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 那时候杨利川还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他是在网上看到协会成立的消息。“我当时感觉，这就是我期待的那个东西。”他说。 这位北京大学哲学系77级的毕业生，许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对社会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校园里参加人大代表竞选。1990年代，他从河南某县县委副书记的职位上离职，试着以“当时体制内允许的最超前的方式”去组建经营一家国营企业。随后，他抱着摆脱国企弊端的愿望，南下广东，去尝试一种新的企业模式。 “到2000年前后国内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这时候，我觉得，该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这位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说。 所以，当他看到一帮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这个环保公益组织的消息后，第二天，在一家高尔夫球场练球的时候，就给一位朋友打电话，然后辗转联系到协会，接着就把钱打到了协会的账上。虽然那时他“连NGO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不过，“自投罗网”后不久，杨利川就发现，这个组织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迷茫”。 在月亮湖边畅谈起未来和梦想时，几个企业家甚至还满怀浪漫地在沙漠里裸奔了一圈儿，但许多人很快意识到，尽管他们个个都是经营企业的高手，但对于治理这样一个环保公益组织，大都是外行。 “原先觉得，100个企业家，到那儿还不把小小的沙尘暴给治了？”王维嘉说。然而请来中科院的专家进行了几次知识普及之后，他们才认识到，沙尘暴根本消灭不了，只能减缓荒漠化的进程。自然因素不可改变，只能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那么协会能干什么？企业家们一时无法达成共识。有人提议种草种树；有人觉得把人畜全部迁出，生态会自然而然得到修复；有人主张办个商会；也有人建议干脆把这些钱存起来去做投资…… 好在，当企业家们还没搞清到底要干什么之前，协会执行团队的项目官员和志愿者们已经开进了阿拉善的村子里，协助村民搞起社区建设项目：让农牧民自己选择、自己做主来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真正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体。 然而一向主张走“公司主导的产业化模式”的副会长宋军，却极不赞同协会的这种做法，他决定另行成立一个协会。这一事件，在几个月内竟未引起会长们应有的重视。 “当时很多人都没过脑子，觉得这只是件小事情。”副会长张树新分析道。她当时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大家不够较真儿。“如果对公共利益不较真儿，将不利于公共的种子生长”。 杨利川从张树新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很郑重地提笔给会长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分歧倒也罢了，居然搞到另立门户，可见我们在游戏规则上的脆弱，以及在理念上是多么缺乏共识。” 他又联系到一段时间以来协会开会没有规则，理事们随意缺席，会长们在会上东拉西扯、草率投票等种种状况，在信中直言：“我们既然已经投入到这个组织中，出了钱，那就应该首先在这个组织中体现公共精神，比在其他组织更加尽职尽责。” “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在那封信的结尾他写道。 据说这封信“挺起作用的”。信发出4天后，几位副会长相继从出差地赶往北京，根据张树新的提议，会长和副会长们“一个不少地”坐到了一起，坦率交换意见，讨论协会工作，并且进行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 此次会后，形成一项制度：执行理事们一年为协会花费多少工作时间，都要由秘书处统计，每年向理事大会汇报。 也是在这次会上，张树新提出，自己愿意拿出至少一周时间为协会做义工，围绕协会的发展战略调查研究，提出思路和建议。 “既然生下了这个孩子，就应该好好养他，否则，还不如不生。”她说。 早在协会筹备初期，张树新就曾表示过担忧，怕大家只是三分钟热情。“我再也没有兴趣参加些始乱终弃的事儿了。”她说。 会上响应她的，是台湾大成食品[1.62 1.25%](亚洲)公司主席、副会长韩家寰，他当场表示愿意共同承担这项工作。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在心里屡犯嘀咕：“糟糕，我们这个会不会是老鼠会啊？”最初刘晓光让他“做对台工作”，他拉了20多家台湾企业加入，因此觉得压力很大，得对朋友们负责。 很快，由几名企业家组成的调研组开进了阿拉善。一周时间内，他们每天早上8点出门，跟专家谈，跟政府官员谈，跟农牧民谈，跟执行团队谈，每天晚上都激烈地讨论到夜里12点甚至凌晨一两点。 一周后，他们分头撰写报告。在2006年的理事大会上，他们的报告几乎没有遭到反对就获得通过。报告把协会原有的宗旨往“小”里写了：一是“要用3~5年时间，以社区发展项目为核心，形成成功案例，为中国荒漠化沙尘暴治理提供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二是“用5~10年时间成为中国社会参与荒漠化沙尘暴防治的具有专业能力和公信力的环保基金会”。 2007年，十几位企业家又自掏腰包，到美国考察各大公益基金会。之后，协会的战略进一步明确，并将目标量化：保护阿拉善地区的200万亩梭梭树林，通过保护这种固沙作用极强的树种来防治沙尘暴；同时将协会打造成一个孵化器，扶助中国草根 NGO。由于对荒漠化防治及对民间环保组织资助的有效工作，今年10月，该协会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咨商资格”，有权参加联合国环境方面会议。 当这个组织的核心理念一步步梳理清晰并获得共识之后，张树新说：“大家争论的时候就不会南辕北辙，浪费时间了。” “其实在具体规则上大家一样缺乏训练”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争吵了。 协会的工作人员们说：“企业家们吵得太凶了。”外界不时也有传闻：SEE开会总“打起来”。 “因为没有人是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可以理直气壮、表里如一地争起来。为了个人利益的话，还要技巧一下，现在大家可以很直白。”韩家寰说。 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正如云南红酒业公司董事长武克钢所言：“大家都一年交10万块钱，你又不比我多交一分钱，凭什么你说的就是真理，我就得听着？” “我们这些人都太有决策能力，每一个人要说服另外一个人都比较难。”这是张树新的观察，“因为在企业里大多是一把手，他的话就是句号了。” 然而在这里，谁说了都不算，即便是会长。第一任会长刘晓光说，有时候开会，他只能苦笑，对这个意见说行，对那个意见说好。第二任会长王石的感受是，“会长首先是个受气包”。 这里开会从不摆主席台，座位不分主次。会长跟所有理事一样，不领薪酬。来参加会议，协会没有专门为他配备专车，餐费实行AA制，进会场随便找个地方坐。理事名录里，会长副会长执行理事们一律与普通理事同等待遇，按姓氏字母排序。 “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现任秘书长杨鹏说。 然而当这些平等而强势的个体集合到一起时，却发现，尽管他们在5年前就在理念上达成了要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共识，但具体到如何运用民主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组织的公益目标时，他们都是新手。 “中国人对纵向关系比较熟悉，知道怎样对上，如何对下，却对横向关系比较陌生。”杨利川说。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横向的合作与协商。 在这个群体里，虽然“海归派”看起来要比“本土派”更有民主程序的意识，但王维嘉承认，“其实在具体规则上大家一样缺乏训练”。 规则是一点点“磕”出来的。 协会最初的章程里并未写明执行理事选举是差额还是等额，但显然，等额的选举办法在成立大会那天晚上即遭到“攻击”，差额选举此后被明确写进章程。 章程里起先规定会长可以连选连任，结果遭到反对，章程便改为：会长不可两届连任，但可隔届参选。 刘晓光作完工作报告，会议主持人提议鼓掌通过。当时的副会长王石马上提出异议：“没有提意见并不表示同意，应该表决通过。举手表决已经比较落后了，鼓掌就更落后了，这就像人民公社了。”
刘晓光会长任职快期满时，“老领导要退休了嘛”，有理事提议推举他当名誉会长。结果，另一位理事一下“急了”，直接就安排要见刘晓光，直指这样有害于协会的基本价值建设。而刘晓光也在卸任时主动表示不当名誉会长。 2006年的年度理事大会，刘晓光将执行理事们前一天已经决策通过的下年度项目和预算，向“最高权力机构”理事大会汇报。结果坐在下面的武克钢一下跳了出来，说：“不对啊，显然程序反了。” 会长解释说：“程序不能改了，因为章程就这么定的。” 底下有人窃笑：“会长定调了。”但武克钢径直走到讲台前，抓过话筒说：“不行不行，我们后面已经形成‘反对党’了……” 于是，一次大幅度的章程修改被正式提上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