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世界之我不是石昊 世界的,为什么不是中国的



  百思买撤离了,eBay退出了,DHL也撑不住了……这些全球顶尖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集体遭遇,虽有各种战略和管理上的失误,但在其他国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为何单单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更大更特殊呢?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关键,再不反思,中国商业环境将会在一个没有底线的深渊里越坠越深。

  中国其实是一个商业天性很强的国家,比如说一战以后,北洋军阀混战那段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很小的空隙,商业依然能发展很快。再比如,历史上的盛世,有一个皇帝清明或者是管制比较放松时,社会就会迅速发展。但是这个历史不断地在循环,又不断地被打回原形,从来没有更进一步。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业其实没有获得连续的成长。

  2008年以前,中国的发展,让整个社会的自信心都达到一个爆棚的程度,美国在金融危机,我们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仿佛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一是,中国的一批高速成长的企业,很多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蒙牛、三鹿、双汇。这是在还债,过去的高速成长,企业做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情,公开的规则被潜规则所代替,为了速度牺牲了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二是,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转向消费,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愿意花钱。为什么不愿意花钱?因为没有安全感。今天中国的有钱人都在想着移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是对国家的信心并不那么足。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一直在提倡创业、创新,但是一个新企业面对的工商、税务这些过程还是一样的繁琐,而什么是创新,什么样的创业有未来,并不由创业者来判定。

  如今,中国又不断迎来外资巨头的中途散席。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普世商业价值在中国行不通?

  本土化的是与非

  那么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遭遇困境,是因为我们没有市场经济原则吗?回答这个问题前,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得好?其实做产品的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相对是比较好的,有出口又有内需,比如说三星,比如说原来的诺基亚,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但是做科技、做软件的企业,比如IBM,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不如印度,为什么呢?因为,服务业、软件行业,是跟知识产权这些东西相关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好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全球通行的一些商业准则,在中国行不通。在美国也好,或者在什么地方也好,买软件是要付钱的,但在中国,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基本上国外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都很难撑下去。还有一类企业在中国做的不是那么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做消费、零售的企业,因为第一,中国依然有很多的限制在里面,第二,商业要跟地方政府打交道,要跟人打交道。沃尔玛到中国这么多年了,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基地,是很成功的,有1/4的产品是从中国出口的,但是沃尔玛在中国开店,很难说有多成功,家乐福的问题就更多。

  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它需要有法律的制约,有契约精神、信用体系,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但是在这之外,更多依靠的是潜规则。要么你就去适应中国的游戏规则,像很多跨国公司,比如说跟电信相关的跨国公司都先后传出行贿丑闻,而且都是先从美国揪出来的,你看家乐福、沃尔玛三天两头就出事;要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那你就必须面临在中国的种种考验。

  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会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用“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去对抗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讲人情、讲关系。但是对企业经营来讲,你这样做了,可能短期有效果,但是从长期看,你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因此,本土化的背面就是水土不服,什么叫水土不服?就是你这个地方跟他那个地方有强烈的排斥性,所以那个人到这边来有明显的不适应,你重新适应这边回到那边又不适应了。百思买在全球是靠服务取胜的,并不是靠产品价格特别低,它只是更强调服务的价值,它把服务的价值融在里面,但在中国却完全是低价竞争,自然竞争不过国美、苏宁这样的二房东角色。

  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全球化公司,它自然希望能够全球都用一套法则、一套经营原则去做事,因为通用一个标准,企业的运转效率就能得到保证。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完全本土化的东西,不同地区之间的齿轮就很难互相咬合,另外,企业需要聘用大量的,比如后勤服务这样的人来帮助咬合。那么,真正投入到经营这块的人,投入到消费、运营、技术这块的人,相应就得减少,因为成本在那儿呢。比如,美国的财务系统跟中国就是不一样的,今天中国所有去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做两套财务报表,一套是国内的,一套是美国的,而且审计这些东西,美国人就只认美国的那一套,不认中国这一套,单这方面的支出就是几百万元,其实这些就是成本,取决于你愿不愿意付,你愿意付就付,否则你就要衡量一下。

  本土化改造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程度,之前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这个跨国公司在中国的CEO是老外,后来发现其实换成中国人也一样,中国人也未必能真正撬动中国商业环境的非理性的因素。后来有一种说法,跨国公司的中国区在全球市场地位太低,结果换种模式,很重视了又能怎么样?其实你做的这些改变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并不一定保证你在中国这个市场能够生存下去,因为商业的竞争跟成熟的市场化环境是不一样的,这是个更加丛林更加野蛮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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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钳制的海盗精神

  正因为我们的商业环境太特殊了,国外好的商业模式可以进来,但中国原创的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出去,因为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围绕这个特殊的商业环境去建设的。比如说百度,百度在日本就亏得一塌糊涂,日本人就是不认你,因为你是一个竞价排名,谁给钱多就往前排,这个模式违背了当地的商业原则。

  为什么美国的商业模式大家都愿意去拷贝?因为美国天天都在琢磨创新的事情,它的市场经济比较成熟,传统产业里面的机会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只有去创新,去找传统与新兴产业结合的部分、传统产业边缘的地方或者是新的产业突破的机会。但是中国还有大量寻租的机会,各种产业还有空白点,企业不用那么费劲也可以把这个事做起来,甚至可以用点手段。如果美国有,大家抄点就好了呗,这也省事,反正美国聪明人已经做过了,那咱们就拿过来做改造嘛。但是,中国跟国外获得成功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微博,你很难想象美国的Twitter像新浪微博一样,有几百人这么一个庞大的内容监管的团队,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实际上,互联网产业正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最大的惊喜,也是最干净最生机勃勃的一个部分。仅仅依靠着本土创业者的汗水和智慧,国际风险资本的投入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哺育,就创造了一个全球第二大的市场,网络经济的规模逼近1000亿元。

  与潜规则、厚黑学和传统智慧所主宰的其它产业不同,中国互联网产业里洋溢的是一种舶来的“海盗精神”:冒险进取、无拘无束、颠覆传统、破环现有的游戏规则、抢夺既得利益者……正是这种海盗精神成就了美国的微软、苹果、Amazon、Google、Facebook、Twitter,也成就了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盛大、携程、新浪。

  但现在一只“看得见的手”正要紧紧抓住互联网的脖颈。十年前,只有一个信息产业部是真正管理互联网的,今天,却有N多个部门都有权力去干预。

  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中国互联网过去十年的成功,某种意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成功,是“自由市场”的胜利。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却是在把一张原本平坦的互联网世界,人为地划分成一个个的“格子世界”?而且进入每一个格子,都需要一张通行证。更危险的还在于,“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吴敬链语)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单纯的创业者要么出局,要么就得像黄光裕那样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不对称的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到那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业就会像房地产业一样开始堕落。

  今天,互联网还只是刚刚度过它的幼儿期,未来的成长不可限量。但我们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其实可以折射出我们对待创新的态度。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为一个“自主创新”的伟大国家,那么政府就应该真正理解“自主创新”的涵义: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体,创新的思想可以自由的交流,创新的成果可以无障碍地传播。换句话说,创新的前提恰恰是思想的真正解放。

  一个好商业模式的变异

  2008年以来,中国商业的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的,好比是坐过山车,在攀上一个最高点后开始急速冲向谷底。蒙牛、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却是极具代表性的事件。那么,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演变成坏的商业模式?团购就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5000多家团购网站,现在都在赔钱做生意,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很难预料。

  回过头来看,实际上,“三聚氰胺事件”,让整个乳品行业至少倒退五年以上。

  田文华和牛根生等人是今天国内乳业主流模式的缔造者。20世纪80年代,田所在的国有企业三鹿率先砍掉了自建牧场,把奶牛养殖交给农户,通过自建奶站来控制奶源。而到了1999年,完全民营的蒙牛诞生,一起步就盘活了社会资源,完成了“轻资产运营”的杠杆战略。一方面,他们高价收购散养农户手中的原奶,并租赁亏损的小乳品厂进行加工生产;另一方面,又倾全力打央视广告搞营销,开发低价量多的“利乐包”常温奶,以市场销售来拉动上游生产。

  实事求是地说,蒙牛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内蒙古乳业上游的发展。蒙牛出事前,呼市奶价全国最低,有所谓“限量收购卡”,超量部分要么不卖,要么就卖低价,有位奶农曾对媒体激动地说“要是没有蒙牛突然冒出来,就真要卖牛、杀牛了”。

  而此后6年,蒙牛带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新增奶牛80多万头,奶业链条辐射约200万奶农。据说当地有民谣云:“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

  蒙牛最先发明了“社会合作建奶站”。企业首先从合作奶站中获取奶源,当地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高峰时这样的合作奶站超过3000个。牛根生深谙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他曾这样解释:“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

  最初,这一商业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先进性,蒙牛从零起步,5年内就成为全国第二大乳业巨头,并成为全行业争相效仿的对象,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PC业的戴尔一样。伊利、三鹿等先后放弃了自建奶站的模式,光明也在上市前剥离了自建的牧场。

  品牌、营销和价格战成了各家乳业上市公司竞争的关键,而上游投资却严重不足。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散养模式下的奶农,既没有多余的土地,也缺乏资金实力去扩大再生产,更无钱培育更优良高产的品种,以致根本无法跟上乳品企业超高速发展的需求。为了争夺奶源,伊利和蒙牛的人员甚至为此发生过流血冲突,缺乏监管的私人奶站甚至无证“奶霸”也大量出现。

  落后的农业生产与发达的商业零售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2006年起,席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产业链最低端的奶农们腹背受敌。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对奶制品限价,迫使拥有产业链主导权的企业将压力转嫁到上游,而有钱有势的奶站进一步把重担压在分散无组织的奶农身上。结果就是奶农到奶站再到奶企“层层造假”,形成了谁也无力改变的“囚徒困境”。  

  根据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贵霞的研究,在整个奶业纵向产业链中,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投入比通常为7.5∶1.5∶1,利润比则为1∶3.5∶5.5。其中,原奶生产环节成本最高、利润最低、风险也最大。正是由于目前奶农投入和产出的巨大悬殊,每次出问题受害最深的也是奶农。

  舆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利欲熏心的不法奶站,企业的丧失底线,政府的监管不作为。但归根结底,一个商业模式能否长久健康运作下去的关键在于,能否为交易链条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不断创造正面价值。否则,一方的价值最大化必须以另一方的价值被榨取作为代价,最终结果就是一损俱损,大家一起玩完。

  乳业的悲剧,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变成坏的商业模式。

  我们不妨为这种演变总结几条原因:

  一个原因是竞争手段趋同化。在美国大家看到的是企业更愿意去尝试一些创新的竞争方式,但是在中国大家的竞争手段则几乎相同,就是价格战、广告战、渠道战,因为手里就只有这几板斧。大家都在求快,求快的结果是,没有底线。

  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奔着短期的目标来做一个事情,它不会想去建设一个生态链、产业链。比如说蒙牛、伊利都是龙头企业,但实际上,在这个链条里面,蒙牛、伊利赚了很多钱,二道贩子赚了很多钱,但是奶农并没有挣到很多钱,也就是说,这个链条里最关键的一环出了问题。对于蒙牛、伊利来说,他们要求的只是速度、速度、速度,尽可能快地扩张。就跟蒙古骑兵一样,两匹马换着骑,一下就杀过去了,因为价格很低嘛,杀过去把当地的企业给毁掉了。但对蒙古骑兵来说,只会放牧、打猎,不会种地,没有长期经营的思想。但在蒙古草原里面放牧也是要轮着来的,今天在这块草场,明天在那块草场,但现在就是拼命地养牛、养羊,不去轮休了,违背了最基本的生态。再好的商业模式也有限制它的条件,也有它所处的资源环境,有很多相关的因素制约着它,你如果脱离那些条件,再好的商业模式也可能会变坏。

  制度背后的诱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土地集中就没有办法监管,所以“公司+农户”的方式中,单一的农户没有谈判权。而在美国,农场主会联合起来,会有一个负责监管的联合会,这个协会有很大的强制力,也有惩罚力,它是同行里面最德高望重的企业组成的,它有理事会,不是由某个企业单一来控制的。也就是说,除了政府的管制,还有第三方的力量去平衡。但在中国,所有的第三方的行业协会组织比官方还官方,就是搞评价收钱,它们被两头绑架,既被权力绑架,也被大企业绑架。

  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有大树、有小草、有灌木,如果只有大树的话,那小草寸草不生,这环境很快就会沙漠化;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它受到不同制约的力量,有政府的力量,也有法律的力量,还有行业的力量,否则的话,它也面临沙化的危险。

  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

  常识是伟大的,但在实践中,更伟大的是藐视常识。

  当年深圳航空的收购就是典型藐视常识的荒诞剧,充满了黑色幽默,又有让人瞠目结舌的真实。一个“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李泽源,勾结新华人寿的老总关国亮,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完成收购。目的却是利用曾经连续盈利11年的深航作为融资平台,偿还收购款,搞房地产,跟地方官员勾兑,卷走数十个亿。而深航在其蹂躏之下,已经触及“资不抵债”的红线。这是“最坏的私有化”。

  多年之后,深航的杯具终于碎了。但问题在于四年之前,几乎所有明眼的人都已经看出这事不靠谱,但为什么就硬是无法阻止呢?

  当然,李泽源也好,关国亮也好,我相信他们仍然只是台前跑场的龙套。每一个公开丑闻背后都有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操纵健力宝收购的XX家族,帮助周正毅只判两年缓刑的沪上高官,鲁能莫名其妙的私有化,山西内蒙的煤矿寻租,神州泰岳的神秘股东……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到处伸手寻租的权力,每一笔肮脏钱背后的保护伞,每一笔非正常交易背后的“胡雪岩”式逻辑。在《星球大战》里把天行者安纳金拖下水的黑暗原力,在把整个中国官场拖下水之后,也在把整个中国商业最有生气的部分拖下水。

  我认识的一个民企富豪,在福布斯榜上名列前茅的主,当初为了进入房地产业,曾经极力巴结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劳模后来的首都副市长,可惜不被待见,以致多年在这个产生最多富豪的行业里毫无建树。因为没有保护伞,甚至被人搞进局子。后来,他在一个乏人问津的行业里,吭哧吭哧搞出了大名堂,终于又大张旗鼓地进入房地产业,并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大赚特赚,现在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消灭一切不利于己的舆论,因此我相信,他一定跟魔鬼达成了交易。顺便说一句,人家现在是美国公民了。

  理解中国商业种种吊诡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认识这种原力的黑暗面。为什么要多元化?银行是提款机,连锁是印钞机,房地产是苹果机,互联网是鼓风机……在权力掩护的明抢暗送下,用什么去管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占有,然后转手高价卖给洋人;谈什么中国的公司治理?没有政府治理,一切公司治理都是扯淡;想MBO?看看仰融李经纬的下场,看看华晨健力宝的下场?还想什么国退民进?最坏的私有化和最横的国有化之间,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呢?如果没有,你该怎么办。我所认识的一位投行高管,如今摇身一变,变成XX产业基金的管理合伙人了,这个基金有着央企的背景,现在干的都是Pre-IPO和并购的买卖。

  是什么造就了这种黑暗原力?是什么让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化成今天这样血淋淋的?如果我们再不加阻止,中国的商业恐怕将彻底沦为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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