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富第一省福建 中国何以从国富走向民富



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一定需要以民富作为基础,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国富。

何谓民富?

民富的内涵,应该有两个要素:一是人均收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二是广大民众得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即收入差距不太大。

那么,当代中国离民富还差多远呢?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09年人均GDP数字,美国超过4.6万美元,西欧、北美、大洋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也多在这一水平上下,其中最高的北欧国家已经达到8万~10万美元。而亚非拉最贫穷的国家则在300~500美元之间,最低不到200美元。世界上发达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100倍。

3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不到400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大体为最贫穷国家的十几倍,为最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中国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排名在百来位。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有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60112 | 22

这些数字说明,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巨大的。这些数字同时也说明,无论从收入水平还是分配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来说,走向民富,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富民路径

一百多年来,诸多国家都在富强之路上孜孜求索,经验与教训并存。成功者如美国与日本,失败者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他们分别是用何种模式追求国家富强的?

美国:个人奋斗精神牵手政府支持

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也曾是一个弱小挨打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独立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仍肆意拦截美国的舰船,掠夺物资,打死、打伤和劫持美国船员,煽动印第安人暴动,在美国制造内乱。英国的挑衅导致两国在1812年重新开战,开战后,美国不堪一击,英军很快占领了华盛顿,纵火焚烧了白宫和市内其他建筑。

除了外辱,就是内乱。屠杀印第安人,买卖黑奴,农民暴动,与敌国进行走私贸易,直至南北方大打分裂战争。法治与民主,自由与平等,和谐与有序这些概念,在美国曾经显得如此遥远与陌生。

那么,美国是怎么富强起来的呢?有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政府对这一精神的支持与鼓励;产业资本的法治原则。

美国人民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是美国走向富足的原动力。在利益驱动下,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荒原猛兽斗、与饥饿寒冷斗,书写了一部充满死亡与血泪,惊天地、泣鬼神的开疆拓土史和发财致富史。

对个人致富的冲动,美国政府不是压抑,而是尽力创造条件和空间,使之得到充分发挥。其中以两个条件最为重要,一是以民企为主,发展经济;二是低税收,藏富于民。

美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是以铁路的大发展为前提的。19世纪后半期,为支持个人投资铁路,政府提供了税收和融资(参股、信贷和担保)的多方面支持,赠送给铁路公司的土地竟然达到国土面积的1/10。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铁路19世纪末达到30万英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为国内市场的统一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交通基础。除了铁路,从立国到今天,美国在交通、能源、采矿、通讯、金融、化工、医疗、冶金、生化、电子、房地产、制造业等各行各业中,无不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功建设了现代企业、现代产业和现代经济。需要重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虽然美国几乎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都以民营企业为主,这些产业和国家并没有因此弱小,民众也并没有因此贫困。

另外,在税收方面,直至1913年世界进入“美国世纪”之前,美国完全没有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的唯一税收来源是微薄的关税,可谓穷到家了。1803年美国以1500万美元从法国购买了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67年以720万美元价格从俄罗斯购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些买卖对财政来说,都是困难重重,政府费尽口舌,才说服国会和民众,这些钱是值得花的,获准举债购买。

在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美国产业资产阶级得以成长壮大,这奠定了美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的经济基础。1868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方战胜了南方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宪法的权威,将美国人追求财富的巨大冲动,纳入了法律和秩序的轨道。此后,美国便势不可挡地成为了整体实力的世界首富,成为了世界霸主。

日本:全盘西化思想下发展民企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page split---|19世纪中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日本与中国一样,面临西方威胁。1853年,日本在美国炮舰的威胁下,被迫开放贸易,并丧失了关税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相同的挑战并没有带来相同的结果,19世纪中叶以来,日本人锐意维新,很快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在其后100多年中一直戴着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帽子。

日本是怎样避免中国的厄运,走向富强的呢?关键在于明治政府在全盘西化思想指导下,实行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的国策:保障民权,发展民企。

明治政府是由日本新兴商业和产业资产阶级推上台的。对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日本越能彻底地西洋化,他们就越安全,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一个法治的政府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财产,市场化了的金融、劳动力和企业制度,能让他们更加自由地运作和发展。这种利益上的动机,决定了他们要求全面西化的态度。明治政府代表他们的利益,顺应潮流,推行了全盘西化的革新路线。

为了破除封建桎梏,明治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从1872年开始,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明治政府还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提倡个人自由,天皇的《五条誓文》中,其一便是使国民都能“各遂其志”,获得充分发展。为了培养优秀国民,日本从1872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早,入学率也属世界最高。

此外,日本政府还不遗余力,支持民企发展,除创办银行和股份公司(株式会社)为企业融资之外,还直接对民营企业进行补助。仅在1875~1880年期间就提供补助资金达5000万日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支出的1/6。对那些民间暂时无力创办而不得不由政府创办的企业,比如很多机械、造船、矿山企业,一旦时机成熟,政府便毫不犹豫地实行私有化,使这些企业的效益得到了极大提高。1880年,明治政府颁布《出售官营工厂条例》,将大批官营企业低价出售给民间企业家。政府的鼓励与扶持,使日本民营企业得以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一批大型民营企业。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以民营企业为基础,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总结起来,所有发达国家实现民富的共同经验,其实都非常类似,也非常简单明了:保障个人自由,提高国民素质,支持民众致富,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空间和良好条件。

前苏联:以国家力量集中资源却告以失败

除了欧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民富之路,还有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实现民富呢?

不少国家都尝试过走一条自己的实现民富之路,但无一成功。其中对人类发展历史影响最大,也最惊心动魄、令人感叹的,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一批国家,以国家力量集中资源,试图靠国家力量实现共产主义的尝试。

 中国民富第一省福建 中国何以从国富走向民富
在共产主义理想和理论指导下,上世纪30~50年代,苏联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为基础,实行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很快以工业和军事强国的面貌展现于世,取得了以下辉煌成就:

第一,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自己占整个世界陆地面积1/6的领土,收回了失去的领土,还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将中欧、朝鲜等十几个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在世界上形成了两个阵营的核恐怖均衡;

第三,首次实现卫星上天和载人航天,以此为标志,令人信服地表明,社会主义阵营的科技水平,已经超过资本主义。

苏联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不让人信服,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结合,其力量真是太神奇、太伟大了。尤其让美国人惶恐不安的是,苏联的成就和强大,是在消灭了资本家、消除了阶级和剥削的前提下所取得的。没有压迫和剥削,人民当家做主,人人平等,正义与富足并存,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优越的制度吗?那时的世界上,广大亚非拉,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的亿万人民,都崇拜苏联,向往社会主义,世界形势可谓是东风压倒西风,一片大好。

未料,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竟然解体,戛然而止,其过去的东欧卫星国和很多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与俄罗斯反目为仇,纷纷投入西方怀抱。真是历史无情,世事难料,从1930~1990年的60年间,前后两个30年,苏联的变化,反差之大,不由人不瞠目结舌。

风头正盛的苏联,怎么一下就垮了呢?

苏联一下就垮了,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太准确。实际上,苏联经济中的问题,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变得非常严重,只不过被长期掩盖,不为外人了解而已。

以下几个根本问题,一直是苏联经济中的致命伤。

首先,生产力低下。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竟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苏联人民,国家要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戈尔巴乔夫在访问西方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鸡农可以养几十万只鸡。难怪西方人鸡肉过剩,苏联人却吃不到。

其次,物质贫乏。苏联的商店里,货架长期空空如也,人们领到工资,却买不到东西,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排队获得基本生活用品。尽管如此,计划主管单位还不许厂家通过涨价来实现市场的供求平衡,这种现象被称为“隐蔽的通货膨胀”或“被压抑的通货膨胀”。|!---page split---|第三,产品质量低劣。

第四,缺乏创新。在军事产品研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民用技术和管理缺乏创新,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成为民用产品企业的共同特点。

第五,分配关系扭曲,官僚主义严重。苏联社会的名义收入比资本主义平等得多,但实际上领导干部处处享受特权,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对人民生活的困难则不闻不问,造成普遍的社会不满。

这些严重问题长期存在,但苏联怎么能取得那些让人赞叹不已的辉煌成就呢?

靠的是两个法宝:一是靠国家强制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二是集中资源,做国家想做的事,使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这两个法宝中,第二个法宝是永远好用的,但第一个法宝,却受资源总量的限制,终将失效。靠增加投入来获得增长,资源耗尽之日,便是末日来临之时,有如在极限内,皮筋总可以拉得更长一点,但拉过极限,皮筋就断了。这便是前苏联经济“盛极而衰”的根本原因。

其他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国家,经验也大同小异,最后都无法避免缺乏创新,效率低下,分配关系名不副实带来的厄运。

除了苏联模式,前南斯拉夫还尝试了企业由劳动者社会所有加市场经济的模式;印度尝试了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国企与民企并重模式,其结果也是有目共睹,无一不令人失望。

走向民富,人类至今尚未找到第二条或第三条道路。

为所有人创造公平机会,在此基础上实现初次分配的基本公平,辅之以合理有效的再次分配,则实现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广大民众得以分享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果说苹果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为乔布斯的健康问题,估计不为过。这位带领苹果走出低谷的卓越领导者,被公认是苹果的灵魂人物。在过去七八年时间里,乔布斯一手打造出从iPhone到iPad,到Mac、iTunes等一系列炫目消费品,让众多对手夜不能寐。不过这一切或许将随着乔布斯健康问题而存在变局。

人们最大的疑问是:缺失了乔布斯的苹果,未来究竟会变得多坏?要注意,这里的问题不是“苹果是否会续写辉煌”,因为在多数分析者看来,乔布斯是独一无二的科技梦想家,失去他的苹果几乎注定走向平庸。本文立足于这样的假设:苹果失去乔布斯后创新乏术,并可能在尖端科技产品竞赛中陷入困境,而其对手则会崛起获益。那么这些获益者中都会有谁呢?

分配的黑匣子

实现民富,除了一国的人均收入要达到很高水平,还要求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分享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在分配关系方面,国际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

机会公平人人“中产”

我们看到,人均收入水平很高的国家,收入分配多数也比较公平,比如,以基尼系数作为一项衡量指标,日本和德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28,属于非常“健康”的区间,其他发达国家多在0.3与0.4之间,也不错。发达国家只有美国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1。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巨大收入差距、严重分配不公,主要存在于亚非拉的中等收入国家,比如巴西(基尼系数0.57),阿根廷(0.51),墨西哥(0.46),南非(0.58),尼日利亚(0.44),土耳其(0.44),菲律宾(0.45),中国和马来西亚(接近0.5)。

这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的两组数字,并非偶然。

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民众为个人致富而奋斗,不仅是实现高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限制收入差距过大的有效途径。究其原因,机会公平应该是关键:政府保障个人自由,大力投资教育、提高国民个人素质,为民企创业和发展提供空间和创造条件。这样,人人都有机会致富,都有机会求得个人的最好发展,大家都富了或“中产”了,则提高收入水平和限制贫富差距两个目标就都实现了。

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被少数人掌握,受制度和资源条件限制,普通民众个人发展和创业都缺乏空间。比如亚洲、中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家族统治,种姓传统,种族隔离,户籍制度这些做法,都导致了广大民众在初次分配中无资源、无机会,在二次分配中被人遗忘或排斥,被排斥在发展进程之外,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既限制了广大普通民众个人脱贫,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也限制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在这些国家,权力与资源的高度集中,养育了经济中的双胞胎:国民收入不能充分提高,收入分配严重不公。

其实,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收入差距之所以最大,一个主要原因,也正是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机会不公。比如美国的黑人,虽然在1863年即获得自由,但直至1964年才获得无条件的选举权,且此后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仍然长期受到歧视,其中很多人只能居住在贫民区,难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page split---|世界各国正反两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初次分配公平的关键,在于机会公平。政府通过促进机会均等,保证初次分配差距不要过大。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有效的二次和三次分配,则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

再分配“三三原则”

缩小收入差距,保证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再分配。

但若方法不当,着力不妥,做过了头,再分配非但不能帮助穷人,反会使富人和中等收入者也变成穷人,造成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和社会动荡。最近一个时期,国家破产或濒临破产威胁着诸多欧洲国家,大规模罢工和社会动乱搞得这些国家焦头烂额,正是这些国家过度福利的恶果。

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都非常有限,可以认为是小福利社会。因为缺少必要的社会福利,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提高国民素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都推行了广泛的社会福利,成为了大福利社会。从那时起,60年过去了,大福利在为社会稳定作出很大贡献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严重问题。

问题一:鼓励懒惰。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障所有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选择工作时付出了辛劳,却只能得到最低收入,还要增加许多支出(比如交通和托幼费)。因为福利收入很好,吃福利显得比工作更划算,这些人便选择了永远吃福利。宽松和高额的失业救济,也使得一些工人盼望失业。这些人的工作积极性可想而知。有一些人,自己不想工作时,便与老板商量,要老板将自己解聘,好去领取失业保险。吃失业保险的期限快过了,回去工作几天,又故伎重演,再失业,再吃救济。更有甚者,不少穷人发现,福利收入会随家庭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便在中等和高收入者忙于事业之时,抓紧时间多生孩子。这种现象,被称为“富者越富,穷者得子”。这些穷人的孩子,受父母影响,也无所事事,不学无术,长大后又是穷人,形成贫穷的跨代遗传,也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问题二:入不敷出。时至今日,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已占到财政支出的50%以上,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美国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为避免破产,只好不断提高退休年龄。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医疗费用负担沉重,靠增加排队与预约等候时间,使小病小痛者望而却步,迫使真想好好看病、收入又还不错的人,自己花钱去找私人医生。福利支出不堪重负的国家,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问题三: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福利支出谁来买单?当然不会是穷人。基本上也不是富人,因为富人避税的手段很多。屈指数来,这个买单者,非中产阶级莫属。中产阶级者,从小到大,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了事业,牺牲了诸多享乐,推迟了成家立业,不敢多要甚至完全不敢要孩子。好歹混到出头的日子了,收入刚刚上去,又见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30%、50%甚至更多(发达国家的累进税率可以高达80%)被政府收走,给了那些整天游手好闲、长期吃社会福利的懒人。对此,广大中产阶级的不满和愤怒,可想而知。

这种不满和愤怒,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保守主义抬头,主导西方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保守主义政府(比如美国的里根、小布什,英国的撒切尔)为了帮本国的主流社会宣泄怨气,削减福利,放松管制,打击工会,排斥少数民族。这些政策,对“中间选民”很有号召力。在他们营造的大气候下,甚至历来为穷人说话的政治力量,比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也不得大谈福利制度改革。

发达国家的经验使我们看到,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多花钱的问题。实行社会福利,社会的痛苦和两难是:社会福利没有不行,少了不行,过了、滥了也不行。

那么,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才能建立合理有效,既有利于社会公平,又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

从发达国家实行小福利和大福利正反两面的经验来看,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对确实不具备劳动能力者,比如老弱病残,提供基本的社会援助。这类援助是一种社会良知的体现,且因为老弱病残基本不是个人的选择,它不会鼓励欺骗和懒惰。这类福利的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共识相适应。

二是对具备劳动能力者,在他们遭遇不幸和不测时(比如伤病、失业),对他们提供审慎有限的社会援助。这类福利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其再就业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给钱”。直接的物质与经济援助虽然也是必要的,但应该是临时的、有限的和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参加技能培训,从事社会义务工作才能享受失业救济,避免有劳动能力的人产生对社会福利的“药物依赖”。

三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健康,必须大力投入。要充分认识到,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来说,最具重要性,最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莫过于下一代的健康身体和良好教育。让广大青少年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而且能使穷人的孩子避免输在起跑线上。这体现了最大的社会公平,是利民利国的千秋伟业。因此,在各项社会事业支出中,对下一代的健康和教育投入,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具体说来,除了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和全民义务教育,打破城乡和地域隔阂,把看病和入学的权利当作一项基本人权外,为贫困家庭的婴幼儿提供牛奶和食品补贴,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这些在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实行的社会政策,都应该在中国尽快尽早地全面实施。

总的来说,保障民众自由,提高国民素质,为个人的充分发展和民间创业提供广阔空间,是国家发挥民众力量,实现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不二之路。

为所有人创造公平机会,在此基础上实现初次分配的基本公平,辅之以合理有效的再次分配,则实现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广大民众得以分享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只有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了,收入分配公平合理了,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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