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红火,风投涌入,孟京辉:“这么多年了,也该我了”



     2011年11月中旬,孟京辉和香港戏剧人詹瑞文合作的《桃色办公室》开始在北京的第一轮演出。首演之前,戏票全部售罄。为“孟氏”戏剧捧场的人很多,一个月后,能在蜂巢剧场观看孟京辉经典剧目《恋爱的犀牛》的观众们表示,他们早在2个月前就已经订了票。

  今天的话剧环境,早就已经不再是当年为舞台剧环境、市场和空间奔走呼号的年代。单就北京而言,很多话剧要提前抢票,各类小剧场层出不穷,剧场大有四处扩张之意—已有风投悄悄介入话剧行业:孟京辉做得最火,相应得到了最多关注。

  “蜂巢”上市?“现在还不知道”

  重提孟京辉当年的“奋斗”故事时,很多报道都会引用这样一段《读者》式的励志故事:1999年,孟京辉要做《恋爱的犀牛》,没人投资,他把房子抵押了,借了20万元,把戏做了出来。

  当时的话剧环境孱弱,经常有人为国内的舞台剧市场忧心忡忡,意欲重振话剧雄风的人总在列举纽约、东京、汉城每天晚上有多少个舞台剧正在上演?健康的舞台剧市场应该如何构成?小剧场应该在其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话剧发展对国民素质有怎样的影响……

  到了今天,当年为话剧奋斗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话剧演出达2919场,话剧观众人数达152.5万人,小剧场达到30多个,剧目数量超过200部,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部新戏出炉。和2005年之前相比,不仅小剧场数目增长了近10倍,剧目也增长了近10倍,大多数热门剧目都已经达到“一出戏一年演出上百场”的状态。2011年夏天,北京“戏逍堂”吸引到了中国小话剧行业的第一笔风险投资,这被认为是中国话剧行业的一个里程碑,话剧“产业化”的征兆凸显。资本、风投、扩张,在相当文艺的话剧行业,这些代表真金白银的词汇听起来分外过瘾。

  因为《桃色办公室》来到北京的香港话剧导演詹瑞文,曾经在香港开创过话剧市场化的先河,他执导的话剧,香港市民爱看,曾创下过香港最卖座的话剧纪录,被称为香港最重要的舞台艺术家。他说,十几年前,内地的人都在说,香港、台湾乃至海外的文艺氛围浓,话剧市场健康,“现在已经反过来了,我觉得香港的人不怎么看戏了,倒是北京的演出市场非常健康向上”。

  目前京城里最红火的小剧场,还数孟京辉的“蜂巢剧场”。“蜂巢”只占北京新中街某个KTV的顶楼,原本是一个小影院,共343个座位,但现在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话剧的文化地标。这也是孟京辉的话剧演出主场,几乎天天爆满,常常一票难求。孟京辉本人现已拿到地产商的赞助,新剧《初恋》亦有某知名汽车品牌赞助。如此红火的背景下,有关“蜂巢”的未来发展众说纷纭:有说孟京辉的“蜂巢剧场”将会覆盖到其他城市,甚至“扩张到全国”;有说“蜂巢”已被风投看上,将有可能上市—甚至连孟京辉每年担任国际青年戏剧节的艺术总监,也被外界视为某种蓬勃力量的象征。

  对有关资本的传言,孟京辉声称自己摸不着头脑:“上市?没有。有,我也不能告诉你。地产商出钱,我们合作,仅此而已。要是‘蜂巢’能在全国都有,那当然好。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不管怎样摸不着头脑,有人赞“蜂巢”红火得全国少见,孟京辉还是爱听,当着记者的面,他自信地给“蜂巢”算了一笔账:“一年365天,青年戏剧节(注:指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要办一个月,再刨掉公共假期,这就60天了。每个星期一都是休息的,再去掉50天,这样一年的三分之一没有了。别的时候,‘蜂巢’天天有演出,一年的演出达到了280-300场。”孟京辉很自信地说:“我们有货。不像有的地方,为了文化繁荣弄一个剧场,又没演出。”

  演出红火,吸引来外界的投资、赞助,孟京辉不认为其中存在泡沫:“泡沫和创作者没有关系。我这里一直有货,环境也在变好。‘蜂巢’这样的场子全国都没有,这是厚积薄发吧,这么多年了,也该我了。”

  除了“蜂巢”外,孟京辉另一个涉及话剧行业变革的动作是创办“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外界对此亦多议论。有好听的,说他这是扶植后辈;有不好听的,说他这是“找一帮文艺青年把自己像教父一样地围绕起来”。孟京辉本人毫不在意那些“不好听的”:“每次做完青戏节,好多年轻导演都会说谢谢孟京辉,谢谢青戏节,就这些。我做青戏节,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给青年创作者一个平台,因为以前没有人做过—如果有人做过,那么我肯定不做。这是第一次,我愿意做第一次的事情。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讲,也纯是为我自己。如果我年轻的时候遇见这么个东西,我会感动的。所以做青戏节,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理想,我要做,不管你怎么说。”

  詹瑞文:孟京辉市场判断准确

  孟京辉携带“蜂巢”受观众追捧,引来外界关心投入产出比的问题。目前的“蜂巢剧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工作人员只有8个,足以说明一些重要问题。

  对具体的投入产出数字,孟京辉没有说,“成本、回收、市场等这些我从不过问,但是我知道其实一部戏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没有很多技术的含量或者大的投入,就是人工的含量,要找好的演员、有好的想法”。

  他以几乎只有演员成本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为例:“‘两只狗’在演员和创意两个方面很简单,就我和两个演员,三个人吃饭、聊天、请客,一共吃了五六次饭,两个星期谈一次,两个星期谈一次……也找人写剧本,但是后来没有用。后来说来不及了,我们按大纲走吧,就开始排。排完了又重新写了一些东西,把廖一梅的一封信加进去,就这么演了几百场,挺好的。成本就是这些。” 在孟京辉的戏里,道具、舞美都花不了多少钱,他喜欢质朴:“质朴的思想在质朴的所在有质朴的力量。我们还是觉得质朴的东西跟我们比较贴近。”

  虽然声称自己从不过问市场投入,但詹瑞文却对孟京辉对市场的判断能力大为赞赏。詹瑞文带着他的《潮性办公室》来到北京,请来孟京辉当监制。

  詹瑞文说,孟京辉其实负责了很多市场方面的事情:“一个监制很重要。他知道怎么样去介绍这个戏,他知道这个戏的定位。我在香港也做过监制,监制要知道市场怎么走,这个戏什么时候做,做多少场,在哪个剧场做,在剧场还是小剧场开始做。这是艺术跟商业的一种判断。”

  对詹瑞文的《潮性办公室》,孟京辉做的第一个判断就是改名:“他把《潮性办公室》改成了《桃色办公室》,我觉得非常聪明。他们对这个戏做了很多讨论,孟京辉说桃色有很多空间让观众进入,桃色就成为整个戏的颜色,观众可以感受到一种桃色的鲜艳,而不是办公室那种黑白的死气沉沉。这非常聪明,这些很准确的判断对这个戏有很大帮助。”

  对于外界资本赞助,孟京辉也有自己的看法:“地产商挣钱了,要回馈社会。他挣了钱怎么回馈社会?把五个亿分给社会,一人五毛钱?他通过资助艺术家才能回馈社会。有了我们,地产商的儿子就不再是文盲,知道什么叫博物馆,知道什么叫话剧。我认为跟他们合作最重要的是,他们以后不会挨儿子的嘴巴。这里的‘儿子’是一个下一代的、大的概念。我替他来教育下一代,这就是回馈社会。”

  “我就在‘蜂巢’,先锋主义大旗飘扬!”

  “艺术家就该自生自灭,我不能昙花一现”

  时代周报:你实现了自己的话剧理想,算不算幸运儿?好多人也想实现理想,但最后都为生活所迫,放弃了。

  孟京辉:生活都是借口。其他的你不用管,做就好了。我们也有过没钱的时候,穷得买不起被子。比苦?可别比苦。现在小孩的手机拿出来,都不比我的手机差,我这件衣服就100块都不到,怎么了?无所谓。你在意这些,就还是在跟别人比。做艺术的还跟世俗的比,多可怜。

  我没见到一个搞艺术饿死的,穷得娶不起老婆的。所谓没有房子没有车,你不是还在跟世俗的比吗?可你不是搞股票房地产的,你是搞艺术的,你跟他们比这些干什么?

  有一年,圣丹斯电影节的主席到中国来,当时我还年轻,他指着我们好几个小伙子问,你们想当电影导演吗?我们说想。他说你们还没拍出来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吧?是因为你们还不愿意,你们还不太想拍,要是你们想拍,没人能阻止你们。这个深深触动了我。

  时代周报:现在北京最火的场子应该是“蜂巢”和“德云社”,你觉得有共同的原因吗?

  孟京辉:一个人心里有货、有料、有东西,就有这个结果。就说郭德纲,最早火起来也是因为多年的积淀。他积淀了很长时间,但是绽放太快。他本来可以绽放二三十年,但是一年就绽放完了,太快,没必要。我不一样,我要沉着,我要永远开放,我不能昙花一现。

  我有个成功经验叫:成功是1%的努力,加上1%的认真,1%的真诚,还有97%的机会。机会还是很重要。我以前没有机会。

 剧场红火,风投涌入,孟京辉:“这么多年了,也该我了”
  时代周报:这些年,是不是感觉社会对话剧的接纳程度好了一些,大家的热情多了一些?

  孟京辉:是,而且会越来越好。我觉得政府不应该支持我们,瞎支持什么呀!支持出一些不好看的东西出来。艺术家就应该自生自灭,或者干脆政府养着我们,我们当食客。世界这么混乱,日常生活这么琐碎。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艺术家胡思乱想把社会搅得五迷三道的,那多惨白啊,多没劲啊,艺术家没有别的,就是要做这个。

  “要得到市场,就不要理睬市场”

  时代周报:目前在中国话剧业,市场化程度最好的就是你的“蜂巢剧场”,很多年轻导演会问,你有没有什么独到的经验?

  孟京辉:你要想得到市场,就不要理睬市场,你要引导市场。曾几何时大家知道话剧能挣钱?打死也不信,只要你有了市场的关注,有了能量,这个事情就简单了。市场这么理睬我,就跟我不理睬他有关系。市场多贱啊,你别理他,跟人一样,跟谈恋爱一样,你别理他,他会来找你的。死皮赖脸地找你来,绝对的。

  如果再说一个集体的公共层面上的东西,就是越艺术越有市场。什么是艺术?艺术承袭了很多人类文化的美感而存在的表现形式。你要说我为什么市场做得好,就是这个。所以说头来还是创作。我是一个面包师,每天要做面包。我要保证面是好面,方法得当,做出来的这个面包特好,多有自豪感。如果我每天都关心那些面包能不能卖出去,这面包也做不好。

  我觉得观众不是上帝,是朋友、邻居,是愿意跟你同行的伙伴。他是你的朋友,你要尊重他,但他不是上帝,你不要听他的,你的内心要听你的。

  时代周报:越做越大之后,创作量也还是很大,但是现在看你的话剧,好像没有最初那一系列作品的感觉了?

  孟京辉:这是一定的,你必须面对。你要想想,你有多少能量来跟这个世界发生联系?如果现在这些能量对你来讲不是特别大的消耗,那没问题。我进排练场就开心,这是本能。剧场是教堂,是公共场所,是思想交汇地,是舞台,是讲台,它融合了很多。老天给你这么一个舞台,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挺好的。

  每逢周一,不演出,我们的演员就会失恋。因为他突然松下来了,我也这样。排戏搞得特别紧张的时候我就会说,下次再也不这么干了。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一阵子就会说大家还是要凑起来做一个戏。

  “人艺不值得评价,我更关心年轻一代”

  时代周报: 《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这样的戏,为什么很多年了还每年都演?

  孟京辉:因为没演够。上次我听说《让子弹飞》演了几十万场,这是什么能量?话剧跟电影比,演得太少了。你看莎士比亚被演了这么多年,人们没演够哇。

  时代周报:但是像《镜花水月》、《臭虫》这样的戏,你喜欢、观众不喜欢。你还是演得少啊。

  孟京辉:还是稍微考虑一下观众的需求。我们想要的东西,和观众想看的差着呢。慢慢来,不能要求每个戏常演不衰。有些戏不是那么快可以接受的,要缓一缓。每个作品有自己的能量,有些戏有冠军相,开演之后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到不同。

  时代周报:有人说,现在市场好了,演员反而相对没有早期的时候好了?

  孟京辉:得了吧!陈建斌演的时候也没人说他好。他当时坐在地安门的小旅馆里,谁认识陈建斌啊?好多时候,观众都是势利眼,现在见不着陈建斌了,就说还是陈建斌好。别逗了!我看所有的演员都好,真的好,等这些人出名了,回来了,又不一样了。观众还是需要跟我们一块儿成长,他要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孟京辉的戏里面没有不好的。他们现在看我的戏剧,就是对眼睛的投资。我们的演员有能量、想象力,经常给我惊喜。

  时代周报:现在你受欢迎了,挣钱了,就有人说你流于媚俗了,忘记理想了,不够小众了。

  孟京辉:大家喜欢你,说明你种的麦子有收成了,很正常的,努力和汗水没有白费,不是你的问题,是观众在变化的问题。受欢迎就会带来商业化,这是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思维。

  我如果是在地铁卖场乞讨,他们就觉得孟京辉有悲剧感,太来劲了,他这么惨,代表了理想主义最后残存的风景。他一边觉得我惨一边消费我,不给我钱。这是一个阴谋!难道想让我们先锋戏剧死绝了,他就高兴了?看到孟京辉过上好日子了,他应该高兴,这才是好人。

  以前我特惨,数九寒冬,骑着三轮车,没人看,他们就觉得这才是始终坚持自己,这才是先锋。这想法天理不容啊,凭什么?!特俗的烂戏占据了剧场,我们就得去卖场?别逗了!我就在“蜂巢”,先锋主义大旗飘扬,人文理想光芒照射着庸俗的市场氛围,就要干我们该干的事儿。

  时代周报:你如何评价其他剧场和剧院,比如,如何评价人艺?

  孟京辉:他们都不值得评价。我更关心年轻一代,而且他们自己会评价自己,用不着我们评价。你评价的,人家也不同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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