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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间，国家广电总局在电视剧备案情况公示中指出，新拍电视剧有一种用反常伦理现象作为剧情主要推动力的倾向令人担忧。反常伦理当然是对社会风气的污染，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机关与企业的反常思维，即“非常态化”思维。比如安全生产应当成为常态，但不少地方的生产经营偏偏要在“非常态化”中牟利，事故不断。如果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是一种常态，那么它的反常就是争利于“朝”，争“名”于市。常态未必就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至少符合一般规律，即按显规则办事。古人“争取功名要在朝廷之上，争取钱财要在市场之上”，争名夺利，当然不甚理想。然而“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毕竟是在告诉我们做事情要选对场合，按照各自的规则办事。而反常思维就不一样了，那是争利于“朝”，争“名”于市的，结果弄得是“朝”不像“朝”，市不像市，既乱“朝”又乱市。在食品市场上，今天这个含有害物质，明天那个吃了有毒，后天什么含量超标，媒体频频披露，消费者防不胜防。于是有人质疑：日常抽检的人干吗去了？这个问题在反常思维那里不难找到答案，即争利于“朝”，争“名”于市。从广义上理解，古人的“朝”就是衙门，就是今天的各个政府机关。本来应当是在市场上获取的利益，为什么要在政府部门那里劳神，跑“部”公关呢？这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某种审批手续，另一方面是为了分享某种垄断下的资源，或者直接获得某种资源的垄断地位。于是，市场上的获利在“朝”上基本就搞定了；反过来在市场就是要争“名”，即审批手续的资格等级、资源垄断话语权的正宗。只要师出有“名”，似乎可以包打天下。不幸的是，市场上的争“名”泥沙俱下，包装者、炒作者使出浑身解数以出名，假冒伪劣皆以某种“名”而行。只要有“名”、出名，就可以身价倍增，哪管你盛名之下其实不符。“朝”与市的错位，除了冒名，都是名与利的相互渗透，即人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以及权钱交易等等。的确，市场上的高手，与“朝”中各方面打交道多了，“孝敬”的事便常发生，对方笑纳的事便难免，于是监管工作的“常态化”消失了，监督机制也就失灵了。“朝”中既得利益者即使有“常态”的检查，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走过场而已。可惜各种问题的客观存在总要露出蛛丝马迹，信息时代的公众竟可以通过互联网等传媒将其曝光，从而被舆论搜索出狐狸的尾巴来。尽管“非常态”成为常态，被曝光者也只好认倒霉。如果说权钱交易成就了争利于“朝”，争“名”于市的反常思维，那也离不开反常伦理的支撑。比如在文艺作品中，为了增加悲剧苦情而凸显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不幸，这既是一种反常思维，又是一种反常伦理，两者是相互渗透的。如果按照一位著名专家的论断，中国模式官商不分，难以构建新文明；那么反常伦理倒极有可能泛滥。反常伦理表现在文艺作品中，除了在对善有恶报、恶有善报不幸现实的凸显，更多的是信仰的模糊、美丑不分和荣辱观的颠倒，其中也包括礼义廉耻的丧失。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将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其中“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结果远比“非常态”严重。这绝非危言耸听，现在官员们的心理素质真是了得，贪污几千上亿也气定身闲，镇定得很；没有被抓住小辫子的便“雷语”不断，连“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口号都能提出来。由此可以看出，要想解决争利于“朝”，争“名”于市等反常思维，除了在制度、体制上想办法之外，解决反常伦理必不可少，甚至必须从解决反常伦理问题做起。按照管仲的说法，重振国之四维，“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监管或者管理中的“非常态化”就有望得到校正。当然，强调礼义廉耻，并非小国寡民式的和谐；市场主体能够通过创新在争利于市中胜出，那才是市场经济的优良常态和理想状态。史料记载，当纵横家张仪提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观点时，是向秦王主张争夺当时的“热地”三川，挟天子以令天下。但是那时羽毛未丰的秦王没有墨守成规，大胆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另辟蹊径攻取被人们忽视的蜀地，苦心经营，自强了起来，为此后荡平六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钱粮支援。由此可以看出，反常思维、反常伦理不是创新；相反，只有加大创新力度，让创新者在市场上胜出，才能让反常思维、反常伦理失去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