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快过春节了，将自己平日里写的关于春节及节日的文章辑录在一起，由于写于不同时期，文章内容可能有重复的，这里仅供大家批评。 一、春节的经济学分析 春节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 从经济学角度看，春节是一种经济均衡。 从起源看，春节是经济尤其是农耕经济的产物。春节和年的概念，最初的含义就是来自农业。春节服务于农耕经济，农耕经济促生了春节。春节是两个经济循环周期的交点。春节的到来，也就意味着新一轮播种季节和收获季节的开始。 从具体功能看，春节对经济的各个环节都有一定作用。 在生产方面，春节所体现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春节有利于生产的合作建设。一是春节的聚会有利于培养合作精神，因为聚会本身就是一种合作。二是虽然小农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但小农经济的有些经济活动仍需合作，在较分散的条件下，春节这种形式为合作提供了协商准备的机会。记得小时候家里过年，邻居、亲戚朋友之间在相互拜年时，总要协商生产和生活上的一些事，看谁家家里有大事，到时候大家也好帮忙。当然，这种以春节为主导的合作主要以血缘为纽带，它不同于陌生人之间实现的合作。其次，春节聚会也有一种扩散生产知识的功能。大家聚在一块，谈天说地，既交流其它方面的信息，也交流生产方面的信息和经验。 在分配方面，春节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功能。如压岁钱就是一种再分配。春节内含着一种互助精神。如，在过春节时，富人对穷人有时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施舍。另外，在同一大家族内部，富者对穷者也会提供一些帮助。从实际情况看，春节这种再分配功能对减少社会财富差距作用虽然有限，但对缓解社会矛盾也能起到一定功效。 春节也是一种交换的“集市”。春节有一种类似农村集市贸易的功能，也是一个交换的“市场”。春节的交换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产品的交换；二是物质产品的交换。在精神产品方面，春节的聚会使大家互相交换满足“亲情”这种无形产品的效用；另外，大家相互拜年，互祝问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产品的交换享受；还有，春节也提供了一个大家交流各种信息的平台。另外，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一家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由于存在环境、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差别，每一家生产的产品总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过春节时，大家提着礼品和特色产品相互拜年，实质就是一种物质交换。 春节在消费方面的作用是最明显和最直接的。春节所提供的消费满足表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在精神消费方面：通过祭神、祭祖等活动，满足了个人减少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精神渴望；通过聚会，使个人更有了一种团队归属的满足感，也减少了孤独和分离的负效用。在物质消费方面，不论在吃，还是在穿等方面，春节都提供了比平时更大的满足和效用。另外，消费和生产是紧密相连的，二者有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杀猪宰羊，这种消费的扩张对社会生产也是一种间接拉动和推动。目前，中国的“假日经济”就很值得研究。 春节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既有其积极的作用，也有其负面的作用。这种负面作用就是春节的“异化”。主要表现有：一是生产功能的“异化”。春节的合作变成为一部分人的拉帮结派。拉帮结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是为了生产。其对生产不仅不会产生积极作用，而且有时会产生较大破坏作用。二是分配功能的“异化”。春节成了少数人敛财和行贿的好季节。中国传统礼仪所要求的礼尚往来和正常的人情交往在这里却变了味，春节成了腐败的高发期。目前在中国，如何有效治理利用节日形式所进行的腐败，有许多问题仍需深入研究。三是交换功能的“异化”。春节成了权钱交换的“集市”。一方用公权，一方用私钱，相互交换，“相得益彰”。这种交换只有利了少数人，但对社会上更多的人造成了损害；并且这种交换也损害了社会经济运转的正常秩序，这种由秩序的破坏所产生的负作用对社会发展影响是巨大和持久的。四是消费功能的“异化”。春节成了某些人进行炫耀性消费和畸形消费的节日；其行为既腐化了社会风气，也不利于个人健康人格的形成。总而言之，春节对经济和社会的正常作用应当是既促进公平，又促进效率；但春节的“异化”使社会既损失了公平，又损失了效率。 另外，春节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一个很不好的作用就是对血缘主义的固化。所谓血缘主义，就是将基于血缘关系所要求的生活准则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血缘是春节的纽带。每年一度的春节对人的血缘意识起到了不断强化的作用。人的意识与行为紧密相关。所以，血缘意识的增强与血缘行为的泛化也是紧密相关的。 从意识层面看，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四大因素是：血缘主义、权威主义、平均主义和机会主义。而血缘主义在其中又居于主导地位。血缘主义使血缘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行为法则。其结果是：血缘内有诚信，血缘外是面子；家内有秩序，家外是机会主义；熟人之间好办事，陌生人之间就是钻空子。所以，血缘主义导致了人情大于法治。而法治是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没有法治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另外，血缘主义也具有权威主义的天然基因。而权威主义又不利于平等和民主精神的产生。再者，血缘主义也有一种平均主义的味道。而平均主义既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调动，也不利于有效财产制度的建设。 中国要快速健康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走出血缘主义的温情泥潭。人生需要血缘，需要家庭温情，但社会不需要血缘主义。血缘关系的社会化必须以社会理性为前提条件。所以，这里也就有一个如何正确看待春节和如何有效利用春节的问题。 二、有关春节晚会的随想 每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了一个文化帝国的符号。春节本身就是国人精神的凝结点，而春节联欢晚会则为这种精神的凝结提供了一个释放点。 节日文化是社会精神的凝结，在文化的盛典中，我们也可品尝到时代潮流的味道。这在每年的春节晚会中，我们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受。 由于春节本身成了国人精神上帝的替代品，所以，春节晚会也就体现了一种权威的释放和对权威的期盼与崇拜。国人对春节晚会的期盼就像期盼一个宗教盛典的仪式。也许通过多年的习俗，这种对春节的期盼以及对春节的一些活动的期盼已经渗透到了国人的基因里。 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最大的节日盛典。盛典也代表了一种人生的高潮和期盼。盛典也体现了一种生活的节奏感，而这种有高潮的节奏感也为生命带来了意义和美感。 生命本质是需要起伏和节奏的。在起伏和节奏中，人体验到了变化，从而也就丰富了人生的意义。就像时间有季节，春、夏、秋、冬，就是一种起伏和节奏；生命也需要春、夏、秋、冬。在起伏和节奏中，人减少了感觉的边际效用递减，提高了幸福的意义和价值。 节日就是人类自己为自己设定的起伏点和节奏点。节奏点也为生命寻找新的意义提供了一种选择机会。 春节是一年的开头。人们总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收获。在这种情况下，祝福就是一项必须要完成的程序。在春节晚会中，人们将这种祝福仪式化和神圣化。 春节晚会的权威化是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民众的需求导致了春节晚会的权威化；另一方面，春节晚会的组织者也有意权威化。在具体活动中，春节晚会的组织者通过种种行动来建构这种权威化。一是选权威的演出者；二是通过信息不对称；三是借助官方的力量；四是通过场面的宏大和华丽。 多元，竞争，平等，自由，这是产生创新的基础。春节晚会的权威化运作方式注定生命力是要枯竭的，因为这种方式没有体现多元、竞争、平等、自由等方面的内容。要多鼓励地方台，提倡地方台之间的竞争。春节晚会应当选择当年最优秀的节目进行展播。要减少权威化的运作方式。 春节晚会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现在需要反思，也需要创新。春节晚会应当首先提倡一种平等竞争自由多元的理念。权威主义注定是缺乏创新的。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晚会的持久就是一个问题。 三、春节：我们“被”过年 春节又到了，新的一年也开始了。我们实质是“被”过年。 从自然角度看，年是老天爷安排好的，你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所以，我们对于年而言，就只是一个“被”字，再无话可说。 从社会角度看，过年的习俗大多也是祖宗们先定的。从送灶爷，到打扫房子，迎祖宗，走亲戚，再到过十五，中间每一个日子的意义祖宗大都提前是有界定的，我们也只是“被”接受。 过年的意义有两重：一重是自然的意义，表示地球已经绕太阳循环了一圈，这是宇宙的法则，谁也没有办法；一重是社会的意义，过年表达了人对自然和社会的畏惧和期盼，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表达方式。 过年，是冬天和春天的交界，既给人以悲伤，也给人以希望。一年过去了，有什么收获？由于大多数人的预期都是高于实际的，所以，对于年的总结，恐怕大多数人都是心理忧伤的。因为从社会实际情况看，社会变革总是只能让少数人上升得比较快，而大多数人只要不下降就算不错了。但和上升得比较快的人而言，比较会让许多人产生忧伤。同时，过年也意味着生命又少了一年，这也是一种潜藏的悲伤，也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悲伤。但春天的开始，也意味着新一轮的开始，这让每一个人又身怀希望的种子。 过年，人们缅怀祖宗，也是对祖宗作用的肯定。在一个农耕文明的时代，祖宗就是知识，就是希望，就是播种和收获。另一方面，过年，人们缅怀祖宗，也是对祖宗天然感情的一种抒发。 当一个社会不平等增大时，过年对许多人而言，可能痛苦大于幸福。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过年的交往就是局部性的。一是富人不愿过多地和自己的穷亲戚交往；二是穷人也不愿过多地和自己的富亲戚交往。为什么？因为交往了，双方的效用未必都是增加的，减少的可能性反而较大。因为交往的基础是平等，而平等的重要基础就是财富的平等。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交往对富人而言，就是既损财富，也损面子；交往对穷人而言，也是花费不起，同时，也有损自尊。所以，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过年交往的天然性就会更多被社会性所替代。而社会性更多是利益导向的，而非亲情导向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关系就替代了亲情关系，肮脏就代替了淳朴，金钱就代替了正义。所以，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节日就是异化的。 在潜规则泛滥的社会里，过年就是一次潜分配，就是私下又按照潜规则对财富进行一次分配。而分配的法则就是按照来年的预期进行提前投资。这时，有权的，有关系的，就会成为人们投资的重点。所以，过年实质是强者在享受，而弱者在痛苦，强者在“潜”，而弱者在“被”潜。所以，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在潜规则泛滥的社会里，过年就是表面的神圣和实际的肮脏。 如何才能让过年不是真正的“被”过年？如何才能让神圣的过年重新神圣？答案就是不要违背规律。这里对于年的自然意义而言，就是不要违背自然运转规律，要顺天时。对于年的社会意义而言，就是不要违背正义原则，正义原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自然而言，违背自然规律，违背天时，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对于社会而言，违背正义原则，就是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会遭受社会的报复，社会就会有病，同时，若一个社会彻底丧失了正义，这个社会实际上也就彻底丧失了生命，丧失了希望，实际就是死亡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活着也就是真正“被”活着，人过年也就是真正“被”过年。 当然，虽然许多人在不平等的环境下“被”活着或“被”过年，但潜藏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正义和良心仍是鲜活的，这鲜活的正义和良心就是来年的希望，也是人类未来将得到拯救的希望。 回归正义，回归良心，让正义长成大树，让良心枝繁叶茂，人类就会既能受到天的福荫，也能受到人的福荫。 四、春节有三个支点：口欲、亲情、祖宗 春节有三个支点：口欲、亲情、祖宗。 口欲，就是对肉体的满足。在一个落后的小农经济时代，春节就是口欲的集大成。亲情，就是来自血缘的感情。这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天然需要。祖宗，这也是来自血缘的感情。在传统农业文明中，祖宗就是知识的象征。 口欲，代表了人生追求的现在时；亲情，代表人生追求的将来时，因为亲情是未来发展的基础；祖宗，代表了人生追求的过去时。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义圈。春节，就在这个意义圈里循环。 口欲、亲情、祖宗，本质都是世俗的，没有任何神圣性，甚至是恐惧的。因为祖宗可以变成鬼来伤人的。 春节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在农业文明中，春节才能保持它的本味。 在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春节已经变了味。 一是满足口欲的意义已经基本消失。人们平时吃的穿的，可能还要比过春节时吃的穿的更好。 二是市场交易关系将取代亲情关系。人们在春节进行交往，将更看重未来市场交易的伙伴，而非来自血缘的伙伴。 三是货币崇拜将取代祖宗崇拜。在权力本位的情况下，权力崇拜将和货币崇拜一样盛行。在单位内部，下级给上级拜年，实质也是一种祖宗崇拜的替代，是希望上级来年保佑下级。 目前，中国的春节已经越来越具有异化的味道。市场经济和官本位，金钱和权力，成了春节最大的祖宗。 节日需要神圣，没有神圣，节日就是肮脏的据点。中国发展，需要对春节进行改造，需要加入神圣的元素。或者，就是取消春节，重新构建中国人的意义系统。 几千年了，习俗一旦形成，改造就是万难的。清朝留了几百年的辫子，最后就有人为了留辫子和反抗剪辫子而宁死不屈，况乎改造春节。习惯一旦形成，习惯本身就成了人们追求的意义本身，习惯也就具有了一种神圣性，这时，你若要改变习惯或取消习惯，你就是对人家生存意义的否定，就是对人家神圣性的否定，就有可能会遭到激烈的反抗。 市场经济是世俗的，而世俗的市场经济却需要神圣性来弥补。没有神圣性，市场经济就是肉体的横陈。而节日应是神圣的集大成，所以，中国要建设神圣性，就需要建设节日的神圣性。 五、中国的节日正在变成“劫日” 中国的节日正在变成“劫日”。春节成“春劫”，情人节成“情人劫”，教师节成“教师劫”，等等。 从节日的起源看，节日更多体现的是神圣性和纯洁性，但在世俗文化和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节日却成了变相抢劫和变相交易的一种肮脏超市。
出自节日的抢劫和交易，往往是借着节日的神圣和纯洁而进行的。由于有神圣性和纯洁性的掩护，所以，对抢劫和不正义交易就有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在节日里，权力、血缘、面子，各种机会主义成分泛滥成灾。 权力，成了节日神的替代者。由于缺乏神圣性的崇拜，于是，权力，就成了节日最大的神，节日就成了权力崇拜的集市。人们每逢节日，就会给权力烧香磕头。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自然是最高兴的。但对烧香磕头者而言，权力的施舍最终是有限的，更多的都是白付出，都是一厢情愿。因为大家都烧香磕头，而资源是稀缺的，最终就看谁心最诚，钱最多。在这种情况下，付出最多的，未必就能得到完全的回报，很可能只能收回一部分投资，而更多的投资，就是打水漂，只能给投资者以心理上的安慰，或者祈求权力只要对自己不要祸害就是最大的满足，也就是花钱买平安。 血缘，也是需要祭奠的对象。血缘，这是天然的感情，也是合作的基础。但在世俗世界和市场经济中，血缘的纯洁是有边界的，除非核心的成员，否则，血缘就更多是形式，而实质更多是货币和交易的需要。对于处在血缘边界的关系而言，就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从历史看，中国的血缘文化是浓重的。但在市场经济货币流的冲击下，血缘的成分也在逐渐淡化，而货币却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感人。另外，血缘发挥作用的边界也在不断缩小，越来越多的范围被货币的作用所取代。 若权力与血缘结合到一起，那就珠联璧合，文武双全，就具有了很大投资价值和祭奠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血缘可以依靠权力，权力也可以依靠血缘。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节日也是隆重的，就会门庭若市，靠边的，不靠边的，只要能拉扯上，就都来朝圣，都来烧香。 面子，也是节日的一种神。面子是形象识别符号，有面子，就有身份，就好进交易的集市，就好与大家一同抢劫和一同崇拜。所以，面子是进入交易圈的门票，没有面子，就是孤独的。由于此，所以在节日里，人们为了面子，投资有时也是慷慨的。在节日里，城市在花钱撑面子，宁可下岗工人灯黑，也要霓虹灯彻夜五彩缤纷；家庭在花钱撑面子，宁可家里吃炒面，也要外面门楼大红灯笼高高挂；个人在花钱撑面子，宁可内裤不穿，也要西装笔挺。在面子中国，面子实质就是一种神，不得不让许多人进行崇拜，进行投资。 权力、血缘、面子，三者扭结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人节日崇拜的真神。节日就是这三者狂欢的日子，也是这三者联合进行抢劫和进行交易的日子。 节日变成“劫日”，节日就是肮脏的。若神圣的节日都变肮脏，干净的日子在什么地方？ 节日如何走向神圣，正义和良心是两个轮子。每个人都应用心培育心中的正义和良心，节日神圣的园地就会遍地花簇，节日就会永远是人类精神的春天。 六、建议取消春节，提倡过圣诞节并设立国家哀悼日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笔者认为,春节的消极意义已远大于积极意义,为此,建议国家取消春节，提倡过圣诞节并设立国家哀悼日。 春节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在农业经济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春节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在生产方面，春节所体现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春节有利于生产的合作建设。一是春节的聚会有利于培养合作精神，因为聚会本身就是一种合作。二是虽然小农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但小农经济的有些经济活动仍需合作，在较分散的条件下，春节这种形式为合作提供了协商准备的机会。当然，这种以春节为主导的合作主要以血缘为纽带，它不同于陌生人之间实现的合作。其次，春节聚会也有一种扩散生产知识的功能。大家聚在一块，谈天说地，既交流其它方面的信息，也交流生产方面的信息和经验。 在分配方面，春节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功能。如压岁钱就是一种再分配。春节内生着一种互助精神。如，在过春节时，富人对穷人有时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施舍。另外，在同一大家族内部，富者对穷者也会提供一些帮助。从实际情况看，春节这种再分配功能对减少社会财富差距作用虽然有限，但对缓解社会矛盾也能起到一定功效。 在交换方面，春节也是一种交换的“集市”。春节有一种类似农村集市贸易的功能，也是一个交换的“市场”。春节的交换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产品的交换；二是物质产品的交换。在精神产品方面，春节的聚会使大家互相交换满足“亲情”这种无形产品的效用；另外，大家相互拜年，互祝问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产品的交换享受；还有，春节也提供了一个大家交流各种信息的平台。另外，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一家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由于存在环境、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差别，每一家生产的产品总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过春节时，大家提着礼品和特色产品相互拜年，实质就是一种物质交换。 在消费方面，春节的消费功能是最明显和最直接的。春节所提供的消费满足表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在精神消费方面：通过祭神、祭祖等活动，满足了个人减少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精神渴望；通过聚会，使个人更有了一种团队归属的满足感，也减少了孤独和分离的负效用。在物质消费方面，不论在吃，还是在穿等方面，春节都提供了比平时更大的满足和效用。另外，消费和生产是紧密相连的，二者有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杀猪宰羊，这种消费的扩张对社会生产也是一种间接拉动和推动。 但是在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春节所体现的积极功能正在消失，而其负面作用却越来越大。 首先,由于春节所依赖的经济结构正在消失，所以其所体现的经济服务功能也就逐渐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春节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决定制度安排的基础是经济，但经济是发展和变化的,所以，春节的产生、变化和消亡也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必然性。从起源看,春节是农耕经济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春节和年的概念，最初的含义就是来自农业。春节服务于农耕经济，农耕经济促生了春节。春节是两个农业经济循环周期的交点。春节的到来，也就意味着新一轮播种季节和收获季节的开始。但是，随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随着农业经济时代走向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春节所依赖和服务的经济基础也正在消亡，春节所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一些功能在当代已基本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其次, 春节固化了血缘主义。所谓血缘主义，就是将基于血缘关系所要求的生活准则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血缘是春节的纽带。每年一度的春节对中国人的血缘意识起到了不断强化的作用。人的意识与行为紧密相关。所以，血缘意识的增强与血缘行为的泛化也是紧密相关的。目前，从意识层面看，阻碍中国现代化主要有五大因素：血缘主义、权威主义、平均主义、面子主义和机会主义。而血缘主义在其中又居于主导地位。血缘主义使血缘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行为法则。其结果是：血缘内有诚信，血缘外是虚假；血缘内讲里子，血缘外是面子；家庭内有秩序，家外是机会主义；熟人之间好办事，陌生人之间就是钻空子；血缘内生权威，而权威滋生不平等和等级制。目前,中国要快速健康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走出血缘主义的温情泥潭。人生需要血缘，需要家庭温情，但社会不需要血缘主义。血缘关系的社会化必须以社会理性为前提条件。诚信、理性、平等、法治等都是现代化的必备条件。 再次，春节为腐败提供了方便。罪恶往往借着正义的名义行事。在春节，收获最大的往往是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春节为腐败提供了方便之门。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一部分人拉帮结派提供了时间安排。拉帮结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是为了生产。其对生产不仅不会产生积极作用，而且有时会产生较大破坏作用。二是春节成了少数人敛财和行贿的好时机。中国传统礼仪所要求的礼尚往来和正常的人情交往在这里却变了味，春节成了腐败的高发期，春节成了权钱交换的“集市”。一方用公权，一方用私钱，相互交换，“相得益彰”。这种交换只有利了少数人，但对社会上更多的人造成了损害；并且这种交换也损害了社会经济运转的正常秩序，这种由秩序的破坏所产生的负作用对社会发展影响是巨大和持久的。目前在中国，如何有效治理利用节日形式所进行的腐败，有许多问题仍需深入研究。 第四，春节成了某些人进行炫耀性消费和畸形消费的节日。其行为既腐化了社会风气，也不利于个人健康人格的形成。 第五，春节加重了中国人的精神负担。据调查，许多城市青少年感觉春节太折腾人，礼俗繁琐，规矩太多；部分中年人则感觉送礼物、给压岁钱等花销太大，过节不堪重负。 所以，笔者认为，虽然春节也体现了一种祥和吉庆的意义，但在现时代，春节的消极意义已大于积极意义，特建议国家可考虑取消或逐步取消春节。 当然，社会发展不能没有节日，节日也是人类文明所必须的，但节日也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变革。这里笔者也建议在取消春节的同时，提倡大家过圣诞节。节日改革总的原则应当是少一些血缘方面的节日,多一些普遍性的节日，但清明节还是要保留的。另外，如国庆节、元旦、教师节、劳动节、青年节、妇女节等等节日都是要保留的。另外，笔者也建议每年应设立一个固定的国家哀悼日。国家既需要庆祝的日子，也需要哀悼的日子。哀悼日就是纪念国难的日子。国家哀悼日日期的选择可综合考虑，如南京大屠杀的日子等都可作为参考。在哀悼日这一天，国家应有组织隆重举行各种哀悼活动。建立国家哀悼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是深远的。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笔者认为整个民族对灾难的反省不够，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从辨证的角度看，一个对苦难不进行深刻反省的国家，也就容易遭受灾难。同时，时间一久，也就对灾难有了麻木感，这时，只有大灾难，也许才能产生痛的感觉。而一个善于对灾难进行反省的国家，也就容易对灾难进行规避，也就不容易再遭受苦难。对一个人而言，善于反省苦难就容易成为强者；对一个民族而言，善于反省苦难就容易促进民族的强大。哀悼更容易使人清醒，而庆祝更容易使人麻醉。多一些哀悼,少一些庆祝,有利于国家长远和持久发展。发展，需要庆祝，更需要哀悼，对推动民族发展而言，哀悼的动力要大于庆祝的动力。另外，国家哀悼日的设立对血缘主义也有一种克服和替代作用。 另外，对海外华人的春节习俗,由于有利于增强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有利于华人在海外的发展和奋斗，国家可采取一定措施进行鼓励和支持。但在国内，可考虑取消春节假期，或首先尽量缩短春节假期时间，以后逐步取消之。当然，由于历史的惯性，习俗的变革需要时间，春节的实际消亡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另外，笔者也建议，除春节外，目前中国也应加大对其它一些不良习俗的改造力度。有些旧习俗虽然没有了形式，但实质和精神仍存在，仍然在深层次制约着国人的行为。机会主义、血缘主义、权威主义、面子主义、平均主义等人格情结，都有一些相应的习俗和行为表现，改造习俗就要对上述五大特性产生的行为和习惯进行制约和制裁。国家应当对习俗的改造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习俗的改造。在住房、衣食、丧葬、婚嫁等方面，中国应当积极借鉴西方的一些好的和科学的做法，要用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如饮食中的合餐制与分餐制，分餐制显然要比合餐制卫生和科学。分餐制在西方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我国还不多见，推行起来也有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可借助法律手段来解决。其实在中国古代，在唐宋以前，还是盛行分餐制的。中国自古本是分餐制，到了北宋以后才变成如今的合餐制。分餐的历史要比合餐的长得多。如秦朝末年刘邦赴鸿门宴就是实行分餐制的。后来中国实行合餐制也是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可见饮食方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当条件许可时，饮食方式也要尽可能科学和卫生，这于国于民都是有好处的。 政府应当在国民习俗的改造中起到主导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而这些面临的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去解决。在旧习俗的改造中，政府应起带头表率作用。 旧习俗的形式和精神不仅存在于农村，在城市中也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农村与城里人都面临一个旧习俗的改造问题，不仅仅是农村人。中国的城里人，绝大部分实质是换了装的农村人，骨子里的农民性仍是很浓重的。所以改造习俗，不仅要注重农村，也要注重城市。 要重视教育对习俗的改造作用，要加大教育的力度，提高教育的水平。英格尔斯认为，在决定一个人的现代化水平方面，教育是一个首要的因素。在经过了大量的调查之后他发现，在受教育最低的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可划为现代人，而在受教育最高的人中约有80%或更多的人被划为现代人。用加强教育的办法改造习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一种普遍看法。 文学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5页。） 戏剧由于其特点，其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巨大的。“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如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陈独秀：《论戏曲》，《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举凡士、庶、丁、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之思而不自知。”（佚名：《观戏记》，《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8页。）相对于抽象的道德说教和颇为典雅的文学形式，戏曲对习俗的影响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