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做看客最省力气，这是一个观者至上的娱乐时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几千年来留下的保全之道，也是袖手旁观的生存智慧延续。 中国人有一种性格，似乎专能容忍罪恶。即使是食品安全标准将民众生命置于“慢性自杀”之境，人们也可以自嘲无谓，“这是在中国，别要求那么高。” 我们善于阿Q，更善于绥靖地处理各种问题。因为我们骨子里始终在猜忌，见惯种种隐瞒与欺骗，神经上本能地选择安抚和姑息，这样要轻松得多。 “信”在汉字中是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但事实上，这可能是时下中国商业社会中最罕见的美德。 一位学者曾讲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也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在其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中说，“银行票据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普遍，似乎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两个相距仅十里的城市，各自的钱庄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收对方的票据。”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能想通为什么中国人总在姑息。因为大家彼此，无非深浅不一。我们习惯了被欺骗被伤害，见怪不怪。这时“以己度人”的美德反而跳出来去容忍、去安慰，甚至去宽恕各种病毒。 看客，最难治的传染病 选择性原谅 以蒙牛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一次次碰触人们的生命和良知底线，却鲜有人去追问真相。 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希望你全权代理帮他打官司，你仍会发现，他向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非蓄意如此，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 由动车事故、李庄案、郭美美等画面构成的“中国故事”使我们明白获得真相如此之难，难怪人们要无动于衷做一名“看客”了。 做看客最省力气。这是一个视觉至上的景观时代，又是一个观者至上的娱乐时代。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几千年来留下的保全之道，也是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留下的“礼物”。所以我们常常做出聪明的“选择性原谅”之举：蒙牛有问题我就去买洋奶粉，双汇坏事了我就换品牌，达芬奇造假我不买就是了。 无非是一个绕道而行。避之远之而已，没有人去纠责问罪。有人轻易地遗忘，是因为“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有人轻易地原谅，则是因为担心惹火烧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看客心理，其实缺失的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社会担当。冷漠最容易蔓延，我们每个人如此轻松地路过、遗忘并谅解，这种中国人的千年劣根性，直到如今依旧是我们社会中最严重、最难治的一种传染病。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传统伦理在作怪：误读中庸之道，是非不分。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社区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人们远远站着看热闹，内心却紧绷，时刻对外人和外界处于戒备之中，也因此失去矫正、同化的机会。 如果道德患了病，那么所要做的不仅是阻断传染源，还要加强每个人自身道德底线的免疫力。每个围观者必须扪心自问，你会上前扶小月月一把么？ 鲁迅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更是写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何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较真，最误读的贬义词 原谅比纠错容易 与看客对应的应该是较真，这在中国商业社会中常常被当作一个贬义词去解读。 较真就意味着这个人很麻烦，不圆熟。较真的人往往被排在某一圈子之外，频频受到争议，比如方舟子、韩寒、老罗。 中国人理想中的境界是难得糊涂，因为现实中较真的成本太高了。三聚氰胺事件后尚可有人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损害去追诉，在蒙牛黄曲霉素事件中又有谁有真凭实据证明自己受伤了？ 所以不了了之。一位重庆的大学教授讲述，人们害怕麻烦，即使有免费的法律援助也不愿意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有时候即使打赢了官司又怎么样？” 一位宁夏的消费者来到北京一家著名百货公司购买一双女鞋。因为鞋跟有毛病，她三次来京换货，但仍出现同一质量问题。她要求退货未果，她来到投诉的经理办公室要求打电话，结果与保安扭打，被对方叫来的110民警“请”出门外。
她不甘心，咽不下这口气，找消协没人理，找工商没人管。她疯狂地打听这家百货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联系方式，无意中得到其邮箱地址，洋洋洒洒写了一份投诉的“万言书”，事情终于得到了解决。 为了一双鞋子，至于吗？她让我常常想起电影上执拗得有些不通人情的“秋菊”，还有现实中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固执得可怕的小伙子。16岁的刘亮抽中一辆宝马车，却被国家开设的彩票点工作人员层层掉包，反诬小伙子作假。情急之下，小伙子爬上门口的大广告牌大喊大叫，不给他兑现汽车，宁可摔死也要得到清白和公正。采用极端较真的方式，这才放大了新闻效用，最后他如愿以偿得到属于自己的宝马。 比起较真要付出生命代价而言，原谅、容忍的成本要小得多，不过低个头假装没看见罢了。 大凡较真者都是事情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在中国社会，较真者往往被世俗斥为“神经病”、“一根筋”。较真，多表现为作为个体消费者和使用者的据理力争，很少看到为公共利益较真的人。不到身家性命受到公共权力威胁的时候，中国人难得抵死较真。 方舟子算个例外。他说，“要说这种较真是一种偏执，甚至有人说有病，我觉得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的问题，是社会有病，而不是说较真的有病，较真本来是做学术做科研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科研人员以及很多学者连这个最基本的素养都丢弃了。” 很早以前，林语堂就说过：圆熟不像圆滑，令人反感，圆熟是生存正常的需要。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是出自社会环境。 圆熟让我们学会闭眼、自保，因为原谅错误、容忍罪恶要比揭开伤疤再去愈合，纠正错误重建机能容易得多，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但是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环境还能有安全吗？ 著名的马丁·尼莫拉牧师曾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他晚年忏悔时说过一段话，后被镌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