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闻教育变革的必要性新闻学教育的奠基人W.G.布莱尔认为，新闻记者不仅要被培养得知道如何写新闻，而且能够理解他们所报道的那些事件由以生成的社会。传播学的创建者威尔伯8226;施拉姆则说，新闻学院会以这样的假设开始，即它所要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这是两个学科奠基人的期望，但是新闻传播教育目前还没有满足这种期望。不仅如此，我们又遇到一个崭新的挑战，就是新闻在网络时代陷入空前的困境。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受到多重威胁：媒体及其商业化压力，崭新的信息技术，公众的不信任，持续驱赶人们远离政治及新闻的政治气氛，新闻文化自身的缺陷，等等。在众多挑战面前，新闻发现自己面临的是生存还是灭亡的大问题。除非新闻在许多方面变得聪明起来，除非新闻工作者做对很多事情，否则，新闻不一定必然会存在，虽然可以肯定的是，媒体会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把如何改变新闻教育作为大的题目提出来。从思想资源上看，新闻教育的变革，我更愿意把它追溯到约翰8226;杜威，杜威认为，教育绝不仅仅是灌输僵死的事实，而是要传授学生可充分融入其生活的技能和知识。杜威在1927年写了《公众及其问题》一书，系为回应李普曼《幻象公众》而作。这两个巨擘当年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历久弥新。李普曼所主张的模式基本上是一种传播模式，记者从专家手中获取信息，予以简化并重新包装之后再传递给公众，而公众的角色只是对新闻作出感性的反应。在这一模式当中，公众既无力思考，也无力行动，两者皆为专家之事。而杜威则认为，政治就是每个人在生活常规中的工作和责任，所以，新闻应从关注行动、事件的发生和结构的改变转向关注选择、后果和条件，以便形成对话，改进社区中的知识产生过程。出色的美国新闻教育家詹姆斯8226;凯瑞和杜威一样强调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因为公共生活使社会能够为所有人所理解。这导致了他的一个著名的论断：新闻和民主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名字”。|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60696 | 5凯瑞的新闻批评，第一个矛头直指专业化。普利策在1892年向哥伦比亚大学建议创办新闻教育项目时，除了想让新闻判断成为市场考量的解毒剂之外，也含有提升新闻业地位的目的。他说：“我的想法是，使人们认识到新闻是、或者应该是最伟大的智力行业之一：用一种实际的方法鼓励、提升和教育当前乃至未来的行业成员，就像法律界和医疗界一样。”凯瑞认为，这个主张跟新闻专业化是有巨大关系的，他说现代新闻的最大危险是对受众抱有一种专业定位，其通常隐含的信息是，受众是要被告知、教育和用关键信息和知识来填充的。另外一方面，凯瑞作为一个传播学者，到了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以后，也思考新闻的学术归宿。他思考之后的结果认为，新闻最终的学术归宿是人文科学以及人文性的社会科学，因为新闻更像叙事和论证。我们知道新闻为了被学术所承认，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凯瑞既反对传播学研究对新闻的功能性解读，也反对把新闻仅仅当作一种技能培训的“专业化”处理。一句话，把新闻作为讯息和把新闻作为技术都是错误的。之后在2002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暂停为它的新闻学院寻找新院长，李8226;博林格校长说，他想重新审视学院的课程，并要求全体教师都来共同思考“我们希望自己到哪里去”。他写信给教师说：“教授新闻手艺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对这个新世界显然是不够的，也和我们这所伟大学校的环境不相匹配。”纽约大学一位新闻学教授表扬说，哥大的这种做法表明了它愿意质疑“当代新闻学院两项教学目标的平衡”。这两项目标是：塑造报道和编辑的基本技能；扩大未来的记者在这些技能背后的理解力。这掀起了一场有关记者是否需要学术训练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新闻学院应继续强调基本技能吗?比如写作报纸文章和编辑电视新闻，还是也可以让学生有机会专攻一个领域，比如科学新闻、法律新闻或国际新闻？或者，把技能训练压缩到最低程度，以便让学习新闻的学生能够就记者在社会中的角色进行更理论化的学习？这些方向都是不同的。从那以后，关于新闻学的讨论浮现出三个普遍性问题，第一个是如何更好地服务公众，第二是如何应对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现实带来的挑战，第三，如何使新闻教育与实践更加多样化、更富包容性和更向全球开放。凯瑞率先对新闻专业化进行质疑，北达科他大学教授拉娜8226;雷考呼应说，我们要进行一场有关专业化的新讨论，讨论的重点是如何更好地服务公众，而不是服务业界。她警告说：“对于融合以及新技术的焦虑使得我们重思教什么，怎样教，但很快，同样的焦虑会迫使我们面对为什么和为了谁教的问题。”第二个关于新挑战的问题无须解释，我们要想培养出合格的新闻学生，就必须问自己，在新闻学院里面要不要直面这些挑战。第三个是关于跨学科的问题，新闻教育者必须鼓励学生超越自己国家的边界看问题，因为当今世界的物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界限正在被销蚀。新闻教育者应该帮助学生发展“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便更好地了解跨国的社会和文化议题。新闻教育变革的可能性以上谈到新闻教育变革的必要性，下面再来看看可能性在哪里。传统的新闻教育模型可以称为“以业界为中心的新闻教育”，这是一个双向模型：大学里设立新闻学院，新闻教育者通过输出学习新闻的学生到媒体，由此和新闻业界发生关系。业界最早对新闻学院的学生产生需求的是报纸，后来出现电台、电视台、杂志、网站，所有这些媒体都对新闻学院提出某种要求，希望能够获得合格的劳动力。这样的双向模型是非常线性的，在这个双向模型的背后，我们可以提炼出这种模型的的一些核心词汇，比如专业化、报道和社会化。在此我想指出，这些核心词汇背后的假设，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无懈可击。专业化前面已经讲到，这个目标就是我们一直要培养的是受过良好训练和教育的、诚实的、可信的、好奇的、有头脑的学生。但是它的含义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它假定新闻改革有赖于个体新闻工作者而不是结构或者机构的变化，忽视专业化与商业化、理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同时设置信息中介，导致在记者和公民之间有隐性的障碍。第二是报道的训练，致力于为新闻学院的学生树立一个“记者”的理想型。所有以新闻为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会新闻采集，这是一项核心的技能，评估和成就依靠是否能够为业界新闻生产打造有技能、有前途的学生来加以衡量。但是这样的方向背后的含义也是大可值得推敲的，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信息的匮乏，我们知道网络时代，信息的匮乏已经完全不是问题；第二是它假定信息是一种待生产和待传播的商品，有嗷嗷待哺的受众在等待，这种时代也是一去不复返了。第三，它和我们新闻业一向推崇的理念有关系，客观性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的，但是客观性还能不能像过去一样传授和教导，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在传统模型下，新闻教育怎么跟业界融合？首先，许多管理者出身业界，他们大多对新闻的概念化具有相似的认识。其次，许多新闻教育者会在课堂上传授编辑部的最佳实践。第三，大多数学生都被要求在业界实习，并且被鼓励参与职业竞争。但是这个社会化背后的含义，我们也可以推敲一下，它一定是强化现有实践，而不会鼓励批判性的探索。根据以上这种对潜在前提的批评，我们来看一个新的模型，即“以公众为中心的新闻教育”。这种新模型的主要特点是：第一，除了传统的新闻学院和新闻业界之间的双向关系外，出现了一个更大的群体，那就是“联网公众”，他们不仅依靠以地理的接近为基础的地理社区，还形成了以心理的亲近为基础的兴趣社区，这一公众积极主动地介入新闻业界和新闻学院的活动；第二，新闻业界和新闻学院无法对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存在视若无睹，必须同样积极主动地与他们发生互动，由此，传统模型的双向结构被打破，新闻教育现在不仅是为了新闻业界的事情，而且更是为了全社会的事情；第三，新闻业界的边界在坍塌，更多成为一个新闻生态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虽然部分地由新闻教育所塑造，但更大程度上会为联网公众所影响。在网络上，社会公众常常可以不依赖传统媒体，自主表达、形成舆论甚至组织社会行动，进而影响媒体，有时主导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在一定情况下对公共政策产生作用。在这样的转变之下，从专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开发既强调专业化价值，也强调公民价值的课程；开发建立在批判性探索和公众需要基础上的课程；发展与新的语境相关的伦理标准。从报道的角度来讲，第一点就是我们总是说我们的报道是客观的，但是我觉得“客观”这两个字今天必须重写，我们有一个使意图更加可见的过程，即透明度高于客观性；第二，记者的角色变得多样化，以前可能就是采编，今天记者可干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过滤、帮促、主持、编程、数据库，等等。第三，我们同时要扩大新闻报道、新闻要素、新闻覆盖和截稿期限的定义，对试验和体验进行反思、检测和公开评估。|!---page split---|从社会化的过程来讲，应该尽量让学生通过社区工作实现社会化，不管线上社区还是线下社区；要教育学生学会重视创新、不确定性和试验，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反思。结语对于新闻的演进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新闻教育者可以在试验、检测和发展新闻是什么和它可以是什么的新实践和新概念当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这需要我们重思我们自己在新闻学院内的工作，更加清楚自身的使命和义务。
可能从来没有哪一个教育领域像新闻教育这样，从事教育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不知道”。我们也需要常常问自己一个带有终极意味的问题：为什么学生要在今天选择学习新闻？如果新闻和公民都需要讨论和探索，那么对于新闻教育者来说也是如此。有关新闻教育者的使命和义务，在我看来，凯瑞有一段话表述得非常清楚，尽管他不只针对新闻教育而言：“我们最后把教育变成了谋生手段，但教育的目的是让一个人为社会生活、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为和我们的同胞共享的生活而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