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等15名学者联名致信国务院和教育部，呼吁取消高考报考的户籍限制。与此同时，一份由20多名随迁子女家长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建议，应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不再把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限制条件，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认定。 取消高考户籍限制，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父母同在一地，并在流入地上高中、参加高考，确保他们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近年来教育界、学术界和媒体一直为此奔走呼吁，但高考平权的阳光至今仍未照进现实。教育部虽然多次表示要研究推进“异地高考”，去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温家宝总理今年8月在河北省张北县考察时也强调，要“抓紧研究制订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然而，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在这方面迟迟不见具体的措施。问题到底卡在哪里？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从表面上看，问题主要卡在现行的高考“分省命题”体制上。这一体制导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中教材不同，教学模式不同，高考试卷也不同，如一个河南籍学生在北京上完高中，按规定必须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必然会有很大的不适应。鉴于此，张千帆教授提出，变目前的“分省命题”为全国统一命题，全国高中采用统一的教材和教学模式，“考生不论户籍，在哪里考试都是同样的试卷，并以同样的分数线录取，随迁子女考试问题顿时消失”。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但各省自选高中教材、高考自行命题是十余年来实施教育改革的结果，现在如果重新改回去，必然会造成一系列新的“不适应”，所谓“顿时消失”实在过于乐观了。 进一步看，问题更要紧的是卡在高校录取环节上。比如，河南籍学生在北京参加高考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还要和北京籍考生一起竞争被录取的机会，这就与北京籍考生及其家长的利益产生了冲突。为缓解这样的冲突，国家可以根据某地外来考生的报考人数，在该地增加相应比例的招生名额，尤其是相应增加重点高校的招生名额（相当于外来考生把“招生名额”从原籍带到了流入地），使该地的高考录取比例、重点高校录取比例与之前大致相等。不难设想，由于外来考生没有挤占户籍考生上大学的机会，各地对推行异地高考的抵触情绪将逐步消除。这个办法具有可操作性，且比较讨巧，至少不必像恢复全国统一高考那样“大动干戈”。 从长远看，解决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问题，应当与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相联系，将这两项改革进行有机整合，实现制度的有效对接。随着高校自主招生的规模不断扩大，覆盖面越来越广，应当充分、完整地落实高校的自主招生权，使获得高校自主招生考试资格的学生，不用再参加统一的高考和集中录取（按照现行高考及录取制度，参加某一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还要参加统一高考和集中录取，达到录取线后高校优先录取），这就实现了高考（实为自主招生考试）与考生户籍的剥离。有朝一日，如果自主招生能够成为高校招生的主渠道，“异地高考”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障碍。 借鉴国外高校自主招生的经验，高校对考生的考察，除了看考生的中学学科成绩、中学综合表现和自主考生笔试、面试成绩，还可以考量考生家庭状况、地区教育状况等因素，对不同家庭、地区学生实行加分或减分评价，通过“矫正措施”促进高校招生录取的公平。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2012年自主招生考试实行“校长直通车计划”和“圆梦计划”，“圆梦计划”被推荐的考生原则上要求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应该说，这个计划体现了人民大学“为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学生圆梦”的诚意。 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是横向上的高考平权，对贫困家庭学生、贫困地区学生、少数族裔学生等予以一定“照顾”，则是纵向上的高考平权。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推动高考平权，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希望总是比压力大，只要真正下决心推进改革，就一定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关键是必须行动起来，一味坐而论道将永无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