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二五”的主线和主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改革的成果。后金融危机时期，要实现这一目标和任务，只能把经济发展和富民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等，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十几亿人民的消费需求潜力迸发出来，从而为建设一个消费社会奠定制度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努力扭转目前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使之处于一个可控的合理的界限。各种统计均表明，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已达到一个所能容忍的极限。近年来，中国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应该说做了不少工作，之所以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关键还在于初次分配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不断下降，企业营业盈余份额尤其是政府财政不断上升，这样一种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必然使有限的再分配手段无能为力，甚至加剧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从国际经验看，要调节收入分配，需经济机制、国家再分配机制以及社会性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特别对缩小初次分配的不平等而言，社会性机制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社会性机制最主要的是让社会相关利益群体集体参与收入分配的决定，如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作等。 除了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外，当前社会领域须解决的问题还有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和低水平、“二元化”的城乡结构、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梦不能实现等等，它们和收入分配共同构成了社会建设的“短板”，是制约消费的最重要社会因素。不把这块“短板”补上，消费社会是难以建立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政策，开展一场新的社会改革。 同经济政策、经济建设相比，社会政策和社会建设在中国长期被忽视。在经济发展中，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经济政策和相对成熟的经济调控手段，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最近几年才开始提出来，没有一套既定的成熟的制度体系，也缺乏有效的手段去推动。这正是“十二五”需要着力推进的事情。因此，作为开局之年，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必须有一个好的起点。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今年在包含收入分配改革在内的社会改革方面，决心和进展如何，将决定着后续几年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解决程度。 某种意义而言，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还复杂和艰难。因为社会改革涉及到广义的收入再分配，它需要既得利益者和政府为了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让渡部分利益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使国民收入的分配规则更有利于他们。强势利益群体是否有意愿这么做，政府的钱是否真正能够到弱势群体手中，很难讲，因而，它必将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 尤其对今年来说，它还涉及到一个复杂的通胀问题。刚刚过去的2010年，物价突破了年初预定的3%的目标，到年底上升到5%，这已是严重通胀的边缘。普遍预计，今年的物价涨幅会超过4%，这样相对于2009年，物价上涨了近10%。对依赖于食品的普通百姓特别是低收入者而言，这显然是不可承受之重。对此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有一些学者从历史角度得出当前通胀还不算严重的观点，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误读了此次通胀与前几次的不同历史背景。根据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发生了五次通胀，分别是1980年、1985年、1987年~1989年、1993年~1996年、2007年~2008年。以改革32年的CPI的历史均值5.5%计，五次通胀都远高于这一水平，其中，1988年达到18.8%，1994年更创下24.1%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物价上涨幅度。虽然目前这次通胀率远未达到上两次的程度，但应看到，那时城市居民还普遍享有计划体制的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大部分还都由国家提供，而且收入增速较快；另外，当时整体的物价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但今天这些条件都不存在。 经验表明，通胀的上升会导致基尼系数上升，其最大受害者是中低收入阶层。除了他们主要依赖食品生活外，也无法通过购买不动产来为储蓄保值，以及没有足够资金购买股票和其他可以保值的金融资产。这势必会进一步扩大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加剧收入分配的解决难度。
所以，“十二五”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大力推进社会改革。只有社会改革成功，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改变居民的收入分配预期，推动消费持续增长。2010年，国家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已拥有足够的财政手段去推动社会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