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扩围 增值税扩围试点上海先行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与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 此次税改的试点城市是上海,先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等开展试点,条件成熟时可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由此结构性减税拉开序幕。 上海先行 上海是这次增值税改革的“先锋”,许多社会人士在表示赞许之余,心生疑问:为何花又落上海?对此,财政部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表示,税改试点是中央与地方协商的结果,但首先是地方有接受改革的意愿和积极性。对于增值税改革,上海表现得比其他地方更积极、主动。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效门印证了王朝才的说法。周效门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上海市主动要求先行先试,有两个背景:一是上海的城市功能转型,需要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二是上海愿意承担改革成本,这意味着每年减少几百亿的财政收入。” 为何上海要主动提出试点?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指出,上海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提出要加速发展服务型经济,建立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但发展服务型经济存在着税收的制度性障碍。因为目前服务业征收营业税,存在着重复征税和税负过重的问题。特别是为生产制造业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如果得不到抵扣,对它们的发展很不利。这样,上海就向中央提议能否改营业税为增值税。 中央派人到上海进行调查后,认为上海服务业发达,上海遇到的问题,将来其他省市可能也会遇到,如果上海试点成功,就可向全国推广。 上海虽是税改试点城市,但改革仅限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兵教授表示,“国家政策鼓励物流、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的发展,但这些行业重复征税程度严重。而交通运输业改革的条件比较成熟,所以优先选择它作为突破口。” 周效门则认为上海要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物流、航运这些交通运输业对建设这两个中心非常重要,所以要选择交通运输业及相关服务业先行试点。 对于这个问题,胡怡建认为交通运输业是最容易解决的行业,改增值税后,无论对企业还是财政收入影响都不会太大。因为交通运输业所纳之税处于营业税与增值税之间,改革前,对交通运输业按3%的营业税来征收。同时,这些企业可拿交通运输费的发票,按7%进行抵扣,但材料和设备不能抵扣。换言之,改革前,交通运输业具有增值税的特点。改革后,变营业税为增值税,把税率从3%提高到6%或11%,且允许企业买进的材料和设备进行抵扣。这样,容易实现平稳过渡。 金融业是上海重点发展的行业,而且上海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但胡怡建认为金融服务业不在这次改革范围内。因为中国的金融行业存在垄断、国家保护,利润特别高,属暴利行业。因此,金融业改革风险和成本都很大,相比较而言,交通运输业则利润薄、风险小。 受惠之辩 关于此次上海试点增值税改革的内容,其中一条是“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为什么增值税改革要新增加两档低税? 刘小兵指出,如新增低税率是针对试点行业的话,应该是经过测算得出的。很可能是考虑到如果按照现行增值税税率征收,会导致试点行业税负与原来偏差大,为保持改革前后税负基本一致或略低于原有水平而临时制定了两档低税。 周效门认为增加两档低税是给交通运输业减负。“这些行业利润非常低,即使从营业税转成增值税,它们还是不怎么赚钱,这就需要给它们彻底松绑,减轻负担。通俗讲,要保证行业‘不赚钱,不纳税’。” 而胡怡建认为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情况是有差异的,各自抵扣额度不一样。比如,航空业可能税负减轻明显。因为占航空业比重大的是飞机设备和燃料油,如按增值税征收,航空业抵扣额度大,发展相当有利。但铁路、水运等可以抵扣的费用少,改增值税后,税负不但不会减少,还有可能增加。 具体到企业,情况也一样。比如,一个企业刚更新设备或买了汽车,明年能够抵扣的就很少,相应缴税就多;但另一个企业,这两年正好还没设备更新,通过明后年大规模更新设备,就抵扣多、缴税少。这样,税率虽然相同,但是企业受抵扣程度、规模大小等因素影响,结果会千差万别。 刘小兵持类似看法,他表示只有对试点行业经过测算后,才能得出结论说企业税负减轻与否。“根据我的观察,如企业的增值率为21%左右时,征营业税和征增值税的税负水平相当;如增值率小于21%,则增值税的税负较轻;如增值率大于21%,则营业税的税负较轻。所以,要看企业的增值率情况而定。行业不同,企业的增值率差异很大。” 这次税改试点,上海又走在全国前头。如试点成功,无疑会对上海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按这个政策,上海的第三产业、服务业会加快发展。这对上海城市转型驱动,转型发展是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中央对上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的又一政策支持。”周效门如是说。 那么,对消费者又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社科院金融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表示,“在中国目前征收的都是间接税,企业把税负都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企业税负减轻,相应的消费者承担的也会减少。” 周效门也认为企业的税负成本减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价格也会相应地降低。同时,税缴得少了,对于控制物价、控制通货膨胀会产生关联效应。 与这两位专家观点不同,胡怡建则认为这次税改,对消费者影响不大。但如果消费性服务业,主要包括公共交通、水电煤公共服务、餐饮宾馆等行业,也进行改革的话,由于这些行业没有什么费用可以抵扣,很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从而推高消费性服务业价格。 刘小兵则指出对消费者有利或不利,主要取决于行业和企业税负是增加还是减少。 胡怡建表示,“从整体上讲,这次改革的初衷是避免重复征税,这对理顺经济关系是有利的,这是局部的情况。如果推向全国,估计要减少税收超过4000亿元,目前的国家税收是73,000亿元,也就是说,要占总税收的6%-7%,这个影响十分巨大。它可以消除目前税收的扭曲,使税收更加合理,也消除制造业和服务业交叉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周效门认为,从营业税转成增值税,就像在农村对农民免除农业税一样。对中国的商品经济、服务业来说,是真正的里程碑,具有标志性意义。 “总体上讲,从营业税改成增值税是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好举措,因为这样使得税收制度更加中性,从而减少对市场的影响。”刘小兵说,“但同时,也希望好的举措做得更好,使增值税价外计税的做法能延伸到所有的零售环节(我国目前零售环节实行的是价内计税的办法,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是价税不分的)。这样,消费者能够更清楚地知晓每一笔消费支出承担多少税,有利于增强公民的纳税人观念,从而更好地监督政府对公共税收的使用。” 央地如何切配? 据了解,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今年1-9月,国内增值税18198.68亿元,占到同期全国税收收入的25.5%。增值税属共享税,目前的分成情况是:中央占75%,地方占25%,由国税部门征收后再返还部分给地方。而营业税属地方税,且占地方税收的比重很大。这也是长期以来税改试点无法推行的重要原因。
这次上海作试点改革,国务院决定“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问题是将来推广到全国,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如何调整? 王朝才表示,营业税和增值税是同一性质税种,都是消费税,只是由不同机构征收。为确保上海的利益,所以中央作了这样的规定。将来改革推向全国,的确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但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解决,比如,重新分配税收比例来确保地方的利益。 刘小兵则认为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后,为确保地方利益,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可能会重新调整,比如6:4或5:5。还有可能采用另外一种办法:保持现行增值税共享比例不变,让地方开辟新的税源。当然,这后一种并不是好办法。 “如果以后推向全国,到底怎么执行,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服务业增值税归地方,工商业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共享,按75%和25%分成;另一方法是大约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就差不多,这是我们经过测算的。”胡怡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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