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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往往有着一些较为明显的性格劣势：顺从与盲目相伴、自我压抑、消极忍耐、逆来顺受、循规蹈矩、唯唯诺诺以及安于现状和不思进取 追随者在领导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是，当我们将视点聚焦在中国的组织和群体中，我们可以看到顺从型追随者不在少数。在分析中国式顺从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权力”这个词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谓“权力”就是：社会交往历程中，一方以社会道德的说服或群体的压力加诸另一方，使其改变态度、动机或行为而表现顺从的力量。有些社会心理学者以为：个人以“权力”影响他人的历程，基本上也是一种“社会交易”的历程。之所以会用权力来影响别人，主要是这样做可以让其获得对方所能支配的某种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样的，对方之所以愿意接受个人的影响，也是因为他预期这样做能带给他某种酬赏，或帮助他避开他所嫌恶的某种惩罚。 很多国外学者曾经做过许多非常戏剧化的研究，即一些强迫顺从的实验。这些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社会取向的中国人，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依他对外在情境中权力结构的知觉而表现出顺从或反抗社会要求的行为。根据夏勒夫（Ira Chaleff）给出的定义，顺从型追随者是那些在组织中总在说“是的”的追随者，他们往往会因为群体压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或信念。实际上，这样的改变方式是出于追随者的自愿，并不伴随着明显的强制性和潜在的惩罚。顺从型追随者是在组织或群体中高度服从领导者，毫无异议地执行被赋予的工作和任务，而从不加入工作的制定、任务的分配和组织的构建等讨论性工作中来的追随者。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从来不会质疑或拒绝任务，也不会带着独立的、批判性的思维来考虑自己的工作和组织环境，而是机械地接受所有被给予的事物并一再地回答“是的”。从表现形式上说，中国的顺从型追随者一般是那些很听话但是不太聪明的下属或成员。在组织或群体中，顺从型追随者一般高度服从上级领导者的命令，对于苛求或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也表现得唯唯诺诺，谨言慎行，最终向地位和权力妥协。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努力工作，巨细无遗地将任务中的所有事项按部就班地如期完成，并认为这是完成工作的最好方式。在对待自己的内心需求和真实想法上，一旦这些个体要求与组织大环境或社会标准相悖，他们通常采取抑制自己欲望和情绪的态度，明哲保身，消极避世。所以，顺从型追随者一般属于消极的追随者，他们高度依赖组织和领导者，并自始至终带着非批判性的思维参与群体活动。他们工作的全部内容来源于全盘接受的任务，而非自发自觉地融入群体中，并带着独立的思维去批判工作和组织的缺陷和不足。顺从型追随者在中国各种组织和群体中普遍存在，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所传扬的国人性格。从鲁迅、辜鸿铭、梁启超和阿瑟·亨·史密斯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中国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往往有着一些较为明显的性格劣势：顺从与盲目相伴、自我压抑、消极忍耐、逆来顺受、循规蹈矩、唯唯诺诺以及安于现状和不思进取。传统文化和社会因素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并培养了中国人的这些性格特点，而这些性格特点又反过来对中国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倾向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现在，让我们专门就中国式顺从型追随者的文化影响和社会成因作一些深入的剖析。中国的地域环境和生存条件培养了中国人所谓顺从式的合作方式。中国人顺应环境，善于接受，在社会生活中讲求儒家文化式的行为规范。而西方民族崇尚人与大自然的搏斗和抗争，相应地培养了他们积极竞争、热衷批判的独立性思想。为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较西方人更容易成为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顺从型追随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过分强调了阶级的职能作用，并以此压抑国民的自由和个性。儒家文化强调“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宋明理学甚至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以此告诫人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一直给人们灌输着严格恪守自己的阶级准则并永不越界的思想。因此，作为组织中地位较低的追随者，人们自然习惯于压抑自我，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地工作。封建社会末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状况造就了部分中国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阶级剥削愈演愈烈，顽强隐忍、随遇而安、勤俭持家、知足常乐的民族特征在当时逐渐转化成中国人的求生本能；另一方面，它也逐渐形成了中国人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性格劣势。这种性格促使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成为顺从型追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