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和叶大鹰合作过《我和爸爸》的徐静蕾说:“叶大鹰没架子。” 坐在记者面前的叶大鹰大裤衩配大背心。手握一个蓝色大水杯,里面泡着枸杞。他嗓子哑了一周。新拍的《天安[5.23 0.00%]门》上映后,他把嗓子说哑了。 采访过叶大鹰的媒体同行评价:“敢说,有些说的的确是心里话,真话。” 而最近,他先是说张艺谋的《黄金甲》变态,后是炮轰《建国大业》170多个明星,也就10个左右能称之为明星。 跟记者聊天时,他直言自己不是党员。自1980年代末期下海经商后,一直都是以体制外的身份从事影视工作。“我不是只拍红色电影,但为红色电影背了那么多年黑锅。我觉得自己最擅长拍商业电影。说实话,什么片子来钱,我就拍什么。就是没人找我拍。”他半开玩笑地说。 作为叶挺的孙子,叶大鹰是红色后代,但他坚决和“高干子弟”划清界限。他为人处世姿态市井,朋友三教九流,交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正气。与他相交颇深的王朔一直饱受争议,他却觉得,别管别人怎么说,王朔这个人一直特单纯,特干净。 “怪我爱耍贫嘴,爱说。媒体又爱东扯一句,西拉一句。”叶大鹰接受《中国周刊》专访时说,“别这个采访发表了,又说成,叶大鹰挤对《建国大业》。” 红色电影三部曲 刚出道时,叶大鹰不是红色片导演。1980年代,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书时,老师责备他,在同班同学里,他最像玩票的。 早年,他跟王朔是黄金搭档。处女作《大喘气》改编自王朔的《橡皮人》。王朔的四部电影,他参与了三部。后来,被分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叶大鹰觉得没什么出路,南下深圳经商,从一个公司混到另一个公司,赚了点钱。 1995年重新开始拍电影是源于朋友的一番话。朋友说:历史上,有人当官当烦了可以不当,当皇上当烦了可以不当,挣钱挣烦可以不挣,但好像还没有一个导演说拍电影拍烦了的。叶大鹰听后开始手痒痒,恰好看到了一个在莫斯科儿童院生活的中国孩子的剧本。 筹划电影时,叶大鹰还是不改顽主本性,想以拍电影的名义去俄罗斯玩一圈。前期准备期,他采访了一批革命烈士的后代,这个过程被他誉为人生的重大转变。“我采访了包括毛主席的女儿、刘少奇的女儿等留苏的人,我觉得,我应该讲这样的故事,我也特愿意讲这样的故事。当我拿到这些故事去面对这个社会时,顿时觉得,过去那些小玩闹没什么好玩儿的,没劲,我应该讲大的。”
1995年拍摄的《红樱桃》投资300万美元,属于当年少见的巨额投资。投资方是北京一家国企,叶大鹰通过私人关系拉来的。《红樱桃》进入发行阶段时,发行人跑了南方19个省市,无人问津,反馈的是看不懂这样的主旋律电影。后来,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当时的宣传策划部经理高军觉得:这部抗战电影太不一样了,太商业了,于是,买下了版权。上映后的《红樱桃》票房5000万元,创下了当年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 “那时电影票还十块钱一张呢!”叶大鹰很得意,“我始终说,我拍的红色电影不是主旋律,它的根里是商业电影。” 1999年上映的《红色恋人》一开始叫《红色女人》,叶大鹰请香港明星张国荣演共产党,紫禁城影视投资,完全按照商业片的方式操作。“我就想讲一个共产党,一个早期的信仰者,他的爱情和信仰是如何发生冲撞的。” 2009年,作为国庆献礼片的《天安门》构成了叶大鹰的红色三部曲。实际上,《天安门》的故事已酝酿十年。1999年拍《红色恋人》时,叶大鹰偶然看到一张天安门过去的老照片,杂草丛生,他直觉其中有故事。当年正逢祖国50年华诞,他跟《红色恋人》的制作人张和平谈了创作初衷,叶大鹰记得有领导连说:这创意好,是一个双十环的想法。但后来因剧本不够好,档期不合适等原因搁浅。“最重要的是当年没有天安门的外景地,现在横店有了。”叶大鹰说。 这十年,叶大鹰一直放不下“天安门”。后来,在跟田华的丈夫苏凡聊天时,他偶然了解到苏凡曾作为晋察冀舞美队的一员,布置过开国大典上的天安门。“我觉得这故事太好了,让我找到了一个小视角去讲述天安门。” 拉投资时,叶大鹰碰过几个企业,但对方没什么兴趣。后来中影集团老总韩三平觉得这片子主题很好,适合献礼,拿出了3000万。最终,《天安门》从剧本策划到组织拍摄等工作全部是由中影独立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