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话说“天下大市，无毒不丈夫”：这边厢，毒奶、毒油、毒家具等乱纷纷还未唱罢，那边厢，“安信毒地板”粉墨登场。前不久，一位署名“浙江李晓燕”的网友网上爆料称，安信地板违法使用甲醛严重超标的基材来制成地板，一些基材甲醛释放量高达2.5mg/L，是E0级地板甲醛释放最高限量（≤0.5mg/L）的5倍。同时，这些劣质地板面层厚度标识为0.6mm，实际厚度不到0.3mm，厚度严重不足，使用寿命仅为合格产品的两成。
“一石激起千层浪”，安信一下子陷入舆论的漩涡。监测近段时间媒体动向可以看出，安信以上负面信息虽然得到了部分地方权威部门的证伪，但随之而来的其它质疑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媒体上曝光出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后推，绝大多数的质疑都会有一个明晰的答案。毕竟，这是一个相对透明的网络世界，我们也相信媒体记者们“顺瓜摸藤”探究事实真相的能力。
然而，我们也不要过于乐观。据以往“毒市围观”经验推测，此次事件最大可能的结果是：安信这次的“跟头”是栽定了，毕竟其不可能保证自己所有产品都没问题。而只要有一点问题得到实证，已经被全面武装起来的媒体就一定会将它无限聚焦、放大。但“毒市生态”绝不会因为安信的“跟头”而有任何一点改观。安信之后，肯定还会有其它“毒品”前仆后继、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以上貌似武断的判断来源于以下逻辑：“安信事件”跟其它所有的“毒市事件”一样，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即都起源于媒体的“扒粪运动”，然而，都是扒到“粪便”中最臭的地方而嘎然停止。所有的“毒市事件”，最后都会聚焦于市场监管部门失责以及监管标准的缺陷，甚至是有意的设租寻租。然而，这些部门和标准的实际负责人及其幕后关联利益主体，由于各种原因，一直都游离于媒体的视线之外。而这些人，往往就是一堆堆“粪便”中最臭的地方。
粪便的核心或者说源头根除不了，市场上的商品就永远得不到安全保证，而且还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市场现象，即真正安全的产品由于生产、交易成本高而慢慢退出市场，而那些假冒伪劣产品由于生产、交易成本低反而大行其道。在这种恶性市场制度安排下，媒体围观永远只能像西西弗跟前的那块石头，从山下推到山上又滚下来，再推再滚，徒劳无功。
不仅徒劳无功，而且还可能好心办坏事，把一些真正优秀的、潜力型民族品牌给生生地折腾死了。达芬奇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达芬奇品牌远不算优秀，但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潜力型民族家具品牌，曾让多少家具人高山仰止！其实，达芬奇事件之前，笔者早已注意到了其身上的一些道德和法律上的缺陷，并在其与顾客最初的一次官司交锋时专门撰文——《达芬奇“官司门”中的危与机》，对其进行过批判和规劝。然而，达芬奇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乃至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多少有点咎由自取。
但是，经营行为上一个小小的道德或法律上的瑕疵，就非要置一个辛苦经营了几十年的品牌于死地吗？答案是否定的。毕竟，一来行为表现上的“善恶”与内心里的“善恶”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前者主要由制度诱发，后者主要受良心主导，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达芬奇的缺陷在家具行业极其普遍，是由家具行业制度甚至整个社会制度诱发的，而并不代表达芬奇老板个人的品德，因此，并不能把所有罪责都归咎于达芬奇；二来任何企业发展过程中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只要不是类似毒奶粉那样危害性极大、致命性的缺陷，只要它态度诚恳，积极作为，我们应该容许它有一个逐渐纠偏、改正的过程。我们能够做的积极事情就是，在外部做好适当的制度约束与配套，来加快这个过程，帮助它们健康成长。然而，现实却按另一套逻辑来运行，市场问题往往都是借助媒体运动的方式来治理，这样达芬奇自然就成了“过街老鼠”，一跌就再也难以爬起来。而安信看起来，也正在遭受类似的“炼狱”。
当然，饶润平相信，任何一次类似达芬奇、安信这样的毒市围观事件，大多数媒体的初衷绝不是要置涉案品牌于死地，而只是本着事实至上、理性监督的理念，来行使自身本分的职责。而从社会治理理性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也需要媒体犀利的“第三只眼”来充当“清道夫”，把社会的杂质一一曝光出来，以配合、纠正行政、司法的不足与非理性。然而，近观近年来的“毒市围观”，结果却并不乐观。虽然某些个别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毒奶、毒油得到了应有惩罚，但“毒市”的根源却没有被挖断，“街市依旧太平”，而一些并不那么罪大恶极、甚至是比较优秀的涉案企业却随之“大厦将倾”。
个体媒体的理性，为什么造就的却是市场治理的非理性呢？市场治理体制、行政体制肯定是根本问题。但个别媒体的非理性也逃不脱干系。媒体的理性表现在于，靠生产“客观公正的新闻信息”来赚取读者的眼球、心智资源，但并不排除个别媒体在信息不对称或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提供只刺激眼球、心智而不顾“客观、公正”的“新闻信息”。比如体现在达芬奇事件上就是，受社会制度的约束，由于围观监督制度、监督体制及其幕后责任人的风险成本高，围观企业的风险成本小，一些非理性媒体就有意无意地、选择性地缩小了对前者的聚焦，而将笔墨过多地聚焦于后者，放大了后者的负面形象，-爱华网-进而让后者不必要地承担了责罚不相称的压力。
成熟的市场经济语境下，这种非理性现象一般会通过市场、法制与行政等三种交互作用的制度而得到有效遏制。但在中国权大于法、潜规则大于显规则的环境下，特别是本身也身处垄断性的畸形市场，媒体的集体理性总会受到种种中国特色式的权力非理性、道德非理性等因素的干扰，进而偏离了理性轨道。而媒体整体理性往往又是市场治理理性的前提，如果媒体不能确保整体理性，市场治理理性就永远不会到来，这样还会有更多的达芬奇、安信被送上“断头台”。
不完美的社会环境、媒体环境下，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媒体整体理性呢？饶润平认为，还是靠每一家媒体的自觉与自律，同时也靠每一家媒体新闻报道技术、报道手法的成熟与稳重。特别是在一些选择性报道问题的处理上，一定要以“客观公正”为准绳，做好科学而艺术的舆论议程设置，做到在维护人民群体根本利益、解决社会问题的大方向下，既惩罚了真正的“市场瘤毒”，又纠正了一些良性的、成长中的企业的缺陷，进而为企业的健康成长、市场的良性发展创造出一套规范、有效的制度环境。
当然，企业本身也有引导媒体理性的职责和意识。不要把自身的经营总是侥幸地建立在监管制度漏洞的基础上，基本的职业伦理应该具备。出现问题后，首先要态度要诚恳。处理媒体危机，宜疏不宜堵，是自身问题就首先承担下来，不要做出出格举动，跟媒体对立。这样才能取得媒体、社会舆论的理解，然后再与媒体一道去解决问题。记住那句老话：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最高明的品牌营销与危机公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