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曾经在中国叱咤风云的那一批“市场派”经济学家，其使命、责任与历史地位，也许多年后才能逐渐清晰。
□ 记者 李光 2010年12月22日，现年51岁的张维迎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该职务由副院长蔡洪滨接任。这一看似正常的人事变动，却出人意外地引发了关注和热议。 4年前，张维迎就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时，曾经说过这样三句话——“任何情况下，如果多数人不支持我，我马上就辞职；任何时候，发现有人比张维迎做得更好，我马上辞职；任何时候，有证据证明张维迎做的任何一件事是出于私心，是利用院长的职位谋求私利，我马上辞职。” 在这4年任期内，张维迎没有辞职。现在，面对卸任引发的各种评议，一向高调敢言、个性张扬的张维迎选择了沉默。 争议声中的人事变动 12月22日，即张维迎卸任当天，北大校长周其凤和组织部部长郭海来到光华学院，与全体教职工参加了工作交接会。张维迎以及同时卸任的副院长武常岐、张一弛并未出席此次会议。 据一位在场教授的回忆，校长周其凤的发言颇为特别。他先是做了一个正式的官方发言，“代表学校念了一个稿子”，声明这次换届是一个正常过程，同时肯定上一届领导班子的成绩。周说，“我认为我是维迎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拿我当朋友。” 然后，周其凤又做了一个非正式的发言，他读了两条短信。第一条来自光华基金会，表示支持此次换届工作。第二条是一个匿名短信，大意是：周其凤，我们鄙视你，张维迎作为一个坚定改革的院长，你居然不能排除阻力，让他继续领导光华，作为校友，我们很失望。 此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就坐在台前。周其凤紧接着向大家解释。“类似的短信我收到不止一条，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次任命的，这些人就是我们光华的校友。”他转向新任的管理层，“你们的任务很艰巨，你们能不能将张维迎领导的光华继续领导下去，就在于你们能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特别是这些有不同意见的人。” “校长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支持张维迎改革的，”这位教授分析说，“他在用这样的方式给新一届领导班子形成压力。我可以从中体会到他在这种两难中的良苦用心。” 张维迎卸任消息浮出后不久，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在微博上写道：“李彦宏、丁健、俞敏洪这三位北大的杰出校友曾联名就张维迎卸任一事致信北大。” 亚信科技董事长丁健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们在一个月之前就得知了张维迎将卸任光华院长的消息，他们致信北大校长周其凤并不是要求张维迎连任光华院长，而是希望此次光华院长的换届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公开遴选，而不是以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进行。“作为北大的毕业生，我们看到光华近年来改革的成效，希望光华能够继续作为中国高校改革的前沿阵地，发挥它的影响。” 丁健说，周其凤肯定了张维迎的工作，但以“时间来不及”为由，向他解释此次换届工作已经木已成舟。北大校方反复对外界解释称，这是一次“在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的基础上”的正常人事变动。而内部消息人士却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此次张维迎的卸任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面对国有大学内一点也不亚于其他组织的复杂的权力斗争，天真的张维迎无法应对，也不屑于应对”。至于孰是孰非，已无关结果。 政府都不待见的主流经济学家 张维迎从来就不乏争议。早在1983年，这位还不到30岁的陕西汉子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反精神污染”浪潮下，这句惊人之语顿时将他卷入是非漩涡，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张维迎所在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找到他，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党把你们这些贫下中农出身的孩子培养成人，你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没办法，不爱妥协的张维迎违心地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道歉文章。“但这个观点我一直没妥协，这篇文章也不是承认我观点错了。”他只是强调，在谈这个观点的时候，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的社会气氛，没注意自己的社会责任。 从那开始，在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上，张维迎就已经决定倔强到底了。 1984年，《经济日报》社联合多家媒体和研究单位，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为落后于农村改革的城市改革吸纳新思想。 张维迎递交了刚完成不久的论文《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论文组的初审意见是“不用”，复审意见是“此文很好”，据说这是当时刚由《经济日报》理论部调入体改委的石小敏写的，如今，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后来，在石小敏的力荐下，张维迎在当年12月进入了国家体改委，这里汇集了很多像他一样初出茅庐但是棱角分明的知识分子。体改委的五年是张维迎人生中“激动人心的年代”。后来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有过体改委的工作经历。张维迎和他们一起，制定和推动了从价格到财税一系列重大改革。 “回忆起来，80年代经济思想是最活跃的，对中国经济改革推动的成效也最大。一个是被压抑了很长时间后的报复性反弹；一个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愿意接纳这些新思维。”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博导钟祥财曾对媒体这样分析。 当时，张维迎曾仔细研究大萧条时期的两位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个人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径，一个慢慢成为政府的座上宾，一个逐渐被边缘化，变得很寂寞，“但若干年之后，真理原来是在他这一方。” 与这两位经济学大师类似，国家体改委这批年轻干练的经济学者，在1989年后开始分道扬镳：一部分更激进的选择离开，或下海经商；一部分在体制内走向更高；一部分留在学术界，继续对改革发声。张维迎也在1990年离开了体改委，他选择到牛津大学“充电”。 从牛津回国后，张维迎到北大与林毅夫、易纲等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7年到光华管理学院任教，投身于MBA和EMBA教育。此时的张维迎慢慢发现，自己在政府官员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我算什么主流经济学家，政府都不待见。”张维迎曾这样抱怨。但他依旧像当年一样，不断地为改革发声。 几乎每一次发声都招致更大的争议。 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里，张维迎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更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不管张维迎每次如何辩解，都无法平息要求“公平、正义”的民众心中的愤怒。 未竟的改革：全球范围遴选光华院长 牛津归来，尽管张维迎坚持改革的声音遭致越来越多的质疑，失去了早年在政府层面的话语权，但在北大，他却在教育系统启动了另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教育体制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迄今为止唯一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地方。中国的高等教育处于市场改革最滞后的阶段，它甚至比政府改革还要落后。”坚持市场导向的张维迎，决定从这里开刀。2003年，他以北京大学校长助理身份主持起草《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推出“教员流动”、“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大面积反对声。 张维迎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个公开的报道称，张维迎此后在一次党委测评中得票极少，未能当选党委常委，他的改革方案最终也未能完整施行。 但张维迎本人并不认为北大的改革“失败”，至少就光华学院来看没有失败。 2006年9月，北大党委宣布47岁的张维迎接替76岁的厉以宁出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此时距张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已逾10年。张维迎首次以一个大学二级学院行政负责人的身份站上前台。 一位光华教授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尽管2003年的改革在北大没有很好地推行，但在光华学院，已经基本完成了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的转型，大学教授的“铁饭碗”被打破，教授评议机制已经形成。光华管理学院提拔教授，程序都是所有申请人给所有教授作报告，说明自己的研究成果，请大家讨论后无记名投票。如果得票率很低，就不会提交到院学术委员会。 要打造一流商学院，张维迎反复强调学术标准。该教授称，“很多从美国名牌大学回来的教授，也有走人的，到了其他大学可以当正教授。当然，一些人为的干扰因素还是存在的，但总体来说，光华的管理水平已经非常快地接近美国顶尖大学，我自己都很吃惊短短几年就能有这么大的变化。不管认同还是不认同张维迎个人，我想都很难回避他在这一点上的贡献。” 张维迎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要在光华推进一项更为深远的改革：对商学院的领导层，特别是院长，要在全球范围内遴选。 中国高校行政化一直以来饱受诟病，光华学院虽然在教授层面招聘和晋升引入了教授评议机制，但是学院领导层的产生仍被传统桎梏所束缚。“要形成一个全球公开招聘遴选院长的机制，这条路还非常长。因为光华学院基础比较好，所以张维迎想在小范围内推进这个改革。”上述光华教授向记者透露，张维迎曾在2010年年初教职工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他要推进领导选拔机制从行政主导到全球招聘遴选的转型。 “做这个事情比在教授层面难度要大得更多，毕竟领导的任命，很大程度上是冲击现有的行政制度，难产也是预料之中的。如果张维迎能连任的话，他一定会开启这个工作。” 此前，包括美国RUGTERS大学统计系教授陈嵘在内的一批海外学者(均为光华学院的特聘教授)也曾致信周其凤，希望校方对换届工作务必慎重，“如果将张维迎换下去，对将来的中国教育改革会起到负面影响。” 然而，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张维迎失去了继续推进改革的机会。“对一个推进改革的旗手来说，不能在自己任内实践自己的理想，恐怕才是他最大的代价。” 主张“钻狗洞”的“流氓院长” 在中国，改革进程有时并不取决于改革者的个人意志，往往更多地受制于既有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和个人利益的考量。在院长任上，张维迎曾声称，他“一直在忍辱负重，为了光华管理学院成为世界一流而忍辱，为他的使命感而负重”。但是，“正如在国有制下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企业一样，在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商学院也有先天的障碍。” “一个组织内能力越低的人，权力斗争的积极性越大，产权越模糊的组织，权力斗争越严重。”张维迎2000年说过的这句话不幸言中。在光华院长任上，张维迎遇到了许多大学行政者都要面对的问题，在一个学院内部，对派系斗争的热衷总是多于学术标准的讨论。不少人与他反目成仇，有人在网络上公开骂他“流氓院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维迎是一个人与一个庞大的行政体制作斗争。”一位与张熟识的光华学院教授告诉记者，“他这次去职，就是斗争的自然结果。遗憾，但无可避免。” 在与体制进行了多年斗争后，张维迎体会到：“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 “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然后我们两边才能汇合起来这样到最后我们才可能占领这个阵地。”2010年年初，张维迎曾这样公开表示。但没有想到，年终时，他还是失掉了阵地。 财经评论员叶檀撰文称：“张维迎卸任是好事，不是坏事，他从此可以沿着著名教授之路狂奔，而不必在教授与教育部门改革官员的身份中动辄得咎。” 很多人愿意把张维迎的卸任和茅于轼的禁足、吴敬琏的落寞、厉以宁盛名之下的被怀疑和低调联系起来：张维迎和很多知识精英手中关于改革的话语权，近十年来正在逐渐变弱，曾经在中国叱咤风云的那一批“市场派”经济学家，看来已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式微。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张维迎一直信仰的“自由市场”遭到更多质疑，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说：这好比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失事掉了下来，牛车上的人会惊呼：哎，你们看，还是我们的牛车安全嘛。 张维迎还喜欢谈孔子，“思想的竞争是长期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几百年后才被承认。”或许，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责任与历史地位，也要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才能逐渐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