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司治理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协调管理公司的经理人与提供资本的股东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情形下，诉讼会成为公司或者股东惩戒经理人（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管）的一种手段。针对经理人的民事诉讼主要有两类：一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股东利益赔偿纠纷”，二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什么样的公司倾向于通过诉讼惩戒经理人？要回答这个问题，目前只能在法院有选择公布的案件基础上进行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法院开展起“司法公开”运动。许多省、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网站都公布了数量不等的裁判文书，也只有少数法院宣称其公布了辖区内各级法院的全部裁判文书（例如河南）或某类案件的全部裁判文书（例如北京市法院宣布商事和知识产权案件全部上网）。基于非官方的“北大法宝”案例库和官方的北京法院网、上海法院网，截至2010年12月1日，笔者搜集并筛选出137件以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管为被告，以忠实义务或勤勉义务为案由的判决案件。这137件判决书覆盖14个省、直辖市的各级法院，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四省市占85%。已公布的部分判决书，时间跨度是2001年5月至2010年6月，其中，2007～2010年审结的案件有100件，约占73%。根据判决书提供的涉案公司信息统计，可发现：起诉经理人的绝大多数是股份不公开交易的公司或其股东（占99.3%），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等；股份公开交易的公司则极少。股份不公开交易的公司多具有所有者与经理人全部或部分合一的特点。统计表明，43%的经理人被告在涉案公司拥有股权。在经理人被告同时持有公司股份的案件中，公司或股东起诉董事、高管的深层原因常常是公司内部爆发了股权争斗，经理人责任诉讼是股权纷争的反映。从公司资本规模上看，涉案公司主要是中、小型企业。粗略统计，注册资本在人民币200万元以下的约占65%。
股份公司经理人极少成为被告，并不能证明他们都是“德艺双馨”的好管家。统计只是表明，股份公司极少运用民事诉讼手段惩戒其不忠实或者不尽职的经理人。这一发现与2005年修订公司法、引进股东代表诉讼规则时的设想颇有出入。许多人以为，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的股东都会利用代表诉讼维权。但实际上，近5年内，针对股份公司经理人的民事诉讼却极为罕见。分析原因，我们会发现，股份公司尤其上市公司或许缺乏以诉讼问责经理人的动力，甚至倾向于避免这类诉讼。因为，针对董事、高管的诉讼将成为上市公司的负面新闻，导致公司股价下跌，所以公司可能宁愿采取非诉讼措施；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相对集中，董事、监事或高管通常是大股东的代表，而公司又受大股东控制，没有大股东的授意，公司难以对失职的董事等提起问责诉讼；公司高管通常是董事会选拔、任命的，公司起诉高管不忠或失职，似乎向外界表明董事会遴选高管时疏忽、失察，任命后又失于监督。既然上市公司可以罢免不忠或失职的经理人，或者不让其连任，何必非要通过诉讼闹得满城风雨呢？再者说来，许多上市公司都是国资控股，组织部门自有家规，司法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要用也多是刑事诉讼。如果说大股东不愿起诉自己推荐的经理人，那么，小股东会不会积极于诉讼问责呢？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股东如要为公司利益、以自己名义直接起诉经理人，须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在上市公司持有1%以上股份的股东通常已具有通过非诉讼途径向公司表达诉求的能力，无须启动诉讼。即便符合起诉条件，股东必须自行负担诉讼费、律师费等开支；即使胜诉，经理人也是向公司而不是向股东赔偿，公司也没有义务补偿股东的诉讼费用。可见，上市公司的小股东通过代表诉讼起诉经理人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匹配的。最后，控制股东与非控制股东间的利益冲突是中国上市公司的主要问题。控制股东可能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但关联交易通常都会获得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批准。因为，后者通常处于控制股东直接或间接的操纵之下，尽管控制股东或其代表必须回避有关表决。既然交易在程序上都是合法的，董事、高管被指控违反忠实或勤勉义务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