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商学院的现状如同一个“巨婴”，规模大、增长快，但行走不稳，摇摆蹒跚，躯干与四肢发展很不平衡。 Cabral是一名美国MBA的学生，一年前，他来到中国并就读于长江商学院。“为什么来到中国，为什么来到长江，美国不是有很多MBA课程吗？”与Cabral新交识的人都会好奇地问他这些问题。 “我看中的是中国以及这里的13亿人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许那些不来中国商学院的人会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策。”Cabral的答案就是这么简单。 MBA教育在中国开展不过短短20多年的时间。然而，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转型和经济总量的迅猛发展，不仅让MBA教育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商学院，比如长江、北大、清华、中欧等。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选择到中国攻读MBA，到中国寻求发展。以长江商学院为例，2009级的国际学生比例从上级的10%增长到30%，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的学生。 不过，就在中国商学院刚刚尝到“本土化”反哺“国际化”的甜头时，国外商学院再也按捺不住了。去年9月，商学院巡展机构Thembatour携60所世界知名商学院登陆京、沪，对国内人才进行了地毯式“搜索”。而在今年3月18日，哈佛商学院上海中心成立，除了与中国商学院合作加设本土化课程外，还“空运”来美国最优秀的教授。 于是，国内外的商学院掀起了一场人才争夺战。事实证明，想要成为中国商学院的“王者”需要N个条件：拥有世界最精良的硬件装备，拥有世界最顶级的教授，拥有本土化发展经验，拥有国际化教学经验……而在这些必要因素的驱使下，中国商学院的格局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差距 “黄埔军校”今何在？
“国内的大多数行业都有着‘巨婴’的特点，MBA教育也不例外。”帅车有限公司总裁吴瑜章认为，尽管中国的MBA教育在高速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表现得却极不成熟。 吴瑜章是新泽西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他在国内多家商学院担任客座教授，资深的学历和阅历让他对商学院有另一种解读。“要使中国MBA教育这个‘巨婴’长大为成年人，绝不是加大投资，请一些国际大牌教授来上课那么简单。”吴瑜章表示。 吴瑜章在一张白纸上左右两边各写了一个字母，分别是A和B，又在字母之间画了很多连接线。这些线有的是直线，有的是曲线，有的长，有的短。吴瑜章要求记者选出一条从A到B的线路，记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直线最短的那条。随后，吴瑜章又在最短的线中间画了一个圆。“如果你穿过的是一片森林，那么你可能会遇到沼泽、狼群等危险，你还会坚持选择这条路么？”吴瑜章的问题让记者愣住了。 “最明智的选择是仔细评估自己手头有哪些资源，这些资源是否足以克服这些路障，还要判断为了克服这些路障所付出的资源是否超过到达目的地所能得到的收益。”吴瑜章是想要告诉记者，MBA教育最重要的是让学员确定目标，再找到达成目标最有效率的途径。 “国外一些优秀的MBA教育带给MBA学员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脉资源网络，最重要的是创造性地考思考问题的方法，是高度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学会如何动员资源将阻力降到最低走捷径。”吴瑜章打了一个比方，“一名军校学生，能让他在战场上活命的，不是有多少相好的同学，而是他扎实的战术素养。” 吴瑜章认为，中国的商学院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市场特点，激发学员创造性思考问题的方法、高度资源整合的能力，“造水库、修水渠”，把这些成功之水引到商学院的课堂上，引到每个MBA学员身上。 据了解，中国内地从1991年开始启动MBA教育，截止2008年，能够培养MBA的院校在中国大陆有127所，相当于美国1958年的水平。而一直到2009年的19年里一共培养出12万名MBA学生，目前中国的MBA毕业生占硕士培养总数的5%，而美国达到24%。 “中国的MBA教育同美国相比还有50年的差距。”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虽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助于MBA教育很快赶上美国，但是一年培养5万MBA和EMBA毕业生，这样的人才培养规模远远不足以支撑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商学院要向黄埔军校学习，不管是共产党军队还是国民党军队，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都在其中发挥了主要的领导作用。”吴瑜章认为，黄埔军校在中国军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衡量一所商学院价值的惟一标准就是看这所商学院的毕业生在其服务的行业中的影响力大小，比如沃顿的毕业生基本控制了美国金融界，凯洛格则在市场营销方面独树一帜。 在吴瑜章看来，比较遗憾的是还没有一所中国商学院达到类似黄埔军校的影响力。“近期也看不出来有哪所商学院会脱颖而出，但我知道有几所中国顶尖商学院正力图向这个方向努力，他们还应该仔细研究一下黄埔军校成功的模式，从先辈那里吸取更多的智慧。”吴瑜章表示。 与全球顶级商学院相比，中国商学院的确存在不小的差距，但是，也不能忽视中国商学院的本土化优势。 以Cabral从美国MBA转到中国读MBA为例，由于中美之间存在包括地理距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和语言障碍，在两国之间的商业谈判中，美国人和中国人在思维过程、信念、猜测与预期等方面也存在无形的鸿沟。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与中国的商业往来中，误解层出不穷、合作如此艰难的原因。 “在中国生活，学习当地语言，通过旅行、与中国的教授及同事交流，尤其是在品过中国的酒文化之后的那些富于哲理的交谈，是真正‘进入’中国的必要步骤。”Cabral表达了喜欢中国商学院的原因，“我希望努力在中国了解本土文化，克服分隔我们的鸿沟，进而获得共同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对于中国学生或有志于在中国发展的外国学生来说，国内商学院的确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因为这里的老师更了解市场与企业实践，课程设置更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所传授的知识对中国管理实践的相关度比国外更高。 另外，在同学间的人脉关系方面，选择在国内攻读MBA，对于在国内发展的职业经理人来说，所获得的人脉关系显然要比去国外就读来得更实用。以中欧为例，包括EMBA在内，每年有超过1000多名商界精英走进中欧，这在中国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校友网络，这是任何国外商学院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商学院一个最大的吸引力便来源于此。 “未来5~10年将出现改写世界商业版图的两大力量：一个是新兴市场的本土企业走向全球化，中国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另一个是跨国企业在新兴市场的整合，将形成以全球应对全球的局面。”这是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的“盒子”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是长江商学院多年来通过创新实现对世界管理教育逻辑的拓展与颠覆。 可见，“本土化”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国际化”的融合更有远见。而这种“国际化”的经验汲取于国际顶级教授、国际学员，以及国际化的学术成果。 以长江为例，30多位来自世界顶级商学院的教授组成的这支豪华阵容不啻于足坛的“皇马”。“他们是我从斯坦福、沃顿、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等顶级商学院聘请来的教授，世界级的教授就要从现有TOP10商学院的教授队伍中聘用。”项兵表示。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长江商学院的MBA已经吸收了不少外国的学生。“纽约大学、伯克利大学的学生对我们的课程都非常感兴趣，伯克利大学商学院跟我们有一个交流项目，他们有超过80%的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不过我们是有名额限制的。”项兵表示。 国内其他商学院也在为本土化发展和国际化教育做出努力。中欧提出做到“最中国化的国际商学院，最国际化的中国商学院”，拓展海外学员成为其国际化的主要方向。北大国际则致力于打造一批在国外受国际化教育，在中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认真研究中国的问题，又懂国际化视野，在对中国群体教授的过程中，他们的思维、判断、理念、运用案例、结合西方科学和中国国学的功力要比国外来得强。”北大国际院长杨壮表示。 未来没有全球化视野就下岗 哈佛商学院上海中心的成立，意味着商学院的国际化发展将成为趋势。其实，早先IESE进军美国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商学院的国际化榜样，因为这家顶级欧洲商学院居然有胆量踏入全球一些最富有且最有权势的MBA商学院的后院。 当世界顶级商学院纷纷“跨区域”到中国时，或许中国商学院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除非它们想到更好的办法来应对。 “即便是一支由中国的退休民营企业家组成的教师团队也能成就一个不错的商学院，他们同样可以对中国民营企业传道、授业、解惑。”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模式，应该是一个长须飘飘的无名长者用“无”的方法讨论做大，聚气发功运用于无形。 或许，冯仑没有考虑到如果剥离西方的突破性思维，中国的商学院可能会演变成“闭门造车”。毕竟，西方已经有100多年的商学院历史，而中国起步不过20年。但是，冯仑提出了国内商学院如何走差异化道路的问题，这正是他们需要思考的。 今天，业界关注的更多的是不同商学院特色和不同EMBA教育特点，中国商学院首先应该打造自己的特色赢得口碑。受不同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商学院和管理教育的理解不同，拥有这些特色的“中国式”商学院也主宰了它们未来的命运，它们也将稳居“金字塔”的塔尖。如长江、北大、清华、中欧等商学院，它们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优秀的学生以及庞大的交际网络，连同进驻在中国的全球顶级商学院，它们将一并成为未来第一梯队的强者。 而那些“非著名”商学院将位于“金字塔”的中部和底部。如果不能跨进“主流”，这些商学院将继续扮演给外国商学院做代工的角色。因为名气小，实力弱，中国很多商学院扮演了打工者的角色。即招收的学员先在国内商学院学习一两年，再去国外商学院进修，最终获得国外商学院的学历凭证。 不过，位于“金字塔”中部和底部的商学院想要做大做强并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2l世纪的经理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具有全球视野的经理人；一类是下岗的经理人。这也为中国商学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不仅是工业大国，潜在地也是一个企业家大国。人们只有看到世界各地华商的想象力与努力，才能认识到中国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的进步，实际上是一种重大趋势的开端。 如同长江最早提出“颠覆性”的理念——站在月球看地球，更多的商学院应设法确保所有学生——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都具备一种胸怀世界的国际化眼光，摒弃狭隘的自卫心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企业都不再受到国界的保护，那个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高额利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