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建龙张志祥 建龙张志祥潜行记 (1)
采访 | 本刊记者 鲁菲 杨婧 陈建芬 何伊凡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沟区又迎来一个闷热的黄昏。这是个明快的北方小城,烧烤摊翻滚着羊肉串,啤酒瓶散堆在桌面,广场上男人叱责着孩子,女人骂着丈夫,每个人都彼此熟识。 若要破坏这番温馨景象,只需提两个名字:“陈国君”或“建龙”。谈起他(它)们,就如同在烛花中撒上了几粒盐。数天前,这两个名字在此以血腥的方式铭刻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史上。 通钢集团是吉林省最大的钢铁企业(下称通钢),始建于1958年,主要资产为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通钢股份)。2005年最后一天,改制后的新通钢挂牌,建龙集团(下称建龙)以其吉林钢铁14亿元净资产出资占通钢36.19%的股份(吉林省国资委占46.64%的股份)。改制四年来,通钢原管理层和建龙矛盾重重:建龙指责通钢管理低效,自己这个二股东被边缘化;通钢人则称建龙把控通钢、转移资产,对待工人苛刻严厉。2009年3月,建龙决定退出通钢。7月份,又决定再次进入,并谋求控股。 陈国君为建龙高管,第一次改制时任通钢股份副总经理,二次重组时任通钢股份总经理。7月24日,他上任的首日,通钢万名职工聚集,并将陈国君数次殴打,延误救治致死。吉林省国资委当即宣布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凶手至本刊发稿时仍未抓获。 这是令人错愕的一幕。建龙集团1998年底成立,2008年,建龙实现407.9亿元的营收,位列“2009中国企业500强”第153名。十年来,其主要壮大方式就是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收购兼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过近30年,自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产权改革阶段也有近20年。为何血案的主角不是一个欠缺参与国企改制经验的民营企业,发生的时间又并非敏感时刻? 7月底、8月初,《中国企业家》四名记者分赴东北三省、河北、浙江、四川,探寻十年中建龙的足迹。我们发现,建龙十年,就是国企改制中,民企力量与国企力量正面碰撞、摩擦、融合的十年。一位知情者向本刊透露,在北京建龙集团总部有一个专门研究国企的智囊——专门看哪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濒临破产,适合建龙收购。十年中,建龙积累了一套成熟的参与国企改制的方法,如尽量保留被收购方原管理层,吸引有政府背景者加盟集团,重金投入技术改造,输入台湾中钢的先进管理理念等等。 这套方法曾无往不胜,但通钢事件成为一个巨大的分号。
潜龙勿用 《周易·乾》 初九 身处逆境,喻指君子应收敛光芒,韬光养晦以待时机 2009年,建龙董事长张志祥遭遇的第一次重挫,不是在通化,而是千里之外的宁波。 年初,张志祥与其他民企股东一道,彻底退出其苦心经营数年的“样板工程”——宁波钢铁(原宁波建龙)。 宁波北仑港,八层高、土黄色、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台塑大楼高傲地俯视着碧波,然而它的气势还抵不过邻居宁波钢铁的两个巨型焦炉。 这个钢铁帝国本来应该属于张志祥,现在与他已毫无关系,不仅如此,因此项目,张的名字曾与2004年轰动一时的戴国芳并列。 原宁波计委重大项目前期办主任罗德荣告诉本刊记者,“宁波是张志祥的伤心地。” 2003年,创立建龙五年的张志祥投身于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企重型化运动。 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化工,曾一度被视作“夕阳”产业,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登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最强劲的部分,这一轮,主要推动力量来自民资。登上这个名单的都是当时最活跃的民营企业家:郭广昌、沈文荣、刘永好、王林祥…… 张志祥以钢铁起家,五年来建龙的钢铁产量已从最初的10万吨翻了30倍,但尚排不进中国钢铁行业前20名。他有了一个大胆的超越计划,在浙江宁波和黑龙江双鸭山新建两座钢厂,宁波建龙更是他心血所系。 按照规划,宁波建龙铁、钢、材年生产能力将达到600万吨,年销售产值将达150亿元,工程分两期,全部工程完工耗时三至四年,投资超过200亿。 张志祥和已入股唐山建龙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都将宁波建龙视作未来建龙钢铁板块的主力。据传,这一项目令邻近的宝钢与沙钢倍感压力。 宁钢建龙的产品定位、设施情况与厂房建设,样本是宝钢的最高水平,业内将之称为“小宝钢”。据说宝钢第一任总经理黎明也曾来宁钢考察,对张志祥的魄力与低调潜行的风格十分赏识。如果此项目建成,有专家预测对中国钢铁工业会产生数方面影响,首先是单位面积产钢率高,再者设备国产化率高。国有企业建钢厂,轧钢线基本全部进口,而建龙将粗加工环节全部国产化。宁波建龙上了第一条热轧中宽带生产线之后,国内后来复制了17条,这是热轧中宽带设备第一次真正国产化。 对建龙而言,精打细算是不得已。以当时建龙的身份和规模,难以取得银行信任,贷款很难,主要靠股东投资。意料之外的是,这一困境后来却成为其生机。 宁波市对此项目倾力相助,北仑深水港为适宜建大型钢铁企业的天然良港。2003年,该港口货物吞吐量为全国第二位,临港水深25米,可直接进17万吨的大船,条件优于宝钢,在此之前,宁波为建钢厂已论证十年。 然而,就在项目完成80%时,2004年3月,江苏铁本事发,成为当时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打响的第一枪。铁本设计生产能力达840万吨,轰轰烈烈上马,连闯红灯,被国务院叫停,其老板戴国芳在常州市看守所羁押四年,2009年4月刚刚重获自由。 两个月后,宁波建龙也成为宏观调控重拳的靶子。至2004年7月27日,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称,宁波建龙公司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项目审批、土地审批、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问题。 与铁本类似,在审批项目上,宁波建龙将600万吨钢项目拆分成七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实际占用土地3490亩,经省国土资源厅批准的只有1459亩,其余2031亩土地,是从批准供给另外五个公司的建设用地中调整而来的。 一时风声鹤唳,外界预测宁波建龙会成为“铁本第二”。 工程暂停,为维持员工生计,宁波建龙将厂区的一小块地卖给了德国公司林德气体,最困难的时候,原宁波建龙总经理,后曾调任通钢集团任总经理的李明东,带着工人一起去挖煤。凭着张志祥的面子,工厂餐厅的老板允许建龙员工赊账吃饭。 所幸,张志祥并未重蹈戴国芳的覆辙。“铁本叫停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用地变为工业用地,宁波建龙是在工业开发区,贷款比例也不高。”建龙一位高层告诉本刊记者。 据宁波银监局调查,截至2004年5月20日,宁波建龙在宁波七家银行的授信余额为10.19亿元,贷款余额7.29亿元,而铁本授信余额折合人民币43.39亿元,贷款达160多笔。 另外,铁本事件影响过大,处理过程连江苏省也无法掌控,而国家发改委同意了浙江省对宁波建龙的重组方案,实施时权力下放给宁波,宁波又强调遵循企业自愿原则,政府仅承担协调人作用。 2005年8月,国企杭州钢铁进入,持股43.85%,成为控股方,建龙29.17%,南京钢联持20%,福建联华国际信托占4.5%。三家民营方持有的股份总量刚好超过50%。2006年7月,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更名为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当时谈好杭钢负责管理,这是重组的一个条件。我们的管理人员差不多都撤出来了,老总全部是他们的人,我们只留了一个管工程的,董事会有一票,财务也不清楚。”上文中的建龙高管说。但重组后企业运营的效率始终达不到建龙的期望。 杭钢尽管利润状况良好,但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业务,钢铁主业表现平平。在钢铁业最红火的日子,重组后的宁波钢铁运转状况一般。2008年下半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宁钢陷入亏损状态,停了两座高炉,2009年前两个月亏了4.5亿,三家民营股东坐不住了,本来失去控制权的张志祥对宁波钢铁已视同鸡肋,如今再背包袱实无必要。 与其在通钢二次重组时提出的条件类似,建龙提出:要么退出宁钢,要么就控股收购。 这一次,宁波钢铁找到了实力雄厚的接盘者,早就虎视眈眈的宝钢。杭钢先买下三家民营股东的全部股份,然后又在2009年3月将其中56.15%股权以20亿元出售给宝钢。“在现场,宝钢曾提出进宁钢的条件是原来建龙的人我都要,杭钢的人不要。”一位接近项目的人士向本刊透露,“宝钢可以说这话,他是国家树的标杆,建龙这么说就犯了弥天大罪。宁波建龙曾是宝钢的一块心病,但无论资产质量还是人员素质,宝钢还是很满意的。”此信息在宁波钢铁处未得到证实,收购后宝钢展开“百日整合”,本刊记者采访时,恰逢宝钢在对宁钢做文化培训。 宁波钢铁至此彻底斩断了与建龙的血脉。在此之前,张志祥的发展路径一直是通过收购兼并地方国有企业,这是张志祥创业以来第一个自建钢铁项目:“国退民进”急先锋建龙,却在这个项目上遭遇了“国进民退”。 当事人对此有何态度?张志祥选择了三缄其口。之前他还偶尔接受媒体采访,之后更加神秘。本刊记者曾就此事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交流。周不赞同给此事贴上“国进民退”的标签。“进或退,这完全是企业从自身利益考量做出的决定。张志祥可以用股权转让回收的现金去投其它有价值的项目。” 张的同事则说,张觉得无论是宝钢还是杭钢进,项目毕竟还是活下来了。 退出宁钢后,张志祥再次转战东北,7月份,控股收购通钢方案出笼,其中以现金形式出资10亿元。谁又能想到,这次“以退为进”给建龙带来的是更大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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