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榜样的多元化
作者/刘进，《南方日报》记者“榜样”消失了？最近，跟一帮友人谈及榜样时，不少人都对这个词表现出了十足的陌生感。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被消解的榜样碎片依旧散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它已经变样了。伊哈布·哈桑在《后现代主义转向》中说，不确定性、破碎性、反正统性、非我性和内在性是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后现代思维让人们学会对绝对真理表示不服从，对“代圣人立言”的作法保持警觉，反对用一成不变的逻辑说明和解释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于是，价值多元化的开放社会中，多元化的榜样已经成为不可逆的时代之势。一
榜样者，楷模和典型是也。何人应为榜样，如何认定榜样？争论孚止。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不同历史时期，榜样都必然镌刻着时代背景与社会价值。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曾涌现出不少“圣人”，文有文圣，武有武圣。所谓“术业有专攻”，行业至圣亦可谓是后世榜样。被尊为圣人者，其所依赖的又不仅仅是“术业”之精进，更多的还有泛道德的因素，圣人务必也是传统道德的楷模。传统社会十分强调榜样的效果，其政治治理模式讲究“上行下效”。反映在社会阶层上，“士农工商”以“士”为首，普通人的人生目的无非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为官者除了才能，更重要是品行。正如孔子所强调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而不行”。传统社会的榜样是单一的，官员理所当然地充当了社会的道德楷模，并起到引领社会风气的榜样之功用。这种将政治治理与道德教化混为一体的文化传统，也形成了传统社会特有的“泛道德主义”与“泛政治主义”。所以，传统社会的榜样有很浓的官方色彩，榜样的树立一般都是官方行为。与官本位等级社会相对应，榜样也有级别之分。政治级别越高，表彰的层次越高，榜样的影响面也就越广。在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下，民众对榜样不允许质疑问难，他们只须简单、机械、虔诚地模仿榜样的一言一行，而不需要运用理性思维去分析理解榜样的内在涵义。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治理理念之下，这种灌输式的榜样教育曾风行一时。二
传统的榜样培育模式能够取得实效，其前提正是当时封闭的社会环境。社会学家戴维·波普尔说过，封闭社会是“着魔的、狂热的或有偏见的社会，它反对理性，提倡盲从”。人们迷信于不变的法规和习惯，迷信于权威或权力，将政治权威置于任何个人之上，不容许个人有所思考、有所判断。在封闭社会中，信息来源单一，社会流动趋于僵化静止。人们所能够获得的信息十分有限，于是榜样的示范效应就能长久地发挥效用。但其弊端则是抹杀个性，使人简单整齐划一，成为没有特色的模型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缺乏理性思维能力，因而这种类型化的榜样培育模式在以人治为基础的社会能够延续下去，但其弊端也愈发明显。及至近代，传统的榜样培育模式几乎并无大的改变。而曾有一段时间，威权式的治理模式辅之以狂热式的政治宣传，类型化的榜样教育还继续引领着社会潮流。一度，榜样是单一的工农形象，或是脱离现实的道德英雄。在狂热的宣传口号下，官方树立的榜样几乎被捧为极致，而民众也趋之若鹜。三
然而，榜样多元化的时代还是到来了。同样是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与改革开放相同步的市场经济的扩张。市场经济改变了封闭的社会面貌，人与人的高度依附也开始转变为人对物的依赖。人们的交往不再像小农经济时代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并限制在相对狭窄的封闭交际圈，而必须要建立在开放的人际关系之上。同时，市场必定带来信息的流通，它促使社会日益自由开放，价值也更加多元化。戴维·波普尔说，开放社会是一个“提倡理性自由，反对盲从迷信的社会”。个人是集体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的天性必将得到释放。这种多元化开放式的价值观，反映在文化思潮上，便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尽管目前在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并未成为影响全民的主流思想，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已经不可避免地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后现代思维对“榜样”进行了解构与重塑。它反对对榜样的统一式解读和威权化塑造，批判榜样的僵化个性，并对板滞的等级秩序提出置疑。反映到实际生活中，道德完人式的社会榜样已经越来越不令人信服，树立典型的传统模式逐渐引发了社会的逆反心理。与之相对应的是，人们开始自发地崇拜各种创业精英、影视偶像、体育明星。他们相信，从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思维角度出发，人们需要也可以找到不同个性和领域的社会榜样。一种彻底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并且由思辨领域深入到整个生活现实。当然，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可以用调侃的态度消解某些不合理的、虚伪的、可笑的东西，但也助长了一种对待历史、社会、政治的轻佻态度。对道德普遍性的否定，使人们追求极端的自由，藐视社会规则伦理。在榜样的树立方面，这也容易让人走向极端。但无论如何，社会还需要榜样，我们也需要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