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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侨报》报道，随着美国国税局宣布的“第二波自愿申报”截止日期临近，海外账户资产申报的相关事宜成为华裔密切关注的一大热点。据说只要是其“税务居民”，任何“世界收入”或“世界财产”所得或遗产和赠与都必须如实向“山姆大叔”申报。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可以避，不能躲；可以走，但不可逃，否则不管你是否有抵触情绪，都会成为“逃税犯”，面临罚款乃至坐牢。联想到酝酿二十余年之久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没有成熟的建议稿，据分析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公务员抵触情绪，可见那抵触情绪有多重要。多次呼吁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专家王全杰曾作过一项调查，称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然而有一种抵触情绪值得商榷：官员们的抵触或者反对并非无财产可申报，而是担心申报的财产过多容易引发种种非议。如果不考虑灰色收入的存在，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古人早有“受而观德”之说。受而观德之“观”是“劝”的意思。《吕氏春秋•察微》记载，按照鲁国的法令，谁能赎回一个在国外当奴隶的人，就可以从官府中领一笔钱作为补偿。孔子的学生子贡赎了一个人，却不去领钱。孔子批评说，你要是开了这个先例，以后就不会有人去赎人了。因为赎人白花钱，得不到补偿，一般人是不愿干的。相反，有一次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路跳进河里救了一个落水人，那人后来送给子路一头牛以表示谢意，子路接受了。孔子赞扬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今后从河里救人的人就会多起来，因为可以得到一笔报酬。东汉的王充在《论衡•定贤》评论道：“子贡让而止善，子路受而观（劝）德”。那意思是说，子路接受了财物，同时能够起到勉励别人行善的作用，子贡则相反。王充是在讨论判断“贤人”的标准时，根据孔子对待财产的态度，说这番话的。王充以设问的形式，批驳了十九种识别“贤人”的观点，其中之一，便是这种“让财是廉洁；受财是贪婪”的伪善“鸭梨”（压力）。也就是说，判断一个官员是否廉洁，不能仅仅以他是否得到好转拥有一定的财产作为标准。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正人君子，不必清高，不能去做那种努力想证明廉洁却有损于善良风俗的傻事。这并非诡辩，与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的“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民谚异曲同工。改革开放之初，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需要有人带头致富。在这种背景下，带头致富者可以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他们一方面得到了“第一桶金”，一方面又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这就叫做“受而观德”。既然如此，在公务员队伍里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罕见；当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财产需要公布的时候，就不应当有什么顾虑。在政府机关供职的“公仆”的觉悟应当高于封建士大夫，即使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也不妨将自己的收入在阳光下晒晒，而不必像“腐儒”、“俗儒”那样以超凡脱俗自居。公众对“公仆”的要求当然是廉洁奉公，但是“公仆”提供的“服务”并非完全是无偿的；高薪养廉一度成为一种重要选项就说明，公众对“公仆”们有可观的收入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收入差距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官员如实申报的财产可能会高一些，但这不必影响他们所应-爱华网-当具有的先进性、代表性，反过来可以成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工作勤奋的证明。在正常的工薪收入之外，即使他们有其他的一些收入，比如得到的馈赠、奖励等等，只要取之有道，同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对于官员直系亲属财产的申报，道理也是一样。财产的“受而观（劝）德”，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着的，所谓“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两者正好可以相互印证。作为一般公民，不愿露富，不愿披露这一部分隐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必须接受监督，敢于迎接挑战。那种为了保全个人的名声，力图使人找不到指责自己的把柄，处处将自己的真实情况掩盖起来的人，即使在孔子的时代，也被称之为“乡原”之类的人物，很难跻身于时代先进分子的行列。孔子认为，“‘乡原’，德之贼也。”政府官员原本有劝人为善的职责，如果在财产申报问题上猥琐不堪，那反而有“德之公贼”之嫌。如果据此反对“阳光法案”的立法进程，那就不再是个人有心理障碍的问题，而是成了实现社会公正的障碍。社会公正的进程如果要经过他们的首肯才能拉开序幕，那将是滑天下之大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