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浙商》记者 胥晓莺
在后金融危机下的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新定位”，并要求“对改革要进行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
“这一年，我感到越来越迷惘，”2010年12月的一天，在由《浙商》杂志举办的论坛上一位浙商说，“我们企业还走在摆脱金融危机的道路上，但前景很不明朗。”
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国家宏观调控加剧……对于正在迈向复苏的中国经济来说，道路依然曲折。
一份旨在指向未来五年的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年前已经出台，这份长达19000字的《建议》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指明方向。
特殊的规划
与本刊有合作关系的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在研究后认为，“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恰与后危机时代相重叠，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社会经济环境的复杂度与不确定性前所未有，这决定了“十二五”规划不可能是突破性的、具体化的、可操作的，更多地呈现出兼容性、方向性、过渡性特征。
福卡研究中心指出，除了统筹国内大局外，还将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由此可见，“十二五”规划将在发展、稳定、安全、和谐的四维压力下寻求新的公约数，从某种程度而言，“十二五”规划体现出当下时代的政治本质，即均衡与妥协。
福卡注意到，“十二五”规划的方向比较明确，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首提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新定位”，即将扩大内需战略以及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经济支柱产业单列，“对改革要进行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等。
福卡却认为，问题是有方向无路径，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新定位”的内涵尚不清晰，更何况确立这种“新定位”也并非是朝夕之事。因此，“十二五”规划仅是指明方向，具体路径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摸索、探寻。
福卡研究员指出，从某种意义而言，“十二五”规划的方向性已经决定了其过渡性特征。正如“十一五”期间金融危机突然爆发让有关方面毫无准备，“十二五”期间“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风险”也或将不期而至，让有关方面只能“主动适应环境变化”，以“创造性”的方式应对。“十二五”规划既不会太超前，好高骛远，把愿景当现实；也不会太落后，对未来的客观形势毫无预见；更没有缺乏系统性考量提出一堆自相矛盾的预期目标，使规划执行荒腔走板。
尽管“十二五”规划呈现出以上本质特征，决定其阶段行情不会很出挑，但其中却不乏亮点。
包容性增长下的民企契机
1998年至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9%，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分别增长8.7%和4.6%，均低于GDP的增长水平。2010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05年为36.7%，22年下降近20个百分点。
正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随着“十二五”时期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转型的各项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如果不抓住机会更好地发展，中国就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十二五”是一个转折点，规划更强调经济增长质量和惠及民生；启动“富民战略”和“内需战略”，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更多老百姓有更高购买力。
“这也是胡锦涛主席之前所说‘包容性增长’概念的具体体现。”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这位长期关注民企发展的官员说，把富民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解决了大约70％以上的就业，所以富民离不开中小企业，离不开民营企业，只有让这些企业真正发展起来，他们的员工收入才能切实增加。”
“政府可以考虑降低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费水平。”黄孟复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说‘十一五’已经涉及了社会转型的诸多内容，那么，‘十二五’则是将社会转型推向新高潮。”
（感谢《经济展望》杂志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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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京：什么在阻碍中国经济升级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的，资源要素的价格都是扭曲的，市场机制在这里是失灵的。
为了更好地解读十二五规划，本刊记者在京就相关话-爱华网-题专访了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战略室副主任王元京。王元京曾主持和参与了国家级、部委级、大型企业、地方政府委托的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行业分析等多项重要课题研究，对十二五规划作过深入研究。
阻碍升级的障碍
《浙商》：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十二五规划中，在投资方向上有哪些重点？
王元京：十二五规划中对投资结构的变化，提到了内需、政策、区域、民营资本四个方面，我认为企业要理解投资结构的变化，应该先把握两大升级。十二五时期，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我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初级阶段，同时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收入上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阶段。这种情况面临两大问题，产业要升级，消费也要升级。
中国人均GDP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消费结构正在由吃穿用向住行学升级。但现在的产品供给结构并没有适应消费结构的升级需求，我们的住房、教育等资源都还严重不足。而且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并没有实现大多数人的小康化升级。内需无法扩大的根源在于工业化的大部分产能都没有最终需求支持。所以，一方面投资过剩，另一方面储蓄又过剩，消费又不足。
《浙商》：升级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王元京：归根结底是两大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的，资源要素的价格都是扭曲的，资金价格、土地价格、汇率、环境成本，都是扭曲的，市场机制在这里是失灵的，形成了我称为“资源追逐资本”的情况。资源都围绕资本转，形成了资源粗放型的配套，资本为中心外延式的扩张，而我们原本就资源奇缺。
另一方面，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严重不足，应该提供的基本保障没有提供，政府职能失灵。而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是刚性的，不足部分只能由市场来补充，演化为在民生领域，无论是房地产、教育、医疗，都出现了“资本追逐资源的情况”。由于垄断资源在这些领域大量存在，供给价格严重脱离需求，更加剧了这种不平衡。
破解两个失灵的办法
《浙商》：所以要实现两个升级，必须解决这两个失灵。
王元京：对，政府和企业都必须转型。政府要从生产性政府、经济性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型，我提出要建设“多快好省”的政府。“多”是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公共产品最大的消耗者。现在的政府是昂贵政府，政府收入占GDP30%多，全球最高，自己消费掉过多的公共产品，给社会剩余太少；“快”就不用说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机构重叠，互相信息杂乱，政府间传导信息慢。企业办事要加快速度，唯一办法就是增加交易成本；“好”，减少政府决策失误，减少对企业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省”，前面说了我们是贵政府，行政商务成本非常高，企业要打通各种关节的成本非常贵，对企业来讲是损失了竞争力。所以企业要提高竞争力，集中精力搞经济，政府必须集中精力搞服务，为企业创造好的外部环境。
我认为，垄断带来了市场失灵、竞争不足。要开放垄断行业，让民营资本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特别是金融领域，现在四大国有银行资产36万亿，外资银行2万亿，民营基本没有，非常不协调，将来应该实现三分天下。
现在金融领域很多试点都连成了片，进入了金融改革大步走阶段。小额贷款公司、民营担保公司、民营资本参股银行等等都逐渐开放，虽然还有很多限制性的规定，但已经势不可当。十二五期间，担保公司会迎来大发展。而贷款公司也会大行其道，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把“小”字拿掉了，国有银行干不了的，民间这些贷款公司都能干。城市合作银行民营化程度也在加快。民营银行也呼之欲出，也许十三五就会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