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部控制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家来说，还是一个新词、热词，无论是内部控制的称谓，还是内部控制的五要素、八要素框架，都或多或少带来对于内部控制的曲解，很容易“只得其表、不得其里”。解剖“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内部控制建设应该仿效剥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地剥去包裹在内部控制内核外面的壳，探求内部控制之“根、因、法”的本质。全球化——内部控制之根在探讨“后危机时代”的企业行为之前，我们需要思考“后危机时代”究竟给我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今天我们就可以做出明确判断的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近期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和APEC峰会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能否把世界经济从贸易保护主义的骚动中拉回到全球化的道路上来。我个人对此并不抱太过积极的看法！全球化尽管在“后危机时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在内部控制这个命题上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近10年内部控制渐次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议题，是企业风险频发的内在驱动吗，还是有更为重要的因素？而在我看来，全球化实则是各国加强内部控制的根源！所谓的全球化，市场是全球化的市场；企业是全球化的企业；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也是全球化的配置。一个作为经济体的国家要想在全球化中得益，首先就是要获得全球化资本的青睐，驱动资本向本国转移，最终把最大的价值增值留在当地。|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55099|32吸引全球化资本的方式只有两个：一个是更高的安全性，一个是更高的盈利性。以中国、巴西、印尼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由于发展的非均衡性，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中国红利”（低劳动力成本、低生产资料价格、低环保要求）的因素。“中国红利”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从而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能为资本带来更大的盈利空间。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吸引全球化资本方面一般处于有利地位。而以美国、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成熟市场，在生产要素成本方面居于劣势，所以势必要在提升资本安全性方面大做文章。通过加强风险监管可以有效降低资本风险，提升其对全球化资本的吸引力。当我们站在全球化的视角上思考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何内部控制会由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发端；也就不难理解当21世纪初期以“安然”、“世通”为代表的大企业舞弊案迭发的时候，为何最为紧张的是美国政府了。美国并不是因为几个企业的倒闭而输不起，而是在全球化资本竞争的大局上输不起。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看内部控制的发展阶段同样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规律。二战之后的全球经济经历了三次浪潮，分别是国有化浪潮、私有化浪潮和监管化浪潮，对应的正好是全球化的孕育期、萌动期和成熟期。全球化正是监管化浪潮的诱因和催化剂。第一次国有化浪潮的关键词是经济复苏：二战之后各国经济亟须尽快复苏，国有化体制可以统合资源，更快地形成规模化、经济化的运行机制，因此国家干预经济模式被很多国家当作是经济复苏的金钥匙，最突出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在这个阶段，全球化尚处于概念孕育阶段，内部控制甚至还不存在概念化的解释。第二次私有化浪潮的关键词是经济自由：私有化狂热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特征。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相对的经济停滞、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通货膨胀率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带来了社会分歧、不安情绪和围绕着国企改革问题的各种争论。随之而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拉开了经济自由化的序幕，即反对国家过分干预，在依靠市场机制、提倡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私人企业的作用。在这个阶段，全球化已经开始萌动，它的载体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内部控制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就是随着私有化的发展，在经济活力加强的同时，企业风险在快速集聚，为第三次监管浪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第三次监管化浪潮如期而至。它的关键词就是全球化资本竞争。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范围的企业合并、资本国际化、贸易壁垒的逐渐消失以及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全球化带来了对成熟市场的巨大冲击，发达国家选择了通过加强监管提升资本的安全性。同时，私有化本身也发展到了一个特定的阶段，管理风险在逐步集聚，两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成为困扰相关利益者的重要问题。正是全球化的长足发展推动了内部控制观念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在吸引全球化资本方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这种优势在逐步衰减。历经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各种“红利”因素也在快速衰减，带来的问题是对于中长期的产业资本的吸引力在下降。当然，由于人民币汇率上升等缘故，中国对短期热钱的吸引力在上升，但这对实体经济意义不大。因此，中国一方面需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改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从而吸引高端产业资本的进入；同时需要通过改善投资环境，通过适度加强监管，提升对全球性资本的安全保障。中国政府希望渐进式地推进风险监管市场的建设，而中国企业的内部控制则更多属于一种半自觉、半自发的运动。这直接导致了当前内控环境建设中“中国政府推进监管化的决心不小，中国企业推进风险管控的动力不足”的困境。 用全球化的视角看待内部控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思考中国能否退出全球化的进程，仅仅依靠内生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行，就要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它，加强风险监管势在必行；作为一家企业，我们必须思考自身能否在资本要素日趋成为产业发展驱动的大背景下，如何以更加透明的风险管理机制，取信于资本，取信于相关利益者，提升对于关键生产要素的驾驭能力。创新潮——内部控制之因创新，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褒义词汇，把它放到内部控制的对立面似乎有些有失公道，也有违常理。而事实上创新的确在很多时候会成为风险产生的因由！近三十年全球有三次大规模的创新潮，分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经济、21世纪初的治理与管理创新、近几年崛起的金融创新。每一次集中式的创新都同时带来了企业风险的集中式爆发。|!---page split---|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可以看做是技术创新引发的商业模式创新。从全球到中国，从硅谷到中关村，从来没有哪个阶段诞生过如此之多的创新型企业。电影大腕里面有着黑色幽默式的描述：“办一个互联网公司，拿上家的钱去烧，然后加个零卖给下家就是了”。“B2B、B2C、C2C”等各种创新的经营模式层出不穷，这样集中的创新带来的风险集聚效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最后是以近乎涅槃重生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创新引发的破产潮。2002年因为“安然事件”和“世通破产案”普遍被当作监管化浪潮元年。而安然和世通事件的起源都是资本逐利推动下的管理创新。安然公司成立于1985年，经历了四大步跨越，从名不见经传的一家普通天然气经销商，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采购商和出售商，世界最大的电力交易商，世界领先的能源批发做市商，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安然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后逐渐后继乏力，但为了保持持续的增长和股东回报，便诉诸管理创新：一是融资模式创新。安然设计了复杂的企业结构，其各类子公司和合伙公司数量超过3000多个，形成错综复杂的关联链条，共同组成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的关联企业集团。通过关联企业大量融资，边融资边建立新的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空间越来越大，融资的杠杆效应越来越大，风险累积也越来越多；二是在会计记账方式上进行创新。安然的管理层创造出一套非常复杂的财务结构，利用复杂的财务结构，肆无忌惮地虚构利润，隐匿债务。在会计处理上，安然率先采用了一些技术，使公司能够记录尚未创造收入的长期合同的盈亏资料；安然公司还自定会计条目，通过所谓的“特殊目的实体”（ＳＰＥ）等方式，增加了不记入资产负债表的交易业务，降低其财务报表的负债额。安然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用四个阶段来概括：“第一阶段，企业战略创新，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第二阶段，企业遇到发展瓶颈，资源和能力约束开始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第三阶段，利用管理创新，强行打开增长空间，财务做假粉饰企业实际衰退的事实，维持高增长的假象；第四阶段，东窗事发，以血的代价承担风险爆发的后果”。安然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成也因创新、败也因创新”。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则是美国企业推动的金融创新。形成事实上的“美国人民玩创新，世界人民吞苦果”。
在金融危机前，美国实体经济众多领域的金融杠杆率已经达到了近40倍，房地美、房利美等企业通过住房信贷的打包证券化，转嫁了自身的风险，而金融机构又通过发行次级债再次转嫁了风险，层层转嫁之后，风险逐渐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个体风险降低的代价是系统性风险的加剧，最后整个实体经济受到波及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一个稳定而成熟的经济体中，风险的发生是有迹可循、易于控制的，只有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变革环境中，风险才会作为伴生品，既易于发生，又难以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企业在短短的20年内走完西方国家已经走过了50年的市场经济道路，显然是处于一个高度压缩的创新空间内。其创新的频度和广度，都将超过西方成熟国家的企业。因此，我们在中国的企业经营中可以看到种种“怪”现象，这些都是在前进中的一种探索，是创新中发展的一种表现。因此，中国企业正处于风险的高发区，更应该引起大家对于风险的关注。风险与创新是一对双生子，但并非总是处于对立面。适度可控风险下的创新是有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的，因此，监管的力度也要和一个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并非越严格的监管便是越有效的！中国企业走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之路，创新尽管频度较高，但毕竟时间较短，因此很多方面还处于创新的初级阶段。如果外部的管制环境过于严苛的话，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企业的创新热情，最终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似乎看起来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不加强风险监管，会丧失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如果加强管制，又会挫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在我看来，二者并非不可调和：在公共服务和非竞争性领域内加强风险监管，迎合国际资本的安全性偏好，有利于吸引中长期的产业资本进入，缓解政府投资的压力；在高度竞争性的领域内，推行相对宽松的管制环境，有利于营造一个相对自由的创新环境，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从而迎合国际资本的逐利性偏好。渐进化——内部控制之法中国企业推进内部控制建设，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个性化诉求。国有企业的内控体系建设存在强烈的个性，一是决策的惰性；二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同样，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有其个性化的内控建设诉求。民营企业的风险在于融资难和两权分离。除此之外，还有竞争性企业与公益和非竞争性企业的风险管制，也有不同的诉求，需要监管者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以区别对待。所有这些个性化的诉求，是在中国推进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核心难点问题，试图用一种模式、一个标准解决中国企业内部控制问题的想法是自始错误的！美国企业的市场化水平要远远高于中国企业，但是在美国推行《萨班斯法案》的过程中，也曾五次推迟执行。美国Compliance week网站截至2005年8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在2058家接受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美国本土上市公司中，仍有222家公司未能通过404条款的要求。所以在财政部宣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推迟执行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意外。在我看来，要想这个规范更具操作性和指导性，恐怕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相较之下，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还存在很多不足：企业内部控制环境比较差；企业内部控制力度不够；企业内部控制的动力机制和监督机制弱化；支持企业内部控制的信息系统严重不足。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风险监管的专业机构能力不足。这里所说的专业机构包括代表国资委、证监会、银监会等行使监督权的专业机构，指导企业推进内部控制的专业辅导机构，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评价、鉴证的权威机构等等。目前看来，第一类专业机构是严重缺失的；第二类机构是专业能力不足；第三类机构则是老瓶装新酒，缺乏系统的内部控制观念，根本无法履行新形势下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评价的责任。内部控制的本质是外部监管加上内部审计，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外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推进内部控制，只能诉诸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内部审计的自觉强化首先需要领导者在内控文化和意识上有高度的自觉。因此，渐进化是中国推进内部控制建设的必要原则。渐进化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尤其是作为企业来说，推进风险管理是必要且必须的，但是中国企业在推进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千万不要仅仅重视合规性，而应该更加关注效率，推进内部控制建设，合规是前提，高效是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