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建设这个组织的DNA 王维嘉被责成带队，负责提出修改动议，再提交“最高权力机构”表决。这是一次对原有章程的大规模梳理。 王维嘉坚持的原则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主要是倾听大家的声音”。为此，他跟北京地区的理事座谈，然后自掏腰包，专门跑了深圳、昆明、上海等片区开沟通会，最后总结整理。又把原有章程里那些明显违反逻辑、定义混淆不清的地方，一一梳理清楚，同时还要兼顾规则的严密性与效率的均衡性，因为“我们不能像美国议会那样为一件事儿吵上两三个月”。 “我是一个编程序的工程师，绝对不会让程序走到一个死角出不来。”这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说。 这已经是该协会的第三版章程：从第一版的13章65条，到第二版的14章71条，直至这个版本的19章108条。协会甚至专门成立了独立的章程委员会，只对理事大会负责，并专章写入章程。 “我们的章程永远是开放的，”秘书长杨鹏说，“先想办法来解决遇到的问题，然后觉得应该变成章程的一部分，就写入章程，把好的办法变成制度传统。” 而这样的制度建设被王石称为是建设这个组织的“DNA遗传基因”。 根据协会的这部“根本大法”，会长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会长可以定期召集执行理事会，决定时间、地点和议题，但没有任何决策权，只有一票。会长可以提名秘书长名单，但必须经执行理事会表决。总共有三个环节决定财务总监人选，会长只是其中一环。 更多的时候，会长得多尽些义务。比如协会与国际大自然保护协会谈合作，秘书处告诉王石，要是会长参加能起到推动作用。王石就明白了：“不是说要我去谈什么，只是需要我坐在那儿。于是，那天我就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上午。” 而且，会长还得面临被监事会弹劾的危险。杨鹏说，自从任志强当选第二任监事长，“搞得现在当会长都很紧张，我也很紧张，开会之前他都会找人来查账。” 任志强前后共3次竞选监事，第一次选举大会和后来的一次监事增补都没选上，直到第三次。那是2007年的换届选举，他锲而不舍地发表了竞选演说：“我参加了15个基金会，有6个是副会长，大部分是常务理事，只有一个连监事都选不上。” 到目前为止，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他所有捐款的19个基金里面捐款额最低的，但是花费时间最长的。 “每次会上我们都会提出大量的反对意见，他们很怕我们提出问题，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是受到批评，还没有受到过表扬。”这个据说连上厕所都拧着眉头、被会长王石称作“大炮筒子”的人说，“我们监事会严守一条线：绝不干涉执行理事会决策。我们的监督主要集中在财务制度和决策程序，以使他们的做法符合章程。” 这位监事长还不时告诫秘书长杨鹏：“一切公共事务都要建立在你们的恐惧之上，你们才不会以权谋私。” 几乎每次开会，监事会都能找出问题。以至于秘书处现在学乖了，在监事会派人来查之前，他们自己先自查一遍甚至数遍。但仍有被抓个正着的时候。杨鹏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执行理事会已经批准将一笔500万元的闲置资金拿去做短期投资，秘书处又将另一笔800万元的闲置资金也拿去做了短期投资。尽管很快收回并且有盈利，但还是在会上“被批得灰头土脸”，会长王石也为此作了检讨。 后来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讨论要不要将这段记录公开，杨鹏说，当然要上网。在这个组织里，会议记录、各种资料、审计报告以及财务报表，都被要求公布在网上，供会员和公众监督。 财务预算管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秘书长的权力。预算编制和审批是协会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环节之一。杨鹏说，一旦年度预算经“最高权力机构”通过，“就成了法律”。秘书处把一年的预算大幅张贴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遵照执行，即便是有决策权的执行理事会也只有20%的调整幅度。 协会最初只有一位兼职财务人员，现在则既有对秘书长负责的财务经理，也有对会长和监事长负责的财务总监。财务总监定期向上汇报，“报什么可不经过我。”杨鹏说。 这位秘书长有时为联络感情想请部下吃顿饭，得自掏腰包。他向协会报销的发票，得注明时间、用途，还得写上联系人电话，以备核查。 “这种训练，得从娃娃开始” 尽管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和规则，但有时企业家们还会不知不觉越过界线。 比如，执行理事们时常给秘书长直接打电话，提出意见，要求遵照执行。有时候，两个执行理事的意见恰好相反。有一度，秘书处疲于应付。 “权利表达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杨鹏很久以来为此困惑。现在他的做法是，委婉地提出：你的意见我只能当作建议，不能当作指示，按章程，只有执行理事会集体的决议对我才是至高无上的。 在第一任秘书长卸任后，新任会长王石迟迟提不出新的人选，几名执行理事一次讨论到底谁合适，商议是否酝酿个名单出来。这个好心的提议立刻遭到王维嘉的反对：“按照章程你们不应该讨论这个，因为你们没有提名权，你们讨论出一个名单来算什么？”一场可能造成误会甚至分裂的事件因此被阻止。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是几年里一点点磨出来的。”杨鹏说。 他发现，由于“辩论、选举、表决，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没有相应的训练”，所以，几年来，企业家们一直都在学习这些基础常识，甚至包括怎样开会。 以前开会，经常有人随意打断别人发言，说着说着就跑题了。有时，两人争吵，其他人就一旁听着。有一次，一位香港企业家忍不住抗议：哪有这样开会的？应该先要有动议，再有人附议，然后表决啊。 “动议”这个词语，尽管据《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译者袁天鹏考证，孙中山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引进了，但协会内的大陆企业家们起先大多对这个概念很陌生。 2008年，杨鹏找到袁天鹏，与他签定合同，请他为协会专门制定一套《SEE议事规则》。“这大概是国内第一份单纯为了制定一套议事规则而签署的合同。”袁天鹏说。 最后磨出了43条条款，详细规定了发言、辩论、动议、表决、选举、会议议程等规则。“真正的决策民主，只能靠不打断、不跑题、正反方轮流发言等等细碎的规则来实现。”这位议事专家强调。而这些“细枝末节”的背后，才有“议事的效率，以及议事程序的正义性”。 2008年12月底，这部《规则》在执行理事会上通过，正式成为协会第四版章程附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开始运用这套规则议事。 会长王石穿着一双左脚裂开一道口子的棕黄色皮鞋，走上讲台充当会议主持人。要发言需要举手申请，发言不得超过3分钟，时间一到，王石就敲响手中的槌子。 当秘书处提交的项目预算遭到质疑时，王石忍不住想发表意见。但按规则，主持人不能就讨论内容发表看法，于是王石只能将主持权力暂时移交给别人。要知道，只有在一个动议讨论表决结束之后，他才能收回授权。 尽管有争论，有异议，但大家有序按照“动议——附议——表决”的流程进行。据协会NGO合作部主任郭霞估计，这次会议至少比以往节约了两个小时。 “现在我们开会基本不怎么吵，大家都按章程来。”王维嘉说。每次开会，秘书处必然带着一本章程，以供参会者随时查阅。 几年下来，杨鹏颇有感慨：“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二是公共领域如何更加民主法治，都是一个渐变过程。平等的人在一起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是需要训练的。而这种训练，真的应该当成现阶段非常重要的任务，得从娃娃开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攻非营利组织管理研究的副教授田凯，在今年研究过SEE协会的整套治理结构后，感到“非常诧异”。 “中国竟然产生了这么一个组织”，他说，“我以前觉得这样的治理结构应该是比较大型的国际组织才会有的。”
这个令他“印象深刻”的组织，即将在今天迎来第二次换届选举。两年前的第一次换届选举上，他们发表竞选演说，拉起布帘设立秘密写票间。大陆企业家们“傻乎乎”地看着台湾企业家拜票、拉票，甚至一位台湾企业家还请出太太高歌一曲，为自己助选。而这一次，“我们估计也会有故事。”一位大陆企业家预言。 5年来，企业家们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据张树新观察，王石最初来开会时的表情，跟后来都不一样。这位强势的企业家自己就曾多次说过，在他原先的词典里就没有“妥协”这个词，但现在他学会了妥协。 而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则变得认真了。“他唯一不讲黄色笑话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这里的会场上。”张树新笑道。 至于她自己，5年来的感慨是：“把公共精神，真的转化为公共组织，然后形成公共能力，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起到该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就没白做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