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月15日，最高法的“新”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刊载在最高法的官网上，同一天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引发国人很大的憧憬，认为这开启以司法审查推动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之门，使公民能拿起法律武器，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得到司法救济。 这个司法解释，有学者解读为：这是与今年上半年中央政府力推的“三公”经费公开相配合，不至于司法“单兵突进”，让其他部门太难堪。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展现了中国法院的“司法智慧”—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以司法杠杆推动社会进步。 2008年5月1日，国务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为普通公民向政府问政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抓手。但“驯服公权”注定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后的2009年，就有公民依《条例》向上海市财政局申请公开预算，财政局的正式答复居然是：政府预算属于国家秘密，不能对外公开。 新中国长期以来按计划经济运行，有所谓保守“国家经济秘密”的传统，而且长时间里绷紧着“阶级斗争”的弦。1951年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就规定：“国家财政计划，国家概算、预算、决算及各种财务”都是国家机密，把财政预算决算信息当成国家秘密的，世界上找不出几个。但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本土资源”。 即便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也有自己的“趋利避害”，没有人喜欢被人监督着。政府部门难有主动信息公开的动力的。什么能公开，什么不能，如果由政府自己说了算，那是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它肯定愿意说那是国家秘密而不公开，公安是这样，财政也是这样。所以才需要有相应的司法审查机制，帮公民砸开这道“玻璃门”，这也是这次最高法司法解释的意义所在。 其实，个人对最高法的这个司法解释，能多大程度上救济公民的知情权，多大程度上遏制政府信息的不公开，持谨慎态度。关键在于中国司法实践中，法院有信心和权威审查政府的信息公开吗—特别是“敏感”问题上？ 就在媒体报道最高法这个司法解释的当天，《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黑龙江多起民告官案子，基层法院以黑龙江高法的内部文件、领导讲话为由，拒不立案。这恐怕更能说明中国的现实：一个连土地承包、劳动争议、企业转制的案子都不敢接的法院，敢审政府信息公开的案子吗？ 美国1966年通过《信息自由法》，成为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典范，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借鉴了其中规定。但美国法院是有司法权威，督促政府信息公开的。比如，著名的水门事件中，特别检察官向白宫发传票，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白宫内部讨论掩盖水门事件的录音磁带。尼克松认为自己依《信息自由法》享有行政特权，不用公开这些信息。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法院直接判决总统必须交出这些磁带，这个判决最终也导致尼克松的下台。 再比如，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案》授权政府去调查公民的图书馆借书单、跟踪电话、电子邮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马上就向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申请信息公开：你们查过多少次美国公民的电话、电子邮件？两个月之后，政府没有公开这一信息，ACLU毅然向法院起诉。 以上两个政府信息公开的案子，在中国无异天方夜谭。所以不要指望一纸司法解释就能改变什么。政府信息公开，只是公民问政的第一步，是需要决策层、地方政府、司法机关、舆论和公民之间良性互动，才能有所推进的。让人欣喜的是，我们看到了中央政府的“三公”预算的公布，我们也看到了质疑广州地铁装修工程的“举牌哥”、质疑光亮工程的“拇指妹”。也许下一步，他们不用举牌送皮球鸭梨，而是直接去法院起诉了。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舆论头条]关闭外来工学校是撕裂族群的愚政 辛亥 8月15日，北京海淀区东升乡新希望实验学校被拆除。自6月份以来，大兴、朝阳和海淀已有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关停此类学校被认为是未来政策的方向，也将波及其他1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教委表示不清楚此事，朝阳区表示会接受分流学生，但有老师反驳说公办学校没这个容量，其他县区则对拆迁安置没有具体表态（据《新京报》）。 对于拆除外来工子弟学校，网络上满是愤怒。愤怒的理由很容易找到，它来自于时刻都在的政策对比。就在拆迁外来工子弟学校的同期，官办的希望工程公布了在非洲援建1000所学校的计划。除了对待国人与友邦的反差外，也有来自于“旧社会”的比较：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办平民教育，各高校学生会、各教会甚至警署都为贫寒儿童设立半日学校。 政府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借口是不符合办学标准，可这些学校都办了十来年了，为什么只在这个时候叫停？况且有些学校经过改造，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不比公立学校差。这些学校不需要政府负担，反而在为政府分担教育责任和义务。如果假以时日，让这些学校安稳地发展，对于解决外来工二代的教育问题甚有帮助。以上种种，可见以办学标准不达标为关停的理由很难成立。 尽管关停之举在情理上说不通，但它却假装有法律依据，这证明此类学校在教育的制度安排上，处于弱势地位。《中国财富》杂志曾在事后邀请被关停学校的校长参与讨论，校长们最后都被要求噤声，不得不退场，这也见出无所忌惮的权力在关停学校这件事上的强势。说到底，关停学校不是贯彻办学条件那么简单的事，它仍然是权力在社会和教育领域中嚣张的展示，是对权利的压制。 聚集在关停学校上的舆论谴责，都基于这一逆行造成的伤害。声讨是需要的，也挡不住。然而也有必要追问，谁能从这件事上得利？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暂且不论其正当与否—它会给什么人带去怎样的收益？也许通过这样的反推，才能看见魔鬼隐身所在。关停外来工子弟的学校，其实打散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在北京扎根的希望。这就不难追踪到北京在外来人口上的思路。 2005年，中国国民党革委会北京市委张惟英委员曾有建议，“来京应设门槛，允许了才能进来”。同时是人大教授的张惟英此番言论，引起了针锋相对的讨论。对照关停学校的做法，可以知道张惟英的建议已经付诸实施。要消灭外来人口在北京安居的欲望，没有什么措施能比打乱家庭成员的分布最有效果的。因此，关停打工者的子弟学校，潜台词就是：北京不欢迎你。 姑且不论用制造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能否减除北京市的人口压力，城市管制似乎变简单了。一刀切的禁止很省事，便宜的是基层教育官员，官僚系统也从懒政中受益，趁机将外来工子女教育权从问题清单上删掉。考虑到打工子弟学校属于社会办学性质，带有强烈的公益属性，禁绝之后，也相当于在这个领域将公益慈善的不安定因素排挤出去，降低维稳强度和风险。 在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之前，任由问题积累，然后用否认问题的方式取消行政义务。这就是北京在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上的逻辑。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聚居在北京郊区，他们在城市政策中的边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可以被忽略、被驱逐的人群。关停学校其实打破了原先的平衡，这种平衡是由政府的不干涉、以及社会力量的倾力建设达成的。粗暴关停之后，无序失衡的格局难免动荡。 外来工人心浮动，其家庭结构被拆解，城乡户籍的藩篱跳出来撕裂族群，义务教育的适龄人口流离失所。政府所得恰是民众所失，是非了然。雨果曾有比喻，“多办一所学校，就少办一所监狱”。无力做善事的，却不忌讳行坏事。相较于可疑的施政成果，恶劣的后果已经发生且不可预料其后续影响。关停学校，令社会自治遭遇挫折，其实应该问问政府：你们准备好了吗？ 作者系媒体人 杨国英：中小企业“应急扶持”可休矣 杨国英 不应恶意忖度可能成立的“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的正部级管理机构”，但事实上，在“权力高度集中于部委”的现行政治生态下，欲想真正促进中小企业、非公经济的发展，成立独立部门或建立新的跨部委协调机制，在更高的政策平台上为中小企业的利益代言，极其现实亦具有合理性。 长期以来，政府虽然频频给予中小企业政策优惠，但从政策的实践来看，则“口惠而实不至”的迹象明显。虽然为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国务院曾于2005年、2009年分别发布“非公经济36条”和“新非公经济36条”，但与大型企业、公有经济相比，中小企业应有的“公民待遇”仍然缺失。这种缺失体现在资源配置上，与国有企业在金融、土地、定价等环节的相对垄断地位相比，中小企业则可谓步履蹒跚、营生不易。以金融资源的配置为例，2005年至今（2009年上半年除外），中小企业贷款增幅一直远低于大型国有企业，2008年全国短期贷款比例一度低近10%。与中小企业无奈进行的民间高息融资相比，国有大型企业的贷款优先权明显。国有大型企业除了在信贷占比拥有优势外，更享有差别利率的待遇，以节能减排等信贷为例，国有大型企业可以取得基准利率下浮10%左右的优惠。此外，国有大型企业在股票发行等其他金融政策上，亦享有特别优先地位。 这种严重失衡的资源配置，反映在企业项目审批、立项上，亦是如此。这种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资源配置失衡，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此番可能成立的“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的正部级管理机构”，是否会一如往常形式大于内容？就整体经济运行而言，其是手段，还是目的？ 回顾改革开放后，不同时期针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在断断续续的政策指引下，总让人感到“功利心”太过的应急之嫌—上世纪80年代对个体、非公经济的政策支持，是在其时经济改革在农业“大包干”后，急需在工商业领域继续破题求解的前提下，不得不施行“不干预”式的政策支持；但90年代中后期，在民营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后，因政策风向的急速转变，不得不再次戴上“红帽子”，直至经济发展再次遭受体制之困后，民营经济才再次获得跳跃式发展的机遇；而2005年和2009年的两次新旧“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亦是因2004年过于紧缩的宏观调控对经济造成的恶化、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但吊诡的是，正是在这两次“非公经济36条”出台期间，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然，在对中小企业应急式的政策扶持下，改革开放32年来，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年均9%左右的平稳高速发展。但我们不应据此认同对中小企业“应急式扶持”的合理性，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小企业之于一国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仅提供GDP的增量，更在于其为社会提供的公平竞争环境、充分就业机会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告诉我们，当经济遭遇瓶颈或紧缩现象出现时，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即会相对宽松，而当经济稍有好转或经济增速过快时，宏观调控即会以中小企业的受伤为代价。 当然，在美欧债务危机加速扩散、全球经济再探底几率加大，国有资产海外投资受挫、自身治理亦不力之当下，通过顶层设计成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的正部级管理机构”，大力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期对冲当下国内外负面经济因素带来的冲击，确有必要且具操作性。 但是，我们不希望此番可能成立的“独立部门或建立新的跨部委协调机制”，为中小企业带来的利好仍然是短期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仍然是应急式。我们更不希望，可能成立的“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的正部级管理机构”，使本已饱受失衡政策之苦的中小企业，多了个好管事的婆婆，而不是尽心服务的保姆。 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某个具体机构的变更、设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制度上给予中小企业公平的发展环境。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一时的利好政策亦不关键，关键的是尽快还原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 作者系经济评论员 庄礼伟：昂山素季面临新课题 庄礼伟 2011年8月14日，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前往仰光北部的勃固，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受到了支持者膜拜式的欢迎。而几个月前伦敦大学的一位南亚问题学者就评论说，昂山素季如果出来公开活动，她当然能吸引大批支持者，但她也将发现政治地图有了变化，缅甸自宣布2010年底举行大选以来，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反对派。 缅甸当局形式上的政治开放激活了缅甸各种各样的政治反对派，“反对”不再被某一支政治力量所垄断。37个政党参加了缅甸20年来的首次大选，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宣布抵制大选，但从该组织分离出来的“全国民主力量”（NDF）参加了大选。许多少数族群政党也参加了大选。 昂山素季尽管仍然是一个政治超级明星，但新的局面是：她必须和各种各样的反对派打交道和竞争，她还要争取她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保持团结，避免分裂。有别于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坚持在体制外活动，已有一些反对派参加国会活动，希望在现有体制内进行变革。太过理想化的目标，有可能使昂山素季游离于目前缅甸的政治发展进程；全国民主联盟如果一味抵制现有体制、不妥协，这将使自己陷入被边缘化的风险，而温和派将获得更多的政治空间。
昂山素季当前面临的新课题还包括如何应对国际社会松动对缅甸的制裁。据媒体报道，美国驻缅甸的头号外交官拉瑞·丁格尔已开始和昂山素季讨论美国对缅甸的援助政策，当然他也和由军人在背后撑腰的缅甸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就此事进行了讨论。由于缅甸军人统治者滥用权力压制反对派和进行对少数族群的军事行动以及其他违反人权的行为，上世纪90年代，尽管联合国并没有对缅甸实施制裁，但一些国家和国家集团自行对缅甸采取了制裁措施。1996年欧盟宣布禁止与缅甸的军火交易、拒绝向军人政权成员及其家属发放入境签证、冻结缅甸政府的海外资产、除了人道救助外暂停一切对缅甸的援助。2007年缅甸政府动用武力镇压反政府示威后，欧盟又宣布禁止从缅甸进口宝石、木材和金属矿石。美国在1993年就宣布禁止向缅甸出口武器，4年后又宣布禁止向缅甸投放任何新的投资，但已有的投资如Unocal公司在缅甸天然气产业的投资仍可进行。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宣布继续对缅甸实行制裁。其他参与制裁缅甸的国家还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本在2007年10月一名日本记者死于缅甸僧人示威现场后停止了对缅甸的援助，但在2008年5月的缅甸风灾后日本又恢复了对缅援助。东盟（缅甸是其成员之一）则反对制裁缅甸。 缅甸的对欧美出口不得不采取绕行第三方的方式。事实上西方国家在缅甸的经济活动一直零散地、非正式地进行着。一位与缅甸将军们有生意来往的西方公司经理说：将军们说英语，和他们交流没有语言障碍，但他们拒绝使用电子邮件交流，只能通过传真和面谈，所以效率低一些。 新的地缘经济格局已经出现。最近几年，印度和中国的公司大举投资缅甸的自然资源开发，这让西方公司非常着急。2011年6月，缅甸政府宣布在过去的一年内缅甸获得了创纪录的200亿美元外国投资，一扫过去长期被孤立的形象。而上一年度缅甸所获得的外资仅为3.02亿美元，过去20年中所获得的外资总共也只有160亿美元。中国是缅甸的最大外来投资国，主要投资领域包括电力等。泰国、印度和中国香港也是缅甸重要的外来投资方。 举行大选和文官政府的成立有助于改善缅甸的国际形象，松动对缅甸的制裁和展开对缅甸的官方交往已是大势所趋。2011年4月，奥巴马任命了大使级的缅甸问题特使，寻求与缅甸政府接触。同月，欧盟向缅甸一批文官部长发放了入境签证。 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最近主张应当就放松经济制裁进行商谈，但前提条件包括释放超过2000名的政治犯并要求政府认真听取国内所有的声音。自2010年11月被解除软禁后，昂山素季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外资进入缅甸。但她的支持者中也有一些人认为放松制裁有利于军人统治者。 昂山素季面临的新课题还包括一个已开启形式民主的统治集团。尽管2010年底的大选存在许多不公正的有利于执政党的规定和安排，例如反对党只有很少的时间来筹集资金来支付大选注册费和竞选开销，又如新宪法规定国会25%的席位将预先保留给军人，同时大批知名政治犯没有被释放，最终军人集团支持的最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获得了约80%的国会席位。但是毕竟反对党获得了公开参政的权利，大选中形式上已经是多党竞争，国会里也出现了反对党。据说USDP还向选民发放衣物、咖啡和快餐来吸引选民支持。这种做法尽管很不恰当、很不公平，但这似乎说明：缅甸已经有了“竞选”。反对派阵营的新格局、松动制裁究竟有利于政府还是反对派、一个在形式上实施了多党竞争的新的政治体制，是被长期软禁后走出家门的昂山素季不得不认真应对的新课题，除了一贯坚持的道义担当，她还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作者系暨南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者 全球化挑战权力格局 托马斯·弗里德曼 伦敦在燃烧。阿拉伯之春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反独裁动乱。以色列之夏令25万以色列人走上街头，抗议住不起的房屋以及寡头政治下的资本家们。从雅典到巴塞罗那，欧洲城镇的广场都挤满了年轻人，他们谴责失业和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在美国愤怒的茶党自发形成，并以美国的政治标榜自身。世界究竟怎么了？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导致这些事件，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共性，我认为这种特性能在以色列中产阶级运动中的一句标语里找到。这标语是：“我们为一个可企及的未来而奋战。”世上有很多中产阶级和该阶级的下层人士正感到未来的命运已经脱离他们的掌控，同时他们也在试图让决策者们知道这一现状。 为什么是现在呢？我们得先从全球化说起，信息技术革命已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在云计算、机器人、3G无线接通技术、Skype可视电话、脸谱、谷歌、LinkedIn网站、推特、iPad以及价格低廉的智能手机相继出现，世界已从互联时代走向超级互联时代。这就是当今世上唯一最重要的趋势。这一趋势令那些想跻身进中产阶级的人必须比以前更努力地学习、更高效地工作和更快地适应世界。所有的这些技术和全球化都在淘汰以往那些死板、重复性大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曾经承载过很多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结合正带来巨大的生产效益，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雇主们发现用机器、计算机、机器人和能干的外国工人来取代劳动力非常有必要，不仅开销更低而且更加容易。过去只有廉价的外国体力劳动者会容易聘用，现在廉价的外国人才也很容易聘用。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企业变得越来越富有，而中等技术工人变得越来越贫穷。好工作是存在的，但是要求有更高的教育背景和技术含量。对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来说，失业可能性依然相对较低。但仅仅想通过大学文凭获得一份好工作是很难的，每一个人都要提升自己。 英国《泰晤士报》今年报道说：爱荷华州郊外的格林内尔学院里目前有1600名学生，“2015年申请进入该学院的学生中，有1/10都来自于中国。”文章补充了一个事实：“一半的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今年在SAT考试的数学部分都拿到800分的优异分数。” 对欠缺能力的人来说，找到一份好工作，不但需要更多技能，更需要提升他们的表现，政府再也不能无回报地腾出大量的福利支持或低息贷款来为大众买房屋，这会给建筑业和零售业创造出很多体力劳动者。要知道，在二战刚结束的50年里，做一名总统、市长、州长或大学校长，往往意味着为民众奉献。如今，这却意味着向民众索取。 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当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让民众的愤怒也走向了全球化，这些示威活动正相互感染着。一些以色列抗议者拿着这样的标语：“像埃及人那样行进。”这些社会抗议以及他们的犯罪事件突变跟发生在伦敦的事件很相似，这些事情本质上不是由新技术引发的，但新技术恰好点燃了它们。 与此同时，这种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同样也允许个体去挑战传统的阶层与权威—从商界到科学界再到政府。这趋势也令强大的小众群体产生，使政府统治变得比从前更难，而小众群体比从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不信，去英语字典里翻查“茶党”（TeaParty）一词。要说到这一时代的标志性画面，无疑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两个儿子一起被关在牢笼里送去法院接受审讯的照片。每一位领导人和总裁都应反思这张照片。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一个需要更多技能才能获得和胜任一份体面工作的年代，在一个市民们有更多机会接近媒体来组织、抗议和挑战权力的年代，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结合正为具备全面技能的人（或为那些学习游戏规则，靠接近掌权人来通往金钱、垄断地位和政府贿赂的人）创造巨大浪潮的年代，我们不断夺走中产阶级的宽松信贷、正统工作、政府职位和他们应得的权利，结果将导致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和抱怨的不断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