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一本对西方经济学研究集大成，并且具有自己独特创新的著作。 《富国策》的理论基础是共赢经济学，共赢经济学是任凌云先生的首创，其共赢主要是指个体和社会的共赢，他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实现了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才会是社会整体的共赢。而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界定问题。 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论争，已经延续了近两百年，但至今没有定论，关键是人们总面临新的课题。现代经济学研究早已表明，违法犯罪、垄断、负外部性、公众性企业（国有或上市企业）所有者缺位是破坏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四大毒药。垄断通过破坏竞争机制导致程序不公平，负外部性是让社会承担成本，让少数人受益，所有者缺位是让企业经营者不劳而获鲸吞所有者财产。任凌云在书中指出由于亚当·斯密的理论没有预见到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公众企业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贫富悬殊造成市场失灵。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宣布单纯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任凌云认为政府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做好反垄断、管制负外部性和公众性企业（国有或上市企业）所有者缺位等三件事，并当好守夜人，在二次分配领域，将财政资金根据民生和公共需求按平均主义原则分配给受益人才能实现社会的共赢。而这本书也是从这几个方面对政府行为进行探讨的。而且他的探讨已经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现有成果。 在市场经济中，负外部性是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其主要是指某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另一个经济主体或社会所产生的有害影响，也就是“损人利己”的经济现象。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财政政策调节社会经济行为外部性的做法——庇古税，是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解决外部性问题。新制度主义者则是用产权理论解决了经济行为外部性，然而这两者都面临问题。 任凌云指出庇古税理论的前提是存在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 并且能够找到这个函数，就是必须知道引起外部性和受它影响的所有个人的边际成本或收益，拥有与决定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相关的所有信息。而且要求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者。社会福利函数确实客观存在，但是这个函数是一个动态的存在，任何人无法完全准确定性这个函数。从法理上讲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但是代表政府执行职责的公务员都有个人的特殊利益，这导致庇古税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寻租活动。新制度主义者科斯的理论前提是产权的明确界定，而事实上，像环境资源这样的公共物品产权往往难以界定或者界定成本很高，从而使得自愿协商失去前提。自愿协商是否可行还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如果交易费用高于社会净收益，那么，自愿协商就失去意义。因此任凌云并没有完全继承这些思想，而是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突破他们的缺陷。他的共赢经济学理论也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任凌云的主张是：既然社会福利函数确实客观存在，任何人又无法确定这个函数，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整体上把握这个社会福利函数呢？在没有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就能自动帮助社会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也不需要知道这个社会福利函数的各种系数和函数关系。在有外部性存在时，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帮助社会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也不需要知道整个社会福利函数，只需要消除影响外部性的因数，还是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从而避免庇古税理论必须找到社会福利函数——包括引起外部性和受它影响的所有个人的边际成本或收益，拥有与决定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相关的所有信息的难题。而采取划归为公共产权的办法，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手来调控。
任凌云与西方经济学相同的地方是都主张管制外部性，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不需要政府代替市场去完成存在外部性行业的作用，只需要政府来消除影响外部性的因素，然后还是依靠市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另外他还提出了一套创新的政府公务员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来促使公务员利益与政府利益保持一致，从而让政府成为社会公众利益真正的代表，以避免庇古税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寻租活动。 任凌云在书中还重点探讨了公众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任凌云在书中指出现实经济中贱卖国有资产、经营者畸形高薪酬等问题都是由所有者缺位造成的。目前在多数世界500强的企业中，没有一个股份超过1%的自然人股东，在企业管理方面搭便车的思想严重，而且政府没有严格执行那些管制公众企业弄虚作假法律制度，这就造成了上市公司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在任凌云的共赢经济学中，他将中国公有制国有企业与在欧美国家的公有制上市公司统称为公众性企业，并认为在管制公众性企业所有者缺位时政府应该发挥出一定的作用。他主张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企业，但是可以通过公司治理制度设计间接进行干预。这样政府就清楚了自己的职能边界，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事情就行了。他认为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上市公司他们都应该受证监会的监督和约束，可以把证监会作为独立董事指定机构。 任凌云是市场主义者，而且是与世界经济学研究接轨的前沿经济学者，他还在书中严厉批评了中国某些学者的无知卖弄，针对“市场道德说”，他认为是市场机制本身不是最道德的机制，而只有在最公正的法律规则和道德约束下，市场机制才会引导人民行动达到最道德最有优效率的结果，否则就会是最坏的结果。实际上效率与公平从来都是一致，只有最公平的分配方式才是效率最高的，只有效率最高分配方式才是公平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是最没有效率的。 任凌云的共赢经济学还主张每个人应该平均享受各种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权利。怎么才能体现这种权利呢？就是政府通过征收资源税让多占用资源的人向少占用资源的人支付对价，再以社会保障的方式向每个人发放。当前反映出稀缺性的资源包括房地产、墓地、煤炭、石油、稀土等矿产。由于土地紧缺，导致房地产建筑用地紧缺、墓地紧缺，加上政府管制不当，使得这些行业垄断严重，这些行业价格高居不下。关键是政府正确发挥资源税的作用，让市场机制变稀缺资源为充足资源。 另外他《富国策》还在财税、金融、投资、科学、教育、卫生、水务、交通、城市垃圾、房地产、粮食、收入分配、殡葬、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提出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并且在发展观念、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体制、政府职能、干部作风等五个转变提供了路径。其共赢经济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问题上，进行了清晰的界定，懂了共赢经济学，政府在该做的事情上就不会畏首畏尾，在不该做的事情上也就不会大包大揽。 任凌云将自己这本厚重十足的《富国策》自谦为“无心之作”，但是只要认真的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会发现，这是潜心研究之作，并且具备了世界级研究水平。笔者与任凌云先生相交有年，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创作出这样一部优质著作，首先与他的专业背景有关。任凌云是从公共管理研究转向经济学研究的，并且在不同的求学阶段分别主修这两方面的课程，都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再加上他长期在政府系统工作，因此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将这两个学科融会贯通，这是他的独特优势。另外凌云兄，头脑清醒，志存高远，不迷恋仕途，也不贪图物质享受，这也是他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所在。近年他的理论成果日益引起重视，多篇文稿都被中央部门的内参刊物采用，这都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 任何现实问题其实都是学术问题，只有首先在学术上实现的突破，现实中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本书就是从学术的角度解决现实问题的著作。他确实可以使个人与社会实现共赢，因此我大力推荐朋友们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