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上阶段我国经济的价值增长是通过社会层面的资源配置实现的，典型的是将一些领域开放给民营资本，使得该领域的资本及其它资源的配置效率显著提升，进而带动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同时，国有经济也通过重组实现配置效率的改进。
由于从计划经济过低的配置效率下走来，中国经济改革所产生的配置效率提高是如此明显，没有人关心如何在配置效率下进一步提高使用效率，粗放发展方式成为这个时代的必然。 “运作”大行其道，“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呆在襁褓里——与此同时，管理还被异化，看看流行的都是些什么管理概念，什么样的管理人士。
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因全球需求下降等因素，中国民营经济的整体市场下降，市场不足于支撑近30年累积的民营资本再投资需要，而同时中国放开给民营经济的领域仍然有限，于是投机房产及其它各种虚拟经济等行为，成为民营剩余资本的必然。而政府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不恰当的积累起巨大的财政资源，于是又在2000年以后开始了政府主导的社会资源配置过程，这一过程在08年后被理所当然的放大。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仍然逃不了配置效率低下的命运，老百姓看到的高铁项目是典型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例证之一，老百姓看不到的科研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更是惊人——科技部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支撑计划、“973”计划和“863”计划，中科院有知识创新工程，发改委、教育部、工程院和自然科学基金委也都有各自的科技计划，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却出不了多少有价值的创新，而有创新机制和能力的民营科研团队却受困经费而寸步难行。
现在回过头看，中国经济上一轮发展的价值空间到05年、06年前后，就已经触及到了发展的天花板。后来的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恶”行为，都是因为天花板未能突破所致。现在，连“恶”行为也不能“可持续”，表现是：在国有经济方面，高铁开始后退；在民营经济方面，温州商人胡福林们“跑路”，鄂尔多斯老板王福金们上吊自杀。中国经济必须在还完后期“恶”行为欠账，再打破上阶段发展天花板之后，才可能继续前行。
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从原来的“配置效率型”增长模式，转变到“使用效率型”增长模式。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企业管理，你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