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严格来说，从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中国式管理”就开始成为国内管理学领域的一种景观。有一些国内的学者，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以中国文化为背景讨论管理问题。国门打开之后，外面的新鲜空气扑鼻而来，所以，管理学在刚刚诞生之初是以学习西方为开端的。但是，对本土的熟悉而形成的路径依赖，华夷之辨传统的潜意识影响，使中国人在对外学习的榜样选择中也倾向于偏爱带有中华色彩的典范，如当年不离口的“亚洲四小龙”等等，就是明显的例证。不过，1980年代的主题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当时的“中国式管理”有点零敲碎打，而且基本不成气候，还遭到“西化”派的奚落甚至嘲讽。19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快车道，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使思想领域出现了一股强劲地“东风”。学术界对“西方强势”的反思和批驳，对“东方学”的赞扬和宣传，对本土资源的探寻，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着管理学的“本土化”。在国内学界，当时那种以艰深的学术语言对萨义德的介绍，对东亚儒家传统的推崇，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引进，使国内学界产生了对“西化”的普遍警惕。这里面不乏严肃的学术理性，但也夹杂着抗拒西方“话语霸权”的意气用事。借用小品演员赵丽蓉的一句经典台词：“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的风向标。管理学也正是在这个氛围中开始了“中国式”建构。但是，1990年代的中国，毕竟底气不足，小品中的“风景这边独好”，仅仅是舞台上的一种调侃，当不得真。真正的转变，是从加入WTO开始的。可以说，从经济角度看，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经济正式融入了世界体系。而此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出现了重大变化。比较一下图片和视频资料，看看人们衣食穿着的变化，看看城市交通建筑的变化，哪怕仅仅是看看当年北京站前的“面的”和三轮车照片，同现在一比，都会发出感叹，中国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可以说，正是中国经济的腾飞，为“中国式管理”注入了活力。如果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撑，所谓“中国式管理”不可能蔚然成风。所以，曾仕强在央视开讲中国式管理，于丹在央视侃谈《论语》心得，正是顺应时势的推波助澜之举，对中国式管理的推崇，在经济崛起的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高潮。学界对“中国式管理”的热情，也是随着经济的变化而上涨的。在中国知网上以“中国式管理”为关键词检索，共有文献445篇，其中2001年以后达399篇（主要从2004年开始数量猛增），1985年至2000年仅仅48篇。不管文献的质量如何，仅仅从数量上看，中国式管理在学界成为气候，是从2004年前后开始的。现实中对中国式管理的推崇和普及，要比学界更热火。面向企业家和经理人员举办的各种培训讲座，国学、传统文化、本土资源等等与中国式管理密不可分的内容，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同1980年代的管理培训“言必称美国”相比，最近十年几乎是“言必称中华”。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似乎已经转到了中国。可以说，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式管理的兴起是惹人注目的。这十年的发展轨迹，它明确表现出一种由小众到大众、由学术到普及的变化。经过这十年，我们需要回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这样的追问，有助于人们从中得到理性的启迪。要看清我们今后的走向，必须回过头来观察此前的来路。2001年以来中国式管理的兴起，可以归纳为以下缘由。 |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59862 | 17中西差异激发了中国式管理的热情在1980年代的开放大潮中，向西方学习是主旋律。然而，现实告诉人们，那些率先吸取了洋味的大型国企，并不见得有多大好转，反而是那些土得掉渣的乡镇企业，成为搞活经济的前锋。当时，国家五部委大力推行“十八种现代管理方法”，以引进西方式管理为主，但在现实中并未能拯救国企，即便有成效也不大；而一个个精明的温州小老板，靠着中国特色甚至是江浙特色的算计和狡黠，率先富裕起来。具有鲜明对照色彩的一个例子，就是典型中国式的芜湖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在当时风光无限，与之相反，武汉柴油机厂引进了德国洋厂长威尔纳·格里希，用尽全身解数也未能实现武柴的振兴和繁荣。人们通常会把年广九获得的殊荣，归结于邓小平的关注，然而，邓小平访日访美对西方企业管理先进性的关注要更强烈，为什么不会产生出同样效应？武柴格里希靠着“第一个洋厂长”的特殊性，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在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国式软对抗面前，他无法破解在德国不会面对的“无人之阵”，更不能理解中国的“八卦图”，最终在格里希离职后武柴迅速破产。中国的特有情境，刺激着人们去寻找适应这种情境的管理内涵，人们从年广九身上看到的是中国式成功，从格里希身上看到的是德国式失败。所以，1992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第二个春天”，就不再具有1980年代那种浓烈的西化倾向，而是立足本土，由此与“国情论”相得益彰。2001年以后，中国式管理适应了“国情论”的需要，特殊国情又滋养着中国式管理的迅速成长，使其一路风光走到今天。走向世界的期待动员了中国式管理的力量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就一直为“强国”梦怀萦绕，但在经济实力上从来未能扬眉吐气。1980、1990年代的经济发展，为中国以强国姿态走向世界铺垫了基础。加入WTO，使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拿实力说话，靠速度崛起，中国迅速成为制造大国。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降低成本只能靠西方没有的优势，加快速度又必须绕过难以变革的深层次问题。而依赖中国式管理，可以不需要深层变革就能快速得到回报。规则细密的西方式企业，在运营中远不如中国特色的方式有效。坚守西方信念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会发现“土八路”的优越性。所以，即便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也往往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很快就适应了“国情”，不适应的只好放弃中国市场这块“肥肉”。中国企业更不待言，它们能够看到的成功之道，首先是来自于中国的“关系”、政府的“优惠”以及形形色色的“摆不上桌面”的潜规则能量。谷歌与百度之争，恰恰是坚守西方理念的谷歌败下阵来，而谙熟中国特色的百度获得了成功。几乎所有的经理人培训，学员都有着程度不同的感叹，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西方教科书，基本上是“无用”的，而自己的本土经验，却有点像当年批判的“臭豆腐”，不好闻却好吃。在这种局势下，传统国学可以更对中国人的胃口，当年打天下的成功经验更有现实效果，传统文化和“红色管理”由此兴起。等而下之的，即便不走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的正道，也会步入“三十六计”、“厚黑学”的本土小路。在“为了中华之崛起”的旗帜下，传统儒学的“修齐治平”，除旧布新的革命法宝，不择手段的权谋机巧，《水浒》、《三国》的狡黠智慧，这些本来在内涵上互相冲突的东西走到了一起，从不同角度推动着中国式管理的进展。这种杂拌，使中国式管理本身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色彩，管理者可以各取所需。
华夷之辨调动着中国式管理的积极性中国有着悠久的华夷之辨的传统，尽管从近代以来，华夷之辨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命题，但是，过时不等于终结，区分“我们”与“他们”仍然高度凝结在国人潜意识支配的行为之中。在“重振汉唐雄风”的大旗下，总会隐隐约约闪现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心态。当然，现今的“华夷之辨”已经有了时代跨越，所表现出的可能不再是“万邦来朝”的天朝姿态和“虽远必诛”的汉唐霸气，但隐约同“振兴中华”、“扬我国威”曲径相通。于是，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吻合，为企业经营中的中国式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学者那里，文化相对论（即文化无法区分先进与落后）尚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在大众那里，基本上都认可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即便是学者，也会通过区分精华与糟粕来认定国学中的先进成分。走得更远的，则寄希望于通过孔子学院把中国文化传遍世界，用中国文化来拯救西方的没落。由此，中国式管理就不再是一个学术性的解释概念，而是一个实践性的操作概念。凡是大打民族牌的企业，基本上都同这种心态有关。取守势的，以民族品牌或者爱国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商业地盘；取攻势的，以全球化和跨国经营把自己的优势推向国外。凡是不承认市场经济具有普适准则的企业发展战略，或多或少都受华夷之辨的潜意识支配。学习西方是“礼失求诸于野”，走出国门是“以夏变夷”。这一点，学界的论证还远远不够，而现实中的运用却得心应手。正是这种华夷之辨，使中国式管理在学术讨论和实践运作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割裂现象，即以中国的特殊性来推进中国式管理的操作，又必须落脚于全球化的普适性来走向世界，最后逻辑走向“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即“以夏变夷”。赵丽蓉的小品语言，其中包含着一个不易察觉的冲突，即民族特殊性和世界普适性的冲突。在中国式管理在实际运作中，依然要靠华夷之辨来处理这种冲突。科学理性推进了中国式管理的学术性现实需要理论给出新的解释，而文史哲的研究在过去是远离管理活动的。1990年代国内学界的人文精神讨论，由于同经济活动没有直接关联，所以虽然孕育了中国式管理的学术因素，却缺乏管理学界、经济学界的参与，以哲学界为主，不但使讨论偏于形而上，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把人文精神的丧失归罪于市场经济。2001年加入世贸后，一批文史哲学者加入了管理研究行列。以许倬云的三本书为标志（《从历史看管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从历史看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从历史看领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可以看做是人文学者向管理学的自觉靠拢。在管理学界，一批学者试图以中华文化为基点构建管理学的新体系或者新范式，如复旦大学苏东水等成立了东方管理研究中心，明言要改变管理学中“言必称西方”的倾向，并出版有代表作《东方管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中国管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社科院的黄如金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和合管理”（《和合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尤其以台湾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在大陆的影响最广（《中国式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这些，都可以看做是这一时期管理学界运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式管理”进行学术构建的试探。这些研究，程度不同地运用科学理性方式对管理的中国情境进行解读，给中国式管理增添了学术色彩。但是，一旦运用科学理性方法，就其本质来讲，就具有了西方学术的身影。在科学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强势，认同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逻辑，而中国历史上恰恰缺的是逻辑（近代严复、梁启超等人对此有详细说明）。可是一旦突出了科学和逻辑，那么就不再是中国的特色。所以，中国式管理的学术探讨，一方面是从方法论角度提升了对中国情境的认知，另一方面是从本体论角度淡化了中国式管理的情境。这正是中国式管理的一个发展悖论。不过，在这种悖论中，相应的学术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着“华夷之辨”的非现代性，推动着中国式管理的学理建设。革命时代的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式管理的路径约束当代中国的传统，不仅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而且还有几十年的革命积淀。在现代的革命史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情境的结合，奠定了新政权的根基。这种中西合璧，打败了党内的教条主义，也打败了党外完全本土的保守主义。有朋友认为，在中国传统中，“攻守之势”的变易，会使历史上的夺权者向执政者发生迅速转化，即“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而中共作为一个已经掌权数十年的政党，“下不了马”是一个重大问题。实际上，仔细考之，概因为马背得来的巨大“红利”尚未使用完毕。革命时期动员社会力量的做法，以理想教育激发下层力量，以组织纪律保证行动统一，以打歼灭战取得竞争优势，以统一战线得到广泛支持，这些技术路径和操作方法，往往行之有效。所以，“走长征路”、“整风”、“肃反”、“三大战役”等手段，都成为在时代变迁以后仍然可以复制的成功样板。而且对于“60前”来说，使用这些手段驾轻就熟。因为过去的成功和辉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它已经成为制约今后行为的沉淀成本。即便复制这些经验存在某些问题，路径依赖也会促使人们考虑调整这些手段的某些限制条件，而不会轻易放弃这些手段。中国的现实状况，依然能够使这些手段取得快速成效。由此，中国式管理中，红色管理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