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董事的风险分散与权益保障机制，董事责任险于20世纪30年代发端于美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如今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有着广阔的市场。我国的董事责任险起步较晚，并自推出以来遭遇了“雷声大（反响强烈）、雨点小（投保率低）”的挫折。然而市场遇冷并不应该成为否定董事责任险的理由。在中国内地当前的经济环境与法律背景下推行董事责任险，有其现实必要性与客观可行性。从经济与法律层面看，董责险的必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对外开放战略的防火墙。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不断发展，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公司董事在国内的法律环境中所承受的压力将逐步加大。若无视相应的董事减压机制，境外投资者在国内的投资热情将会大打折扣。同时，西方国家特别如美国的相关立法对公司董事均规定了相当严厉甚至苛刻的义务与责任，大力发展董责险无疑是国内企业拓展境外活动的有力保障。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推进剂。董事责任险的作用点虽然是作为微观经济组织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但其作用的发挥却具有发散性、辐射性，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分散董事经营风险的功能。董事责任险的风险转移机制能够为身负重荷的董事减压，有助于确保其任职的决心和信心，有利于保障和激发其任职的积极性，使公司管理层职位对优秀人才具备持续的吸引力，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稳定并逐步走向成熟。回应《公司法》利益调整不均衡之处。《公司法》对董事、监事、经理的权利、义务、责任的配置更为深入、细化，其利益趋向是强化对董事等高管人员的制约，注重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与救济。但考虑不周之处在于没有针对这种董事负荷加重机制提供相协调的董事权益保障机制。适应《公司法》对董事义务与责任的规定现状及其修改完善的趋向，董事责任险的推行实有必要。
填补公司补偿制度不周全之处。公司补偿制度分为两种：实定法所规定的强制补偿制度与公司章程及内部规则所规定的任意补偿制度。法定强制补偿制度仅仅是针对董事应付诉讼的抗辩费用，并且以胜诉作为补偿的前提条件。在任意补偿制度下，公司与董事所订立的补偿协议可以将董事赔偿责任纳入公司补偿范围内，但是否补偿、补偿多少、如何补偿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公司手中。若董事违背对公司的信义义务，导致公司遭受损失，此时公司利益与董事利益处于对立的两极。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更不会去启动对董事的补偿机制。基于该制度所固有的功能缺陷，董事需要更完备的风险分担与权益保障机制。从目前的客观环境看，董事责任险在中国内地也具备了可行性。董事责任保险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着70余年的历史，相应的规则极为丰富、成熟。特别是美国对董事责任保险的有关法律规定是借鉴的典范。同时，因美国董事责任保险市场的发达，在官方制度规制下的保险公司成熟的保险单条款及有关行业惯例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我国现今关于董事责任险的有关零散性规定尽管存在不足之处，但它毕竟对我国董事责任险市场的起步发挥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国外法律与国内的现有规定是董事责任险开展的规则基垫。同时，2006年出台的《公司法》与《证券法》对董事义务与责任问题在旧法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对董事民事赔偿责任制度予以完善，加大了对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同时亦加大、加重了董事任职的风险与压力。而近年来广大中小投资者维护自身权益、追究企业高管人员责任的诉讼活动也在激增。董事责任险的潜在需求得到激活，并能转化为有效需求。此外，在大力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的对外开放背景下，诸多国际知名保险公司如美国丘博、友邦保险、美国国际集团等纷纷入驻中国，这些保险公司在中国有着开辟董事责任险市场的强烈欲望。其业务开展对我国的董事责任险市场发展有着主观上的牵动力与客观上的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