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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了上海和深圳为继续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城市以后，除两市的人民政府负有管理责任外，在国务院层面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监管职责。但是，央行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因为发行股票要进行股份制改组，要实行新的会计制度，要进行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如果是三资企业，还要经过外经贸部的同意。那个时候，央行只管股票公开发行额度，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的其他政策还需要国务院的其他部门配合，所以，199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制度的请示》，经国务院领导同意，我国最早的证券市场管理决策机构—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得以设立。 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由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同志召集，李贵鲜同志不在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振乾同志召集。参加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的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委的有关领导。 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的常设机构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主要任务是：确定全国股票市场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审定全国股票发行规模，根据国家计划确定上海、深圳公开发行股票的额度；审定全国股票市场的管理办法；协调各部门关系；通报上海、深圳股票市场运作情况，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办公会议研究的问题要严格保密。 第一次股票市场办公会议讨论了上海、深圳股票公开发行额度问题，同时要求上海、深圳选择合适的股份制试点企业。由于当时并没有股票公开发行和股份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只好起草了关于股票公开发行的一些基本要求，主要内容借鉴了中国香港、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法规定。比如说，公开发行的股份不得低于25%；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制，要将资产评估后折成股份，要改制，要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成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发行的股票不能够担保红利回报，还原股票风险性的股权投资属性，在这以前发行的股票都担保10%的派息率，以后不允许再这样搞了。这些都写到了当时的股票发行管理办法中。发行的股票面值必须统一，必须1元/股，明确股票面值，这是基本的条件。当然还有信息披露、招股说明书等的相关要求。 按照当时股份制与股票公开发行的这几条规定，上海、深圳负责挑选企业，由第一次股票市场办公会议根据上海、深圳选的企业确定股票发行额度。我记得当时深圳的报送材料准备得比较充分，报送12家企业，每家厚厚的一本，内容包括股票发行申请、招股说明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股改方案和股票发行方案。上海做的简单一些，只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联合发文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报送《关于报送上海市一九九一年股份制试点企业名单的请示》，请示中选定22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其中4家是新组建的，18家是改组设立的。此外，还有2家股份公司拟发行股票，即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亿元人民币面值的B种股票，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500万元人民币股票。另外，2家股份公司增发人民币股票，上海飞乐音响增发335万元，上海爱使电子增发230万元。 考虑到上海报送的材料缺乏企业股份制改制方案，最后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原则同意了深圳12家企业的股票发行方案，给了相应的股票公开发行额度，大概是两亿多人民币；原则同意上海真空电子的B股发行额度和3家企业的股票公开发行，其他申请企业则需制定好股份制试点方案后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