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定程度的汇率调整加上内部的要素价格调整，是中国纠正贸易失衡的替代性选择。美国通过有效汇率贬值来纠正逆差，意味着美国要回避内部的结构调整压力，而将这种压力向其他国家转嫁，那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政策调整压力。然而，中美经常账户失衡的核心是：美国储蓄率低，不仅财政赤字规模巨大，政府净储蓄率不高，而且家庭储蓄率也极低，但同时中国出现储蓄“顺差”，这主要是因为企业盈利和政府收入的增加。加上中国汇率政策的“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中国不可能由汇率调整来承担总体的失衡压力，因此，仅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不太可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国内要素价格的调整。事实上，即使从全球经常账户再平衡的角度看，在过去几年，人民币基本上是有效汇率持续升值的主要货币之一：从2005年1月到2010年10月，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18%，同一时期欧元区国家也经历了大规模顺差（欧元区的顺差基本全部由德国提供），欧元有效汇率却贬值了5%。
因此，理论上，人民币对于纠正经常账户失衡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事实是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反升，这至少说明试图将贸易不平衡的压力全部转嫁到人民币汇率调整上是不太现实的。预期中国现有汇率政策要出现根本性转变的可能性不大，而是继续沿着 “三性”原则即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进行调整。从可控性来讲，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幅度要在实体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因为中国经济出口如果出现大的冲击，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对全球经济也会产生很大影响。从渐进性来讲，人民币不可能一次性地大幅度升值。由于人民币汇率制度中参考的一篮子贷币中美元权重较大，美元的贬值和不稳定很可能会带动人民币被动的对其他贷币的走弱。虽然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升值难以避免，但升值的幅度应该大致在中美企业劳动生产力改进差别的范围内，超过这个幅度，中国的企业短期内将难以承受这一调整压力。目前来看，一定程度的汇率调整再加上内部的要素价格调整将成为中国纠正贸易失衡的替代性选择，以此避免汇率的大幅调整对实体经济带来过大的冲击。这样以来，实际中采取的调整措施可能是几种政策的组合，其中包括一定幅度的汇率升值，加上国内的要素价格调整。那么，国内调整就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国内要素价格体制的改革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资产要素价格上升等，换言之，首先是要将原来被管制和低估的要素价格市场化。中国在部分领域的价格管制使得生产要素价格难以反映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情况，所以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被低估、竞争优势被高估，这不仅导致资源的消耗加大，也导致客观上对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的补贴，进而导致中国的福利流失。然而，综合来看，在这样的调整模式下，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平衡：不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这一部分调整不能过分冲击出口，而且国内要素价格调整这一部分也不能过分放大通货膨胀压力。那么一个现实的选择可能是：在通货膨胀压力大的时候，人民币升值幅度可以相对大一点；通货膨胀压力小的时候，国内要素价格改革的步伐可以快一点，这两者都是逼近均衡态的不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