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谁也没有想到，一场争夺长江航运市场的商战，居然成为中国人进入“公司化生存”的开端。太平天国造成的大动乱中，长江航线上原有的华商船只几乎难以营运，不是被官军抢、就是被“长毛”劫。风险成本上升后，上海到汉口之间的货运价格飙升到单程每吨25两白银，客运则单程每人75两白银，船只只要能够安全往返一次即“足敷成本”。精明的英国人敏锐地看到了巨大商机，在全副武装的军舰护航下，冒着纷飞的战火，实地考察航线及战争进展。美国也不甘落后，派遣军舰带着商人们一头扎进了长江。中国的公司发源，就是从长江的波涛上开始的。而在这场争夺长江航运市场的速度赛中，美国公司能拔得头筹，其秘诀就在于动员华商附股，将在华的公司改造成实际的合资公司。1861年1月，美商琼记洋行引进的“火箭号”轮船，在上海正式开航，揭开了长江航运市场国际化的序幕。这艘载重量为678吨的客货明轮，造价为10万白银，其中华商投资1万两白银，占了10%。另一家美国公司旗昌洋行也向华资敞开了大门，他们将筹款的目标定为100万两白银，而华商则贡献了其中一半以上的资本，最终，长江上飘扬起20多家披着外商旗号的航运公司。无奈的委身|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53101|41在长江上，华商资本第一次在各色西方国旗的掩护下，体会着“公司”带来的全新快感。中外资本都明白，对方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对象，从悄悄牵手开始，双方终于进入了如胶似漆的热恋期。面对文化、习俗、法律完全不同的大清市场，西方公司不仅需要中方伙伴协助处理那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显规则”和“潜规则”，而且也需要吸纳本地的资金，以保持拓展业务的速度。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入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向买办、并通过买办向中国的钱庄借贷周转，成为在华西方公司的常用手段，甚至成为西方公司在华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而拥有华人股东，是解决融资问题的最好办法。红火一时的长江航运业，几十家打着外资旗号的轮船公司中，只有英国太古洋行旗下的才是纯粹的“外资”；怡和洋行旗下的华海轮船公司，第一批1650股股份，华商占了935股，为56.67%；北清轮船公司，华商股份占到1/3；而一些更小的轮船公司，比如1890年设立的英资“鸿安轮船公司”，华资实际占到70%。随着大清国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推进，这种打着外资旗号的中外合资更为火爆，从航运业扩展到纺纱、缫丝、煤气、电灯等几乎每个工业部门，并且华资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琼记洋行、上海自来水公司中，都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在大东惠通银行和中国玻璃公司中，竟高达80%。一些实力雄厚的华商，已经成为这些外资公司的个人大股东或进入了董事会。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国沿海的外资公司中，华商参股的至少有62家，资本总额在4000万两白银以上，以保守估计华商占股额1/4计算，这些披着“洋皮”的华资高达1000万两白银以上。如果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计算，以每年10%的保守回报率，华资在其中年收益可得100多万两白银，按当时银钱汇率折算，相当于143万元，5年则为715万元。这一数字，相当于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所有商办企业的投资总额（722.5万元），相当于洋务运动中所创办民用企业投资总额（2796.6万元）的25.57%，及外资在华投资总额（5433.5万元）的13.16%。活跃在中国的西方公司，基本不需要依靠其母国的资本，就地解决融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谓的西方外来经济势力中，其实几乎没有血统纯粹的外资公司，更多的是“中外合资公司”，或者干脆是披着“洋皮”的纯粹民营公司。华商资本之所以向西方“公司”积极投怀送抱，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利益，绝大多数外资公司都取得了很好的经营业绩。在利益之外，华商资本更想找个可靠的肩膀和怀抱。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一层铠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大盖帽”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大清国那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当然，“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卡，缴纳了海关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遇佛磕头，留下重重买路钱。从华商附股的实践来看，真正吸引华商资本的，是外资公司在大清国至少能够平等地面对官府，外资公司中的他们，能够有效摆脱国内腐败官僚的控制，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和领域（比如外企），才能获得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华资未必是真的与外资情投意合，但至少在外资的怀抱中，可以躲避作为中资惯常所遭遇的“家庭暴力”。吊诡的是，这一切，都来自坚船利炮保驾护航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所谓“公司”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完善与优越，其实根本无足轻重。变味的官督商办中资与外资眉来眼去、投怀送抱，当然不是大清国的“爱国者”们所乐见的。爱国者中的一部分，想动用家规族法，拆散这种“跨国婚姻”，但奈何力不如人，只能干瞪眼，而另一部分人，则看到了“公司制”在大清国救亡图存中的伟大作用，决心起而效仿。但是，大清“国情”总是太强悍了。很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新生事物，到了大清国手里，都只能将其原理与大清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出具有大清特色的变种，才能被勉强地接受。而在这过程中，那新生事物除了一个名字之外，早已被彻头彻尾地异化了。“公司”也摆脱不了这一命运。最早倡议“公司”制的，是一位美籍华人容闳，大清国的第一位“海归”。1867年容闳建议江苏巡抚丁日昌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由华人合股”，他还以西欧股份企业管理的方法为模式，亲自撰写了《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是中国人创办公司的第一个章程，对公司的经营方针、经营范围、股票发行、股息分配以及经营人员的产生等都做了明确规定。|!---page split---|但是，这种“国际惯例”却没有配套的融资渠道和法制环境。中国传统的集资办法是通过“熟人网络”进行融资，并没有法律层面的结算信用制度保障，一旦发生合约纠纷，很难获得公平的法律保障，而且只能在小范围“流通”的信用，也难以聚集起现代工商业需要的大资本。在这样的势禁形格下，依然需要政府出来做“老娘舅”，以公权力为后盾，提供信用的交易平台和监督机制。而大清政府显然也没有做好放手发展自由经济的任何准备，却反而担心对“公司”这种“群众集会”的控制问题。在种种制约下，大清国牵手“公司”制，走的是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路：“官督商办”。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将这种“官督商办”称为“集盐务、西方式的股份公司以及中国传统的合伙商号等特点之大成的形式”。官督商办的第一家“公司”，就是李鸿章在1872年建立的轮船招商局。之后，即使出现了官办、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各种不同形式，政府的公权力始终如同一个严父、一个保姆、一个“那摩温”（工头）或者一个总担心妻子出轨的丈夫一般，如影相随在各种各样的“公司”后头，管理和指导“公司”，这是之后形形色色的官府始终不渝的工作。“公司”之“公”，实在也就成了“公家”之“公”，而非“公共”之“公”。在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公司的带动下，大清国的经济改革似乎突然跃上了一个台阶：大清百姓发现，自己在充当草民、屁民、良民、贱民之外，又多了一种新选择——股民。1870~1880年，上海“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轮船招商局成立10年之际（1882年），一家名“平准股票”的公司在上海出现，这就是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学者郑观应指出：“（大清公司）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继，两弊俱去。” 他本是为“官督商办”辩护，却也暴露了“土棍”、“吏役”这两个推行公司制的大敌。这种变形的“公司制”推广之后，门不当、户不对的官、商，虽然同床，却依然异梦，“土棍”、“吏役”几乎同时，并且无休止地在侵蚀着大清国的社会财富、社会诚信。 权贵游乐场种种腐败现象，极大地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大清特色的公司制下，腐败几乎如同瘟疫一般，蔓延到任何产权结构、任何规模的公司之中。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各牟其利，各怀其私”，“不知有对于公众之责任者也”，因此，时人从大量的惨痛教训中，认为所谓的“公司制”实际上远不如“个体户”更为符合中国国情。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将大清国既不中看也不中用的公司制，形象地比喻为“不举”，“外洋公司所以无不举者，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也；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也。四者俱不如人。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不举”自然是要补肾的。其实，从开始推行公司制以来，面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动力不足，大清中央也是殚精竭虑，一刻不停地想办法炼制补肾良药，以图资本市场能够雄起。对于一个官本位了几千年的国家，最拿手的、最趁手的、最见效的春药还是乌纱帽：1898年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规定，“如有独捐及募集巨款，开辟地利若干……视功用之大小、款项之多寡，为奖给之等级”；
1903年的《奖励公司章程》规定，依据公司创办人的集股总额进行奖励，从50万元至5000万元，共分12个等级，分别特赏不同等级的顶戴或品衔，并聘任为商部不同等级的顾问官或议员……时人感慨，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在高爵厚禄之外，大清国亦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在其他方面的保驾护航，如“专利”——专营垄断权，如“官利”——旱涝保收的股款利息。同时，大清政府也大力推进“公司制”的法制化建设，1904年颁布了《公司律》，规范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结构与运作程式，确立了中国创办公司的准则主义原则及股权平等的原则。政府还在幕后，积极推动了“利权回收”运动，调动起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公司”为爱国的工具，调动民众积极性，对抗西方资本的入侵，同时增进民众对政府的向心力。猛药下去，果然雄起，民众的投资热情迸发出来。自1904年至1908年底，商部注册的公司共265家，资本总额达13833.72万元。但是，靠药物支撑的雄起并不能持久，更大、更强、更严峻的虚脱正在到来。以18家铁路公司为例，家家号称民营，家家高喊爱国，但几乎家家都必须依赖着政府的公权力，靠强行摊派“租股”，逼迫农民们成为股东。“公司”及其既得利益团体，已经成为阻遏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冰凌，平静而和谐的冰面下，其实积蓄着汹涌的波涛。在一个政治口号如同股票行情般不可捉摸的年代，“公司”怎么可能成为一种“力量”的保证呢？缺乏完整而且能够有效实施的监督机制，仅靠一个专有名词的引进，这只是“皮毛进口”而已，毫无实质上的意义。大清国效率低下、腐败横行，这与“公司”或者“堂”、“行”、“会”等企业结构名称毫不相干。《剑桥晚清史》分析道：“只要公司和经理把公司资金挪作私用而不出问题，这类行为就可以作为商业投资的风险的一部分而加以容忍。这和中国官吏之以私人名义利用或滥用财政收入颇相类似。”在法制化严重滞后和全民范围的信用缺失下，政府监管下的国有企业还可能在政敌们的制衡下有所约束，民营企业则完全处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生态。尤其当政府为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顾忌，担心正常的政府干预也会被扣上压制和打击的大帽子，民营企业或所谓的私有化其实就成为恶棍们纵横捭阖的战场，成为远比国家资本主义更坏的和更无序的权贵资本主义。而这，恰恰是大清国晚年总在所有制的表面现象上折腾，最后引发大风暴的根源。法制化的前提是法制精神，公司化的前提是契约精神，但在政治腐败、全民寻租的条件下，大清国的法制成为权力的遮羞布，公司则成为权贵资本的游乐场，“商”权与“官”权始终没有能发展出正常的关系，不是偷情，就是怨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覆大清国的“保路运动”，看似围绕“姓公”（国有）还是“姓私”（商办），实质上却是各种利益集团的不择手段的“超限战”般博弈。“公司”的法制精神、契约精神乃至最为基本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实际上是从来也没产生过。沉舟侧畔未必千帆能过，病树前头不见得就能万木尽春。在大清国的废墟上，“公司”似乎被诅咒了一般，在权欲的泥潭挣扎偷欢，展示的只有“猥琐”而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