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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凌晨四五点钟，虹口体育场、静安体育馆、静安体育场、静安工人体育场、五四中学五个点，购买股票的人全部进场，在指定的位置上安然就座，秩序稳定，静候发放对号单，总计4万多人。
我国的股票市场试点，最早是在上海、深圳进行的。深圳于1988年开始在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红荔路营业部开办了深圳五家企业股票的柜台交易。这五家企业是深圳发展银行、深圳金田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安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原野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万科于1988年12月进行股份制试点，当时主要做实业和贸易，还没有进入到房地产业；金田于1988年2月进行股份制试点，以做贸易为主；深圳发展银行是在198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把深圳的13家农村信用社进行合并，组建成股份制银行，其注册资本，就是把信用社的股金直接转化为深圳发展银行的股份，当时的注册资本为1 000万元。 最早的股票交易就是这样起来的。刚开始没有人看重股票，股票交易并不活跃。到1990年，随着企业股份制试点在全国热起来，人们买卖股票也逐步活跃起来，进行股票交易的人越来越多。深圳的股票柜台交易越来越升温，股价不断上涨，购买者出现拥挤，柜台买卖股票不得不靠发号进行，许多人一大早排在特区证券公司红荔路营业部的门前拿号。据说，当时每天发200个号，领到号的200人就可以到场内报价配对成交，买卖价格写在黑板上，就像电影或小说里描述的最初股票交易的情形。 为什么1988年以前深圳股票柜台交易比较冷清，到了1990年开始出现炒股“狂热”的现象呢？其实，在1988年年底全国的企业股份制与股票发行试点本来已经开始出现高潮，但当时有种说法理论上把股份制等同私有制，私有制等同自由化，这让老百姓觉得股市看不准，所以多数持观望态度，股市也不活跃。1990年年初，国务院领导视察深圳，强调继续办好深圳特区，人们的观望、疑惑情绪逐渐消失，才纷纷去证券公司柜台看行情，买卖股票。最初，深圳缺乏严格的股票交易制度，所以股票买卖完全是凭着相互之间的信誉来进行的。比如说，张三的股票卖给李四，成交后，他们互相把身份证号码记下来，股票就交割了。由于深圳股市早期的股票价格涨得很快，比如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今天成交一股27元，第二天就涨到30元以上了，那时也没有涨跌停板限制，张三可能就不干了，要反悔，不卖出已成交的股票，这就容易发生争执和斗殴的情况。当时炒股的影响很大，很多人跑到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红荔路营业部门口去排队、围观，很快就出现了深圳炒股“狂热”现象。 深圳股市的“狂热”现象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具体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人民日报》驻汕头、珠海和深圳的首席记者写了一份动态清样，据我们当时的交谈（我1990年在深圳调查时约他在深圳迎宾馆见面），他说他的本意就是想反映深圳进行了股票市场试点，前面出现了混乱情况，后来采取了一些措施，是改革产生的新东西，应该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是没想到，这个动态清样在编辑时后面采取的措施部分被删掉了，只把前面的赚钱“狂热”现象给列举出来了。比如说深圳股市炒股“狂热”，已经达到“万人空巷”的状况，机关干部、群众不去上班，而是去炒股，利润极高。这下深圳股市的“狂热”就涉及是否应关闭深圳股票市场试点问题。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先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审计署组成调查组，派人前去调查。 我当时刚刚从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培训回来，7月1日就被派往深圳调查。当时调查组由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五位同志组成，包括审计署财政金融司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的司长、副司长，以及相关处长和副处长。这次调查的意见对深圳股市试点至关重要，因为当时有意见认为股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深圳搞股票市场试点是资本主义，不应该任其发展。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个时候关掉了深圳的股票市场，中国就没有资本市场，就没有后来成立的证券交易所，也就没有股票的全国发行，也就不会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资本市场。 深圳的股市试点最终得以保住，当时有几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调查组给国务院写了一份《关于深圳股市“狂热”的调查报告》，指出深圳股市“狂热”的根本原因在于供求不平衡，有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建议在加强税收、增加股票供应量和完善证券交易制度方面采取措施。国务院领导当时圈阅了调查报告，深圳股票流通试点也就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第二，据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当时他作为国家体改委的副主任去深圳进行调查，在参加深圳和珠海特区10周年纪念活动回京的飞机上向江泽民总书记做了汇报。刘鸿儒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导了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是著名的金融专家，后又调任国家体改委担任副主任，他的意见自然十分重要。总书记听完汇报后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第三，刘鸿儒在《突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之路》一书中记载江泽民总书记当时还委托时任中顾委委员的周建南同志专门留在深圳做了1个月的调查，并起草了相关报告。我后来从1992年1月25日深圳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报送的《深化改革，兴利除弊，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证券市场—深圳证券市场的回顾与展望》的发文范围看，特别有抄报建南同志，这可从侧面考证此事。最后，深圳市人民政府本身也对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对深圳改革的重要性认识深刻，积极向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深圳股市的情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最终深圳股票市场试点得以保留。 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认为，深圳股市之所以会这么“狂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高分红，因为那个时候深圳股票分红的水平超过了银行的同期储蓄存款利率水平，老百姓当然就愿意买股票了。虽然当时股票是一个新生事物，有风险，但是老百姓首先看到的不是风险，看到的是回报。其次是股价天天涨，而且又有分红和配送股份，价差这一块远远超过红利的水平，在那个年月，只要能买到股票就赚钱。当时流行一句话：专家不如炒家，炒家不如坐在家。意思是专家当时看市盈率，到十多倍的市盈率，赶快就把股票卖了；炒家不看市盈率，敢投机冒风险，等股票炒高了后才卖；最赚钱的就是深圳的渔民，在组建深圳发展银行时，将入股农信社的股金折成深圳发展银行的股份，渔民不懂股票交易，股票压在箱子里不去问，也不去炒，等到股价被炒得很高的时候，卖掉了，结果是在最高点卖掉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第三个因素是股市供求不平衡。据调查，深圳当时的储蓄存款达80亿元，但是股票的总股本才1.25亿股，加上还有不断涌入的外地游资，这造成深圳股市股票和资金的供求关系极不平衡。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缺陷存在，比如税收问题；没有集中交易的场所，相应的股东权益得不到保证，还容易产生纠纷；没有完整的法律，也没有相应的交易制度。 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报告中建议：第一要增加股票发行量，把上海和深圳作为试点的地区，真正地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允许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试点；第二是加强证券交易的税收制度，既然有这么高的投资收益，建议征收交易印花税和资本利得税；第三要逐步建立集中交易的股票交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