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维持了32年的持续增长。从1978年至2009年，中国国民总收入总共增长了17.8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12.4倍。中国经济增长不但速度快，而且较为稳定，在32年中从未陷入经济衰退，也只有少数年份通胀率较高。仅有1989和1990年，增长率下降到5％以下，其他年份都高于5％，绝大部分年份在7％以上。中国在1993－1995年间经历过较高的通胀，其他年份通胀率都维持在10％以内。到2009年，中国GDP已达34.3万亿元，经济规模居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中国人均GDP已达2.56万元，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从体制上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稳定、明晰产权、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和政府主导。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保持了社会整体稳定，没有爆发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宏观环境。中国改革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1990年代以后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明晰私有产权、开放市场的发展道路，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微观基础。中国放松了经济管制，允许劳动力和企业自主决策，企业开始相互竞争，开发新产品，闲置的低成本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中国放弃了自力更生的封闭政策，鼓励对外贸易和吸引外来投资，引进国外技术和利用国际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有力干预，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对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进行扶持，并通过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和增长。|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61582 | 41从需求结构上来看，高投资和对外贸易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各地政府都奉行亲商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使得中国投资率节节上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由于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级政府的政绩表现主要由上级政府根据各种量化指标来评判，而经济增长率就是最主要的考评量化指标，因此地方政府都奉行亲商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各地政府通常通过税收减免、低价提供土地、放松环保标准等政策吸引外来投资。中国采纳了日本、韩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鼓励出口，出口一直高速增长。中国通过出口退税、维持人民币低汇率等政策鼓励企业出口，使得中国出口持续增长，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复合增长率超过20％。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过去30年中，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经济需求结构却出现了严重失衡。虽然消费、投资、净出口都持续增长，但消费增速明显低于投资和净出口增速，导致消费率不断下降，已经低于50％。1980年到2009年，消费率从65.5％下降到48.0％，而投资率则从34.8％上升到47.7％，净出口率从－0.3％上升到4.3％，2008年一度高达8.8％。在消费构成中，私人消费比例更是不断下降，严重低于合理水平。而政府消费所占比例很大且不断上升，从1980年代的约20％上升到2009年的27％左右，私人消费比例则不断下降。私人消费占GDP比例在1980年代还高于50％，到2009年已经下降到35％左右，而根据国际经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一比例都在60％以上。其次，中国投资率则严重偏高。如前所述，中国投资率已经接近50％，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投资率都在30％以下，只有极少数国家超过40％，中国的投资率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也严重偏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03年－2008年已经超过50％，其中2005年－2007年超过60％，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下跌至43.7％，但预计2010年将再度超过50％。除新加坡等小型港口经济和一些欧盟国家外，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于绝大多数国家。中国的经济分配体制也严重失衡，两极分化严重，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追求经济增长，政府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对收入差距扩大、两极分化采取了容忍态度，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政府与民争利也很严重，连续多年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1995年进行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快速上升，到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已经升至20％左右。|!---page split---|中国经济遇到瓶颈投资和出口占GDP比例已经极高，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难以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各国都竭力控制贸易赤字，中国通过外贸增长拉动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美英等国贸易赤字太大，危机后随着美英等国消费萎缩，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会下降，一些政府还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出口。此外，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出口产品的经济力削弱。中国投资体制很不完善，不能有效分配投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投资率进一步增长的空间非常有限。由于中国金融体制仍然由国有大银行主导并受政府的强力干预，资金分配不是以效率为主要目标而是牵涉很多非经济因素，导致投资效率很低。大量投资流入到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和政府主导的工程项目，回报率极低，而效率高收益大的民营企业却受困于资金短缺。中国难以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政府推行的亲商政策也难以持续。随着土地成本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无法继续提供廉价土地。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升温，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高，房地产开发也能带来GDP增长并可使政府获得巨大的收益，土地征收拆迁成本也越来越高。因此，地方政府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再愿意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大量廉价土地。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对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也逐步减少。从2007年起，中国逐步取消了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对国内企业的征税力度也有所加强。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削弱了成本优势。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吸引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优势。但从2005年以后，新增劳动力数量逐渐下降，出现了劳动力短缺。2005年以后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主要原因，一是198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瓶颈。从2005年起，东南沿海和华北京津地区劳工荒越来越严重，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一度出现劳工过剩，但到2009年中再次出现劳动力短缺。新《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劳工权利的保障，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更高，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2007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削弱，部分企业开始把生产基地向越南、印度转移。原有体制下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正在弱化，原有的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外贸高速增长、政府推行亲商政策、劳动力成本低，形成了一种非均衡增长模式。但目前投资外贸的比重已经极高，亲商政策困难重重，劳动力成本急剧攀升，原有体制下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结构调整的两难中国政府认识到了原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在2005年－2009年的“十一五”规划实施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要启动内需、发展服务业、节能减排、提高居民收入等目标。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央政府大力推动“宏观调控”和“调结构”。具体政策包括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抑制投资过快增长；人民币升值和减少外贸优惠，控制出口增速；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收紧对“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投资项目的审批，压缩建设规模等等。|!---page split---|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放松了对投资的抑制政策，同时通过税收减免刺激消费。由于外贸迅速萎缩，中国政府推行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同时通过“以旧换新”、减免汽车购置税、家电下乡等政策刺激消费。2010年，中国政府加强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力度，意图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发展。由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政府加大了减排政策的执行力度。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各级政府竭尽全力达成节能减排目标，部分省市甚至出现了限制居民用电的现象。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未能真正实现结构调整，没有发展出新的增长模式。2009年－201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观，但并没有改变消费率下降的趋势，且相当部分增长是刺激政策激发的消费集中释放，其增长不可持续。2009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45.4％，为2002年以来的高点，但仅拉动GDP增长4.1％，其拉动幅度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消费增长中很大部分是由于“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汽车购置税减免等政策引起的耐用消费品短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受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投资率进一步攀升，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2009年，投资拉动GDP增长8.9％，贡献率高达95.2％，都创下20年来的最高纪录，而2010年这两个指标有所下降但仍是仅次于2009年的高点。产业结构调整也进步缓慢，服务业发展速度仍然较为缓慢，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制造业。2001年－2008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没有明显增长而只有小幅波动，仅2009年受经济刺激计划影响才有小幅上升。发展模式求变结构调整不成功的关键原因是政府无法协调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从而陷入政策不一致的两难。在过去30年中，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投资驱动、外贸导向的发展模式的经济体制。要推动结构调整，就意味这必须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但这会导致短期内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度出现的经济快速下滑、失业率飙升更加剧了政府的“低速恐惧症”，为了维持经济增速政府不惜放弃结构调整、甚至以结构失衡恶化为代价保增长。现有政治结构下，没有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的结构调整激励机制，地方政府仍旧倾向于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虽然中央政府意识到了以GDP增长作为对地方政府绩效的主要考评指标存在缺陷，但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尚未找到可替代的指标。中国实行的政治体制，下级政府的工作表现主要由上级政府来评价，这种情况下没能找到适合于中央政府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民生等概念的指标。因此，各级政府仍然轻民生、轻环保、轻质量而重数量，倾向于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而不愿采纳消费驱动模式。投资产生的GDP增长归属当地，完全成为当地政府的政绩；而与之相反，由于消费品市场较为开放，消费拉动的GDP增长有溢出效应，由当地与其他地区分享增长成果，对政绩的帮助较小。中国目前的财政体系，也对地方政府产生了重投资、轻消费的激励。中国税收体系中，倾向于向生产企业一方征税而不重视对消费征税（个人所得税除外），消费税除极少量产品外都在生产和进口环节征税。中国目前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结构，所有税种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中央税和地方税分别归属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税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分享，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除个人所得税外基本都来自企业。因此，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角度出发，也会倾向于招商引资、促进本地企业发展、扩大投资，而轻视消费和民生，缺乏结构调整的动力。由于以上两点原因，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推动的结构调整并不成功。中央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很难下决心进行以经济减速为代价推动结构改革。地方政府处于自身利益，也对中央政府推行的结构调整政策采取不合作不欢迎的态度，弱化调整效果。认识到了原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结果形成了“调结构”——经济减速——刺激——结构失衡恶化、经济过热——再调结构的恶性循环，结构调整徘徊不前。|!---page split---|“十二五”规划的政策动向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政府强调要促进就业、鼓励创业，以此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和提升城乡居民收入预期、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要求地方政府合理确定并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随着经济效益提高逐步增加工资总额和工资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还要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和社会救助水平，拓宽社会保险覆盖范围，逐步提高社会保险给付待遇，扩大住房援助政策实施范围。在产业政策方面，提出以产业聚集区建设为载体，着力推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要求地方政府做好产业规划，发展低碳经济；要求各地政府健全产业聚集区建设组织领导机构，重视产业规划的编制工作，将产业聚集区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制定和完善有助于加快产业聚集区建设的多项鼓励政策；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发展七大新兴产业（指节能环保、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压缩落后产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发展第三产业。在公共服务方面，提出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着力推进城乡区域结构调整；要求推动城镇化，加快城乡统筹改革，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重点用于农田水利、节水灌溉、乡村道路、农村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新规划的缺陷新规划强调产业结构调整，但调整手段带有浓厚的行政计划色彩，对市场机制重视不足，可能造成新的失衡和反向淘汰。
政府提倡适当提高最低工资、制定实施劳工保护的相关法规，保障劳工福利，但最低工资之上的工资水平应当由企业和劳工博弈形成，政府不宜进行微观干预。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产业规划政策，但这些规划往往脱离实际，效果很差，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发展新兴产业、压缩落后产能政策有积极意义，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往往造成新的失衡和反向淘汰。而且政府选定的“新兴产业”和“过剩产能”未必正确，不当的鼓励和压缩可能制造新的经济波动。各地政府压缩落后产能往往采取行政手段而不是让企业通过竞争优胜劣汰，结果经常出现效益不高但游说能力强的企业保留下来，效益高但缺乏政治背景的企业反而被淘汰。更重要的是，新规划仍然强调投资管理，对扶持消费力度不足，相关政策可操作性不强。规划内容中的制定产业规划、扶持“新兴产业”、压缩“过剩产能”政策，都是产业结构调整内容，通过调整投资优化产业结构，但这仍然是投资管理，实际没有与刺激消费有关的政策。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入更多的也是与地方政府业绩有关的吸引企业投资方面，而不是扩大公共基础建设。提高最低工资、提高低保标准等有助于刺激消费，但由于这只是低标准保障，对整体结构调整的效果有限。城镇化可能成为刺激消费、调整结构的有力武器，但目前只有政策方向而没有明确的具体操作步骤，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异化。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以城镇化名义把农民转成城市居民、低价强买农民土地的“伪城镇化”现象，需要警惕。虽然“十二五”提出了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导向，但要实现起来仍然是困难重重。经济结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总的来说，短期内结构调整难有起色，原有模式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中央政府担心进行结构调整可能造成短期内的经济减速，在世界经济没有恢复稳定前可能推迟结构改革。目前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经济形势都迟迟不见好转，中央政府不愿意在外部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条件下推动可能造成经济增长进一步减速的结构调整政策。|!---page split---|
根据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结构调整会采取地方试点、逐步推广的形式，推动速度将较为缓慢。
目前中央政府对结构调整的路线、方法都没有取得共识，因此会让各地政府进行探索，根据实验结果再进行政策设计和推广。在短期内，原有体制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短期内还不会爆发危机，中央和地方政府缺乏推动深入调整的动力和压力。虽然各级政府都认识到从长期来看，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如果立刻推动结构调整将付出短期代价，各级官员都对在任期内推动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风险疑虑重重。2012年将是分界线2012年以后，结构调整力度将会加大。2012年，预计世界经济形势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外部环境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召开后，高层领导交接班定案，新任领导人将有更大的动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未来几年内，结构调整的重点将是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加强公共福利，但这些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各级政府都有动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预期这两项政策可望取得较大进展。中央政府可通过中央财政增加对公共福利投入，并可以此为指标考核地方政府政绩，预计公共福利总体投入将有较大增长。但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而且居民不一定能够公平地分享到新增的公共福利，因此这些政策还不足以推动中国完成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建议政府需要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降低行业准入门槛，让民营企业和外资进入更多行业。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力度越来越大，而这些干预正是造成结构扭曲、过度投资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公平与效率。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扶植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能，但不宜采用行政命令、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对企业进行微观干预，微观干预往往是低效甚至无效的。国有企业对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不断强化，只有减少进入壁垒，开放更多市场，才能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其次，要改革财政体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省级和市县级的财权事权，改革规范税制。应该调整目前中国财政体制呈现上重下轻、财权事权不对称的局面，中央财政收入多，承担责任却少的局面。加强消费税来引导地方政府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调整和完善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缓和收入不均现象。此外，土地出让金必须尽快纳入预算内管理，并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再次，福利体制均等化、公开化，提高民众参与度。目前中国公民的税负相对于国际水平并不特别高，但纳税后享受到的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社会保障体制迟迟未能建立完善，既引起公民的不满，也是造成消费需求萎缩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央政府一再提出加大民生福利投入，但由于缺乏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监督，效果并不显著。即使是用于民生福利的投入也经常被特权阶层垄断，成为“负福利”，仅通过增加投入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另外，应当增加福利开支的透明度，让民众参与讨论和监督。加快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改革户籍制度，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推动城镇化进程，但要反对以指标考核模式。城镇化如果处理得当，将可增加劳动力供应和消费需求，使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但如果处理失当，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和环境危机。在推动城镇化之前，应当先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民更确实、可流通的产权。根据中国的法律制度，农民可按比例分配到一部分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但使用权转让受到限制，且如果转变为城市居民则丧失土地使用权。在推动农民进城、城镇化之前，必须先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流转，才能保护农民利益。中央政府不要采取指标化管理的方式推动城镇化，而应当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放松对农民进城的户籍限制，让社会自发演进。如果城镇化成为考核指标，各地政府会采取各种手段强制推进，其结果往往违背经济规律，效果不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