钢铁行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技术升级。从我国的海外投资格局看，随着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民营企业有着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越南、非洲等落后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出口替代”趋势，但这种相对于越南、非洲等本地企业的比较所有权优势只能维持较短时间。政府通过开放服务业，可以使民营企业向高端产业升级而非向其他落后国家平移，进一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全球衰退凸显出改变本国经济结构的必要性。目前，制造业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72.5%，而服务出口仅占14.8%，我国应抓住全球衰退的经济机会，重组我国偏重的产业结构。
通过合纵连横的联盟战略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 学习战国时期各大国为拉拢他国而进行的各种外交、军事上的合纵连横策略：合纵，就是中国跨国企业与其他发展中跨国企业联合来，共同对付强大的老牌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阻止这些老牌跨国企业兼并、挤压弱小后发的跨国企业；连横，就是利用老牌跨国企业对中国跨国企业的拉拢、合资合作，共同进攻另外一些国家。例如最近阿塞洛-米塔尔在多次跨国购并后，在全球钢铁需求下降20%的今天，有着一定的还债压力，通过像力拓(Rio Tinto)那样与中国达成交易来融资就是其中一种可取的选择，而宝钢、鞍钢如果能借机参股阿塞洛-米塔尔，可以学习其善于跨国购并的比较所有权优势以及全球认可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是双赢的合纵连横策略。
强化对产业链的向下整合 在海外购并中，目前中国企业还是以向上整合、服务本土市场为主，资源性购并成为首选。但要像印度企业那样参与国际竞争，还必须向下游行业渗透、加强与下游运输、物流、营销及研发方面优势企业的合作。同时积极捕捉能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的横向并购机遇。同时，资源型投资应从“海外买矿—运回国内生产—转销海外”的本土化运作，向“资源地生产—海外销售”的全球化布局转型。同时，以培育“战略客户”的思想在不同产业链探索多种合作关系，如长期协议、战略联盟、股权转让等，实现资源供给、技术开发、物流管理和加工配送等全方位的合作关系。
改变产能扩张模式，提升企业的国际能力 塔塔钢铁的经验表明，新兴市场的钢铁企业未必要通过产能扩张提升竞争力，提高自身产品技术的专业化和异质性才是建立国际竞争优势更可行的突破点。细究印度企业国际化的成功之路，至少有两个关键支点值得中国企业借鉴：其一是注意技术和管理革新。塔塔钢铁和米塔尔都长期在技术研发、员工培训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从提高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出发培育出的国际竞争力，远比廉价劳动力或资源地理优势更为持续；二是跨文化学习适应性。塔塔钢铁和米塔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族领袖的商业智慧，说明印度已有一批能驰骋全球商界的管理精英。这些智力资源有较强的跨文化适应性和学习动力，促进了印度与发达跨国公司的合作交流，加速其实现后发优势。虽然这样的企业文化特质不能一蹴而就，却是成长中的中国跨国企业值得学习的方向。
这是一个中国迅速全球化的时代。当政府与企业自身的历史意识开始觉醒，我们不能轻看印度领先建立的全球竞争优势。关键在于如何正确把握自身优势和不足，以超越国界的战略思维获取整合全球资源，从而实现自我超越。这也是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竞逐后发优势—我们称其为“比较所有权优势”的关键。
制度对“比较所有权优势”的影响
为什么印度企业与中国企业有着不同的比较所有权优势？除了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之外，制度的不同使印度企业建立了与中国企业不同的国际竞争优势。印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以私营(家族)企业为主，印度政府对资本市场干预较小，对缺乏有形资产的行业(如软件、生物技术、传媒)管制较少，这为创业者提供了发展空间。生物技术领域的百康生物制药公司 (Biocon)，软件企业Infosys等均是白手起家，没有任何政府背景，并获得了资本市场的重要支持。
印度的资本市场虽然并不成熟，但充满竞争。虽然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如中国开放、金融系统也没有中国稳定，但却有着比中国更市场化的法律体系、产权保护体系，以及更为自由的经济路线，更有利于为民营企业形成良好的经济环境，促进自由创业，实现经济增长。在国际化战略上，这种开放的制度结构更有利于企业在外向型投资与跨国购并中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