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熊 有话好好说 上世纪80年代初，从西方 “取经”归来的时任央视台长助理陈汉元告诉他的同事孙玉胜，“谈话节目”风靡国外。他所提到的“谈话节目”便是日后被广泛认知的“脱口秀”。那时别说是乡镇农村，城市里的一些人也才刚刚有了电视，人们习惯看着那个五光十色的黑匣子里传出笑语欢歌，谁忍受得了冗长单调的对白？孙玉胜显然不能理解这一切。 这个被束之高阁的概念直到十余年后才重回央视人的视野，但依然被作为试验和前卫的代名词——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是否能被观众接受，或现有的电视台工作人员能否担当。当孙玉胜看到录像带里西方主持人凭借机智和幽默将观众逗得前仰后合时，才发现谈话节目的魅力和热闹程度并不亚于综艺节目，而所谓的“现场”也并非新闻事件的专利。 孙玉胜动了心思，而他的另一个同盟者就是制片人时间。尽管依托着1996年央视改革的利好，但相对于通过招标“明媒正娶”的《新闻调查》而言，《实话实说》的诞生完全是计划外的“私生子”。孙玉胜为此辗转反侧，“长期的封闭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颇，需要沟通，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而面对未来，人们似乎永远处于选择之中，渴望答案……其实我们干的事儿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的”。 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创业团队在西单的一个四合院内开始了他们的脑力激荡，夜以继日地谈天说地。谈话节目尽管不是单兵作战，但谁也无法忽视主持人的关键作用，况且在短暂的中国电视史上又无这样的先例可循。在一轮轮走秀般的试镜之后，符合期待的合适人选依然悬而未决。“试了那么多，总感觉不如我们那个策划崔永元”，倒是团队主力乔艳琳无意中的一句话，让大家留意到这个在旁边“指手画脚”、“鬼点子多”的编外人员。 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第一期。主持人、嘉宾、观众、乐队，脱口秀四大件一应俱全。人们已经长久地习惯了沉默，认为电视现场是专属于主持人的舞台。直到崔永元调侃了一句“今天来了一批沉默的观众”，原本鸦雀无声的观众席上才有了些骚动，那个对他们无比陌生的话筒击鼓传花一样被递到手中。这种从看客到参与者身份的微妙转变，也使得《实话实说》极具开拓价值——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形态，它很早就昭示了即将到来的网络时代的用户特点：观众的体验性。 很多地方台受此启发，原本的“新闻立台”、“电视剧立台”的思路也有了撼动——新闻的生命力往往只有一天，但谈话节目则可以被反复播放；而且播电视剧无法让人记得是哪个电视台的专利，但是谈话节目却能稳固受众，品牌自身也能升值。各个地方台终于开始竞相效仿成本低廉的脱口秀，一夜间梨花遍开。在西方认知度最高的“中国脱口秀”《杨澜访谈录》的风靡，更诞生了音像、书籍等一系列衍生品。后来崔永元也评价说：“现在的谈话节目，就是被公认的低成本，电视台开了新频道没东西填空，就拿谈话节目填空，不是什么时髦的东西了。” 古代议事厅 回头来看，距离吉尼·格拉汉姆·司科特《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1999年)在中国出版已近十年，由苗棣翻译的这本书曾一度成为电视圈内的畅销读本，人手一册。但相对于“国外的脱口秀往往拿政治和性开玩笑或者幽默的表演，这对我们是不恰当的。我们既不能政治化也不能隐私化”。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初创时的《实话实说》有意规避了“新闻”，用一系列的亲民话题调动起场内场外无数人的表达欲望。突然之间，似乎说话和听人说话重新成为全国人民的爱好，压抑已久的渴望喷薄而出，为这档节目的迅速走红推波助澜。人们发现北京养鸟的老头、河北农村的大嫂也上了荧屏，而且无需彩排，如平常那样细碎着“该不该减肥”、“拾金不昧是不是美德”。这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性，让人们对其产生了虚拟的信任感，越来越孤独的人们不和左邻右舍说一句话，害怕马路上的陌生人，却愿意走上荧屏，讲讲自己的心事。 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实话实说》这个最初的朦胧构想最终成为中国电视业中颇有纪念意义的一个事件，这显然是一种话语权的开放。作为内地第一档脱口秀，在一段时间内，《实话实说》堪称是屈指可数的明星，一些人甚至因为它的播出时间而改变了周日清晨睡懒觉的习惯，例行公事一样等待这场与众不同的“戏剧”上演。 有人形容脱口秀就像古代的议事厅一样，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单向的电视传播模式得以部分消解，人际传播嵌入大众媒体，普通观众终于在电视上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电视和广播的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权威。它们像城镇社区集会场所，在这个日益数字化和原子化的地球村中把人们集合在一起”。 美国的媒介研究专家斯科特的看法则是：“脱口秀成为了一种供公众交流的通气口和渠道，因为许多人觉得他们找不到一个对话的对象，来对他们的想法作出自己的反应，幸好，他们在脱口秀节目中找到了一个由媒介明星和出人头地的公众人物组成的一个精英阶层，脱口秀既维护了这个阶层的观点的权威性，同时又通过轻松的方式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普通人通过与他们——场内和场外的交流，获得了一种沟通和提升思想的满足。” 押宝主持人 《实话实说》第6年，曾幻想着78岁还坐在演播室里主持 《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离开了，因为严重的失眠症，他选择用《电影传奇》来继续他的中年梦想与情怀。此时，策划过无数节目的孙玉胜也不由地搬出了那句老话，“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西方，脱口秀以主持人名字命名已成常态，《卡森的今夜谈话》、《拉里·金直播》(LarryKingLive)、《奥普拉·温弗里秀》(OprahWinfreyShow)都是如此。相对于新闻节目，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更具有主动性和控制权，这一度缓解了主持人职业上的困惑。作为脱口秀的主持人，显然要成为调动嘉宾热情的行家里手，如同导演一场戏，掌控好每个人的情绪表达。尽管可以发散开来以求思维碰撞，但又不能天马行空漫无边际，这就要求主持人必须成为一个好的舵手，善于煽风点火，又能稳操局面。西方的主持人被称为“anchor”(锚)，这个词还有个意思是“接力赛中跑最后一棒的人”，本身就强调其平衡和稳定的作用。 奥普拉曾经在自己的节目中，对观众直言，也许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生命的奇迹”，这一姿态更像是大海里的灯塔，为人指点迷津。这套以芝加哥的ABC为据点的黄金时段节目，除了拥有每周2000余万的美国观众之外，还在世界上超过105个国家建立起庞大网络。生儿育女、家庭理财、女性成长、家居布置……这些家长里短的话题均可以上得台面。她似乎时刻张开身上的每一个毛孔，来寻求身边的任何人与事唤起她的灵感。而在拉里·金面前，“仿佛没有摄像机镜头，他说的是他想说的，而非刻意向观众传达什么；他问的是他想问的，也非刻意要让观众知道什么”。 脱口秀改变了人们对主持人形象的一贯认知。从外形特征看，“奥普拉不算美女，也早过了妙龄”，步入老年的拉里·金即使在十多年前，他的长相是否合适做主持人也让制片人颇为犹豫。那个被推上舞台、偶然上镜的崔永元，凭借其似笑非笑的表情，更是一改中国电视节目中“新华体播音腔”的义正辞严与照本宣科，成为某种主持风格的代名词——老实讲话，又善于“抖机灵”。在回看第一期节目录像带时，孙玉胜形容他“看上去更像个大队书记”；而某位中央领导与其见面时的表达更为直接，“我很喜欢看你的节目，但原来觉得你的鼻子和嘴不在一条线上”，崔永元机智地回应，“现在也不在一条线上，只是您看习惯了”。这样的崔永元得以“受宠”的现象，甚至被解读为社会审美取向的变化。人们亲切地称他“小崔”，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他日后接手的另一档节目《小崔说事》。 大熊 有话好好说 上世纪80年代初，从西方 “取经”归来的时任央视台长助理陈汉元告诉他的同事孙玉胜，“谈话节目”风靡国外。他所提到的“谈话节目”便是日后被广泛认知的“脱口秀”。那时别说是乡镇农村，城市里的一些人也才刚刚有了电视，人们习惯看着那个五光十色的黑匣子里传出笑语欢歌，谁忍受得了冗长单调的对白？孙玉胜显然不能理解这一切。 这个被束之高阁的概念直到十余年后才重回央视人的视野，但依然被作为试验和前卫的代名词——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是否能被观众接受，或现有的电视台工作人员能否担当。当孙玉胜看到录像带里西方主持人凭借机智和幽默将观众逗得前仰后合时，才发现谈话节目的魅力和热闹程度并不亚于综艺节目，而所谓的“现场”也并非新闻事件的专利。 孙玉胜动了心思，而他的另一个同盟者就是制片人时间。尽管依托着1996年央视改革的利好，但相对于通过招标“明媒正娶”的《新闻调查》而言，《实话实说》的诞生完全是计划外的“私生子”。孙玉胜为此辗转反侧，“长期的封闭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颇，需要沟通，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而面对未来，人们似乎永远处于选择之中，渴望答案……其实我们干的事儿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的”。 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创业团队在西单的一个四合院内开始了他们的脑力激荡，夜以继日地谈天说地。谈话节目尽管不是单兵作战，但谁也无法忽视主持人的关键作用，况且在短暂的中国电视史上又无这样的先例可循。在一轮轮走秀般的试镜之后，符合期待的合适人选依然悬而未决。“试了那么多，总感觉不如我们那个策划崔永元”，倒是团队主力乔艳琳无意中的一句话，让大家留意到这个在旁边“指手画脚”、“鬼点子多”的编外人员。 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第一期。主持人、嘉宾、观众、乐队，脱口秀四大件一应俱全。人们已经长久地习惯了沉默，认为电视现场是专属于主持人的舞台。直到崔永元调侃了一句“今天来了一批沉默的观众”，原本鸦雀无声的观众席上才有了些骚动，那个对他们无比陌生的话筒击鼓传花一样被递到手中。这种从看客到参与者身份的微妙转变，也使得《实话实说》极具开拓价值——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形态，它很早就昭示了即将到来的网络时代的用户特点：观众的体验性。
很多地方台受此启发，原本的“新闻立台”、“电视剧立台”的思路也有了撼动——新闻的生命力往往只有一天，但谈话节目则可以被反复播放；而且播电视剧无法让人记得是哪个电视台的专利，但是谈话节目却能稳固受众，品牌自身也能升值。各个地方台终于开始竞相效仿成本低廉的脱口秀，一夜间梨花遍开。在西方认知度最高的“中国脱口秀”《杨澜访谈录》的风靡，更诞生了音像、书籍等一系列衍生品。后来崔永元也评价说：“现在的谈话节目，就是被公认的低成本，电视台开了新频道没东西填空，就拿谈话节目填空，不是什么时髦的东西了。” 古代议事厅 回头来看，距离吉尼·格拉汉姆·司科特《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1999年)在中国出版已近十年，由苗棣翻译的这本书曾一度成为电视圈内的畅销读本，人手一册。但相对于“国外的脱口秀往往拿政治和性开玩笑或者幽默的表演，这对我们是不恰当的。我们既不能政治化也不能隐私化”。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初创时的《实话实说》有意规避了“新闻”，用一系列的亲民话题调动起场内场外无数人的表达欲望。突然之间，似乎说话和听人说话重新成为全国人民的爱好，压抑已久的渴望喷薄而出，为这档节目的迅速走红推波助澜。人们发现北京养鸟的老头、河北农村的大嫂也上了荧屏，而且无需彩排，如平常那样细碎着“该不该减肥”、“拾金不昧是不是美德”。这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性，让人们对其产生了虚拟的信任感，越来越孤独的人们不和左邻右舍说一句话，害怕马路上的陌生人，却愿意走上荧屏，讲讲自己的心事。 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实话实说》这个最初的朦胧构想最终成为中国电视业中颇有纪念意义的一个事件，这显然是一种话语权的开放。作为内地第一档脱口秀，在一段时间内，《实话实说》堪称是屈指可数的明星，一些人甚至因为它的播出时间而改变了周日清晨睡懒觉的习惯，例行公事一样等待这场与众不同的“戏剧”上演。 有人形容脱口秀就像古代的议事厅一样，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单向的电视传播模式得以部分消解，人际传播嵌入大众媒体，普通观众终于在电视上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电视和广播的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权威。它们像城镇社区集会场所，在这个日益数字化和原子化的地球村中把人们集合在一起”。 美国的媒介研究专家斯科特的看法则是：“脱口秀成为了一种供公众交流的通气口和渠道，因为许多人觉得他们找不到一个对话的对象，来对他们的想法作出自己的反应，幸好，他们在脱口秀节目中找到了一个由媒介明星和出人头地的公众人物组成的一个精英阶层，脱口秀既维护了这个阶层的观点的权威性，同时又通过轻松的方式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普通人通过与他们——场内和场外的交流，获得了一种沟通和提升思想的满足。” 押宝主持人 《实话实说》第6年，曾幻想着78岁还坐在演播室里主持 《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离开了，因为严重的失眠症，他选择用《电影传奇》来继续他的中年梦想与情怀。此时，策划过无数节目的孙玉胜也不由地搬出了那句老话，“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西方，脱口秀以主持人名字命名已成常态，《卡森的今夜谈话》、《拉里·金直播》(LarryKingLive)、《奥普拉·温弗里秀》(OprahWinfreyShow)都是如此。相对于新闻节目，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更具有主动性和控制权，这一度缓解了主持人职业上的困惑。作为脱口秀的主持人，显然要成为调动嘉宾热情的行家里手，如同导演一场戏，掌控好每个人的情绪表达。尽管可以发散开来以求思维碰撞，但又不能天马行空漫无边际，这就要求主持人必须成为一个好的舵手，善于煽风点火，又能稳操局面。西方的主持人被称为“anchor”(锚)，这个词还有个意思是“接力赛中跑最后一棒的人”，本身就强调其平衡和稳定的作用。 奥普拉曾经在自己的节目中，对观众直言，也许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生命的奇迹”，这一姿态更像是大海里的灯塔，为人指点迷津。这套以芝加哥的ABC为据点的黄金时段节目，除了拥有每周2000余万的美国观众之外，还在世界上超过105个国家建立起庞大网络。生儿育女、家庭理财、女性成长、家居布置……这些家长里短的话题均可以上得台面。她似乎时刻张开身上的每一个毛孔，来寻求身边的任何人与事唤起她的灵感。而在拉里·金面前，“仿佛没有摄像机镜头，他说的是他想说的，而非刻意向观众传达什么；他问的是他想问的，也非刻意要让观众知道什么”。 脱口秀改变了人们对主持人形象的一贯认知。从外形特征看，“奥普拉不算美女，也早过了妙龄”，步入老年的拉里·金即使在十多年前，他的长相是否合适做主持人也让制片人颇为犹豫。那个被推上舞台、偶然上镜的崔永元，凭借其似笑非笑的表情，更是一改中国电视节目中“新华体播音腔”的义正辞严与照本宣科，成为某种主持风格的代名词——老实讲话，又善于“抖机灵”。在回看第一期节目录像带时，孙玉胜形容他“看上去更像个大队书记”；而某位中央领导与其见面时的表达更为直接，“我很喜欢看你的节目，但原来觉得你的鼻子和嘴不在一条线上”，崔永元机智地回应，“现在也不在一条线上，只是您看习惯了”。这样的崔永元得以“受宠”的现象，甚至被解读为社会审美取向的变化。人们亲切地称他“小崔”，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他日后接手的另一档节目《小崔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