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北京大学担任了6个月的访问学者的韩国延世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文正仁返回韩国,将他与多位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整理成书,名为《探讨中国的未来》,书的封面印上了“颠覆对中国偏见的真诚访谈”,他坦言在中国的最大认识是,韩国太不了解中国人, “中国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等,其实何止是韩国人不了解中国人,中国人其实也不了解世界,尽管现在资讯变的非常发达,可以说,中国太需要与世界谈谈了。
也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青年思想家王千马以对话的形式完成了他的新书《民主不是万能的》,在书中他选取了六个人物,分别是刘瑜、徐贲、玛雅、翟华、田原、加藤嘉一、李旻泰、徐滇庆、连鹏、王晓鹏,这些人都是跨国公民的代表,王千马虽然将书名定为了《民主不是万能的》,但其内容却更加的广泛,包含文化、历史、制度等多方面。
笔者与王千马相交有时,知道他是中国信仰民主的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是一位谦谦君子,我对多党制一向持怀疑态度,因此我们不免有争论,但从来都不失和气,而当代知识分子也日益看到,民主不是万能的了,这虽然摆脱了民主万能论的窠臼,但笔者认为中国民主知识分子还应该快快长大,应该尽快承认多党制存在邪恶之处,而我们要给他们成长的时间和机会。
近年网络上的民主戾气,让越来越多的学人自动脱下了“公知”的帽子,大家越来越感觉到民主不是培养刁民,也是培养公共责任,培养君子,公民首先就是要有公德。在书中从追求时尚的角度了分析了民主现象,作者指出追求时尚是一种企图把自己埋没在一个群体当中来获得一种安全感的方式,而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也更类似于对时尚的追求。
其实权力和责任很多时候是对等的,很多人他不太愿意接受自由,逃避自由,还在于他们不乐意接受相应的责任。虽然在某种体制的保护下,你被分配了一个工作,这或许会给你造成自由上的困扰。但是,它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首先你的工作基本上是大锅饭,然而,一旦你进入一个自由社会就意味着开始有了竞争,开始有了风险,开始有了所谓的优胜劣汰——你选择了自由实际上你就选择了一种不安定的、有风险的、有竞争的环境,很多人是没有这种承受力的。在很大意义上你选择自由就是选择责任。人并不是必要的政治动物,大多数人他们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欲,他们渴望和平,安宁,不喜欢参与政治,而这部分人也应该得到尊重。
有句话说,“你要想了解中国,就到美国去;你要想了解美国,就到中国来”。本书被访者玛雅到美国后对这句话感受特别深,他在书中说“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如果不了解别人的文化,对自己的文化也不会有深刻的理解,因为他不会刻意地去体会那些已经渗透在自己血液里的东西。人们常常是在观察别人的同时领悟自己,在借鉴别人的同时完善自己。”他的全部政治学理论都是在美国接受的,可谓“全盘西化”。但是在美国待久了你会发现,在被“洗脑”的同时,你也逐渐变得清醒,因为你不断地在比较、鉴别。他认为我们应该尊重民主,但是不能迷信民主,不是把西方的多党制拿过来就民主了,多党民主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遭到失败。发展民主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实现少数精英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不顾国家民利益。她举例,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在美国教政治学近20年,够“西化”吧?可是他也觉得,简单地把西方民主移植到中国来的想法太天真了。追求自由民主,应该像胡适说的,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现实问题。空谈普世价值观,解决不了中国目前的问题。
况且民主在美国造成的问题很大,美国的政治游说被制止了吗?反而被民主的发扬了,美国枪支混乱被管理了吗 反而被民主的合法了,我们不管他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反正这些都给社会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危害。而且民主也正造成美国的低智化,最近有个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伯洛伊特学院每年对刚入学的本科新生进行综合知识调查,今年的调查结果令校方大吃一惊:大多数18岁新生都不会写英文手写体,只知道“米开朗琪罗” 是一种电脑病毒。最可笑的是,这些美国“90后”认为贝多芬是一只狗,因为电影《我家也有贝多芬》中的“贝多芬”是一只狗的名字,而这些并不是孤例。民主的美国人一般喜欢看那些轻松浮浅、娱乐性的影片,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国际视野要远远超过美国人。
另外世界希望美国带头消除地球上的贫穷和饥饿,然而,美国却已成为“世界上最吝啬的国家”,按照人均GDP比例,美国给予世界上贫困人口的援助排在21个世界发达国家之末。其实人们更希望看到,美国能成为世界和平的倡导者,给世界送去财富而非炸弹,不要“如此整装待发派军队去轰炸世人”。事实是,美国今天还在到处炫耀自己的武力,制造不安局势。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让东北亚的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另外,在气候问题上美国的表现简直与无赖国家并无二致。
“市场+民主”的美国模式日益受到质疑。《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这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莱恩。莱恩认为,市场好,民主也好,既然两个都好,生活在市场民主制度下的人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研究发现,他们却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人。为什么呢?他有两个理论:第一个理论是收益递减理论,就是当你只有三两油的时候,有了五两油,你就会很高兴。而当你拥有越来越多,你就不稀罕了,也就不觉得高兴了。市场可以使一个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但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多的物质也无法让人感到更幸福。第二个理论是,当有了民主,你还得有相应的知识去参与,还得去选举,并且你的选择很多。这让你感到很累,很难受,从而失去幸福感。这本书发人深省,在于它提出,到底是幸福更重要,还是市场和民主更重要。其实在他的理论中物质极其丰富的假设并不现实,在美国属于穷人的财富并不多,美国人买房容易还贷难。
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民生为大,在书中徐滇庆教授举了自己的例子,他说加拿大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一样,根本就不管教师住房。发工资之后,一切事情都由自己处理。愿意住在哪里,愿意住多大的房子,都是自己的私事。有的老教授一辈子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不过,在北美能够有能力买房子的人大多40岁以上。他们要积蓄多年才能支付按揭贷款的首付,然后在几十年内分期付款。他们对这套按揭贷款的安排习以为常,没有听说谁当了房奴。事实上有些老外被炒鱿鱼,没钱支付月供,被银行赶出来,又去租房,人们对此似乎司空见惯,可见民主并没有让人享受到“免于匮乏”的人权。
在《民主不是万能的》一书中,王晓鹏是一个在南非生活的人,他是媒体出身,踩到狗屎,总要写到博客里发泄一番。另外,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每当他写踩到狗屎的时候,点击量就非常的高,而当我写南非好的地方的时候,点击量却少得可怜。这让他感觉到很矛盾。他他说很多记者都有“窥阴癖”,全称叫做“社会阴暗面窥视癖”,在书中分析到,任何一个在媒体待过的人,看到的社会阴暗面,往往都是普通读者或观众的十倍甚至百倍。如果你每天在这种环境下工作,肯定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有时候还会觉得喘不过气来,但将他的话反过,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其实真实的社会比媒体的报道中的形象其实要好几十和上百倍。
王千马是个深刻的社会思想家,他的观察视角从来都极其的犀利深刻,这在他早期的社会调查类作品《无法独活》一书中就已经展露出来,他将这本书命名为《民主不是万能的》,其背后的潜台词并不是“没有民主万万不能”,而是中国人除了民主之外,更需要国际视野,民主确实在细节上有些优势,但其在战略上的优势却并不明显。然而现实社会中真正的战略思想家并不多见,但大战略思维绝不是政治领袖的专利,也不局限于官场,而是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学界。现代社会的大国战略更要依靠公共参与。我们应当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鼓励和激发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为国分忧献策。因此希望大家都能秉持一颗努力学习的心。如果说民主也是一种素质的话,那么,民主社会的形成就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形成以及素质的培养和提升。而素质的培养和提升,也跟虚心学习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