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世纪70年代及以前，我们照搬苏联，80年代我们学习新加坡，90年代我们羡慕阿根廷，本世纪前十年我们又模仿美国。反思中国与世界的成败格局，通过认识世界和中国大形势来探索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之路。 自2010年年初起，《中国大形势》部分书稿就开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国内外很多学者给予此书极高的评价。《中国大形势》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在东西方对比的大历史视野下，对中国进行了全新、全景式的解读与剖析，并提出了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及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主张。近日，本书作者高连奎接受了新金融记者的采访。 1 解压之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新金融：有人说，这是一本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学者著作，也有人说这是一本系统而又透彻的全面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财经书籍。您认为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哪里？ 高连奎：其他研究中国问题的书籍大多只从单一方面进行探讨，看似热闹的学术界在种种快餐式的理论中越辩越迷茫。要真正读懂中国，必须从政治、经济、科技、历史、社会、人文等多角度去分析。否则，只能是盲人摸象。我写本书力求站在更高的高度，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地研究中国问题，我将本书定位“大形势”，就是想让人们在清楚认识中国与世界形势之下形成发展中国的共识。 另外，其他财经书籍侧重于分析问题，而本书侧重于解决问题。《中国大形势》最大的特点就是建言，我也一直将《中国大形势》定位为“中国经济民生问题系统性解决方案”。| http://www.aihuau.com/darticle3/list.asp?id=162844 | 17 新金融：您在本书中提出了“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请谈谈提出这个理论的依据和具体的可行性办法。 高连奎：社会经济越发展，民众生存所必需的产品就越多，民众的生存成本就越高。所以说，民众生存成本提高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我这样说不是反对发展经济，而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民众从生存成本高昂之苦中解脱出来。 要想让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而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民众的收入；二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提高民众的购买力。我书中所说的提高劳动生产率采取的是第一种方法，而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第二种方式。在书中我将民众的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大类。而建立低生产成本社会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以满足民众对生存必需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生存成本、缓解民众生存压力之目的的社会模式。我们相信市场，但又不能放任民生难题的不断加大，我们渴望社会福利，但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收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则不失为一个可行性的选择。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确切地说是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其他国家。因为民生问题中国与世界都同样在面对。至于具体办法，我提出了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进行征税、建立专门的生存保障型产品供销体系、控制好级差地租、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合理布局工作区及生活区等。 2 新五蠹：“藏富于民”别成幌子 新金融：您为什么会认为“藏富于民”只是“藏富于精英”的幌子呢？您提出“创富于民”“均富于民”的高明之处在哪里？ 高连奎：我也是十分支持藏富于民的，但一些学者并非真正地主张藏富于民，他们是在声东击西，浑水摸鱼。平分国企股票、平分外汇储备、国有土地私有化、减税等主张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世界发展实践早已表明减税和私有化的结果就是藏富于精英，只能加剧贫富分化，而不可能缩小贫富分化。 我将中国问题分为经济和民生两大问题来探讨，经济问题就是将蛋糕做大的问题，所以我提出创富于民这样的说法。而民生问题比较复杂，又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贫富分化问题。中国贫富分化的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勤奋程度不同，不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我认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彻底进行治理的。这些人的行为有的非法，有的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行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要想缩小贫富分化就必须从打击“新五蠹”入手。 其次是民众生活缺乏保障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问题，应由向富人有效征税而来，中国的财产税、遗产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等都不太健全。世界各国的福利体制都是通过高税收完成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必要减税。减税只对富人有利，对穷人没什么好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要站错队。 再次是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问题。现在人们总一味迷信收入的增长，但这并不一定能给民众带来幸福感，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生存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得更快。现在中国民生问题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生存成本的升高。“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就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民众来说，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 我的立场是代表大多数中下阶层，而一些学者代表的是少数精英阶层，这是最根本的区别。作为经济学者不仅要讲理论，更要讲良知，不仅要“贩卖”一些别人的理论，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3、 学术需革命才能防“忽悠” 新金融：书中谈到“中国的经济学家对劳动生产率的漠视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您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哪些阻力？又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page split---| 高连奎：经济发展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提高，而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就是劳动生产率，而中国发展过程中走了很多貌似捷径实为弯路的路。比如，中国很多人认为亚洲四小龙是靠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其实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真正靠比较优势，引入外资进行发展的只有新加坡一个国家，而且“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造成这种局面就是因为中国缺乏独立的学术思想体系。 一个国家发展什么，就得考核什么，要考核什么就得量化什么。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经济体，决定其劳动力价格的只有劳动生产率这一个根本性因素，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财富价值就越高，因此劳动者的收入也就越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从建立考核指标体系入手。
另外我在书中还提出了“低劳动生产率陷阱”的概念，所谓低劳动生产率陷阱就是“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价格低——企业没有改变劳动生产率的意愿——劳动生产率长时间得不到提升”的恶性循环。要走出低劳动生产率陷阱可以从提高最低工资等外力型的因素着手。要改变这种局面，政府就必须出台政策鼓励、引导和扶持企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运用只是改善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最主要方面，改善劳动生产率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新金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各种发展决策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您认为要做到学术独立，各方面应作出哪些努力？ 高连奎：学者对于国家来说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谋士”，这个“谋”不仅是为稻粱谋，更是为国家谋，为民众谋。 实践证明日本、拉美、东南亚这些学习美国的经济体都失败了，唯有德国模式和北欧模式成功了，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体。他们的成功绝非偶然。德国的弗莱堡学派是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为德国提供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北欧的瑞典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整套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开放型混合经济理论，成为北欧模式的基础。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到现在一直是世界学术界的“二道贩”，世界上什么理论最热门就将什么理论引入中国，而很少进行独立、深入的研究。宁可当别人的信徒，也不敢走自己的路。 另外，中国建立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也要抓住时机，每一次大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次大的学术革命，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危机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而本次经济大危机必然也会导致学术界出现大的变革。 中国的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西方学术体系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爱美国主义者”推崇的美式套餐，实践证明也并非什么高营养食品。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学术的革命。 再有，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也要开辟新的领域。比如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我们可以重点研究民生保障的问题，这也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4 要与“时”俱进必须反投机 新金融：您指出，继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世界已经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我国一直主张“与时俱进”，在这个“时”，我国的发展应该把握住哪些问题呢？ 高连奎：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特征，了解了其特征，才可以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了这个时代，才可以做出符合时代的决策，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是如此。 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再到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其实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第一次工业革命，珍妮纺纱机的出现，手工工厂代替了家庭作坊，世界进入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早期的手工工厂规模一般较小，可以自由竞争。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各种机械、机器开始大发展，机械生产代替手工生产，机械生产的结果是工厂规模不断加大，竞争不断减小，最后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而金融资本主义其实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结果，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对经济最大的影响就是金融便利化，比如银行间互相结账的便利化，企业融资的便利化、信用卡的发明，金融衍生工具的诞生等。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不是以某个时间点为界限的，而是与信息革命同时发展的。 信息革命推动了金融便利化，金融便利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投机盛行，因此我提出了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的建议。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保护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的是专利法，保护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的是反垄断法，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投机”已经超越知识产权侵犯和垄断，成为经济社会的头号危害，如果人类要保护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保持经济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反投机，制定反投机法也是个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