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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要占首要地位，这是多年来人们的误读。经济学家们早就开始修正亚当 斯密的一些错误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他认为制造业应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占首要地位。在《国富论》中，斯密就曾谴责过某些非生产性的社会职业，诸如牧师、律师、医生、学者，还有球员、小丑、乐师、歌手、舞蹈演员等。我们可能同意斯密认为律师是无用的，但决不认为奥利弗（莎士比亚剧的表演大师）、帕瓦罗蒂（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等人没有价值。近年来，美国经济学家们对制造业的误读愈演愈烈，这也正是最近美国经济在经济危机之后继续低迷的原因之一。剑桥经济学家尼古拉 卡尔多曾对非工业化提出警告。他认为增加的价值从制造业不断地流向服务业是有害的，因为制造业能够推动技术的进步，而服务业却做不到。他甚至劝服了当时的财政大臣开征特别就业税，服务业交纳的就业税要比制造业的多得多。卡尔多的论点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他认为服务业在技术上是停滞不前的。毫无疑问，这个观点反映出这些学者随意的经验主义，他们仅凭随处可见的商店和小邮局等服务业中的冰山一角来看待整个服务产业。但是事实是大量的技术创新曾经席卷过整个零售行业。人为地推测哪些经济活动有技术创新、哪些没有技术创新，这是值得怀疑的。一些专家认为，相对于薯片而言，应该优先扶持半导体芯片的制造。然而老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 博斯金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表示半导体适合安装在电路板上是无意识的，这是客观的事情，而薯片的生产是通过高度自动化的过程实现的，所以薯片和半导体都是有技术创新的。|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50588|2120世纪60年代，英国展开了一场产业空洞化的辩论。1987年，两个伯克利大学的学者，斯蒂芬 科恩和约翰 齐斯曼开始了一场相似的辩论。在《制造业是重要的》一书中，他们声称如果没有制造业，那么服务业是很难维持的。科恩和齐斯曼认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就像棉田跟农棉、番茄地和番茄酱厂的关系。如果没有了番茄地，那么只有关闭番茄酱厂，别无他法。这个说法似是而非。虽然这些事情反映了学术界对制造业的误读，同时这些观点也早已被淹没，然而，最近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迷信制造业的思想。这次支持制造业的思想诞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所以，它的影响力可能更大。在美国，学者们对制造业特别痴迷，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甚至为制造业的劳动者游说，并通过了相关法案为提高制造业所占GDP的比重而提供保护和补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许多政治家也都接受了痴迷制造业的思想，回归到亚当 斯密的理论中，即认为金融服务等产业没有生产性，甚至会抑制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他们建议政府干预并缩小其规模。金融服务规模的缩小能使制造业的规模扩大，这是对制造业存在误读的人的理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即使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缩小，还有其他非金融类的服务业存在，制造业也未必一定会扩大。柴油机和涡轮机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许多服务产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财富从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更有利于社会和经济，这种观点尚未证明是可行的，因为它无法得到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