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丝卡去世，作品激发电影《红》，“二战”和极权主义牺牲品的守灵人
波兰诗人、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瓦娃·辛波丝卡，于2月1日在位于波兰克拉科夫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这位害羞、说话轻声轻气、烟不离手的女诗人，去世前罹患肺癌已久。据她的私人秘书对媒体称，诗人“十分安详，在睡梦中离开了我们”。
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辛波丝卡誉为“诗坛莫扎特”。她在诗歌中“对人性持微妙的讽刺和怀疑”，用一种令人出乎意料的方式运用幽默，被认为既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同时又玩世不恭。看似简单的字里行间，却微妙、深刻，具备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感。她擅长用简单的物体和细致入微的观察来反映宏大主题，常常是一些日常影像—比如一个洋葱、一只空房子里的猫、一把博物馆的古扇，折射出爱、死亡以及逝去的时光种种。 写诗60年，发表不到400首；出版过16本诗集。著名诗作有《一见钟情》、《回家》、《在一颗小星星底下》、《写履历表》、《对色情文学的看法》、《结束与开始》等，其中《一见钟情》激发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电影《红》。台湾漫画家几米也深受辛波丝卡诗歌影响，其成名作《向左走，向右走》的灵感同样来源于《一见钟情》。 “诺贝尔悲剧” 人们开始哀痛辛波丝卡的去世。 去年，波兰总统科摩罗夫斯基授予辛波丝卡波兰国家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以表彰她对波兰文化的杰出贡献。对于辛波丝卡的去世，科摩罗夫斯基写道：“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他说，辛波丝卡是波兰精神的守护者。 波兰文化部长博格丹·兹德罗耶夫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辛波丝卡是一个正直、忠诚、憎恶任何形式名誉的人。“她理解他人，理解弱者，对他人怀有极大的宽容。”声明中说，“另一方面，她只期望自己谦虚地活着。”而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则在Twitter上说，辛波丝卡的去世“对波兰文化界而言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诗人生前的经纪人成为媒体采访的热门人选，并借机为辛波丝卡新书的出版以及旧作的再版作了提前“热身”。“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辛波丝卡一直没有间断新诗创作。她没来得及将新作编成一本诗集出版，虽然她一直都有此意。不过这本诗集一定会在今年出版……”而她诗歌的翻译者，如中国台湾的诗人陈黎，在婉言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就辛波丝卡去世一事采访的同时，在邮件里竟出现了“诗集再版真是好消息”的感慨。 媒体开始大幅报道诗人去世的消息。而在赞美辛波丝卡诗歌的同时，没有一家媒体忘记强调她多年吸烟，患有肺癌，这尤其在《纽约客》个人化的报道风格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并自然让读者联想到自身的健康：“就在前天早晨，我太太偶然翻出了辛波丝卡最近的诗集《在这里》，看着封面上80多岁的波兰诗人的照片，她的眼睛微微眯着，手里拿着香烟。‘你知道吗？我挺担心辛波丝卡。我希望她别再抽烟了。’” 为逝者哀痛的声音里，尽是生者的喧哗。这也不是辛波丝卡生命里第一次喧哗。早在1996年，有关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实至名归”的争论打破了这位长期过着几乎“隐居”般生活的老太太的平静，她甚至罕见地接受了《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长篇采访。后来为了躲避记者，辛波丝卡搬到了一个记者找不到、甚至连电话都没有的偏僻地方居住。 “她那时好像有些被吓坏了。”辛波丝卡诗歌的英文版译者、美国西北大学文学教授克莱尔·卡瓦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为数不多的朋友将那次事件称为‘诺贝尔悲剧’，她自此停笔了好几年，才写出一首新诗。” “不管怎样你都在谈及政治” 有别于上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辛波丝卡并非一位共产主义时代英勇大胆的异见分子。也不像与她同一年被提名并成为热门候选人的波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辛波丝卡诗句中最让人欣赏的是其“精确的用语”，而非政治隐喻。 但这并不意味着辛波丝卡在长达60年的诗歌生涯里从未涉及政治。事实上，政治在她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她曾一度以“社会现实主义”的风格写作，并信仰共产主义。她曾热烈歌颂共产主义—她后来声称那是“黑暗时期”而拒绝承认—但在其诗歌生涯的后半段，她站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阵营里，用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洗刷过往。这无论是在1996年获奖，还是现如今去世，都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不过，鲜有人提及辛波丝卡早期的“社会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是遭遇批判后，重新调整态度迎合官方的结果。 事实上，作为一个“二战”幸存的脆弱女性，辛波丝卡早期诗作表达的是自己对民族的负疚感，以及对满目疮痍的祖国的忧患。这些色彩阴郁的诗歌单独发表时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但就在1949年，当她想结集出版她的处女作时，编辑们发现她的诗作全然没有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而其低沉的情调更令人委靡不振，因此遭到了官方批评界的严厉批评。像苏联和东欧各国对言论文字实行大批判式的全民检查一样，据说当年在波兰连中学生都卷入了批判辛波丝卡的行列。 辛波丝卡自我调整后开始发表一些政治正确的诗歌，主要收录于《我们活着的理由》（1952）和《问我自己》（1954）两本诗集中。诗的主题主要是反对波兰的西化倾向，为和平而斗争，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这些诗歌中，她以脸谱化的模式写叙事诗，“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叙坏人完全是坏人”。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境，这一点我难以解释清楚。我怀着拯救人类的热情，却选了一种最坏的方式。但我那么做的确是出于对人类的爱。我后来逐渐明白，我们应该做的不是热爱人类，而是热爱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他人，却无法拯救他们。”辛波丝卡在一次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吐露心声。 这或许是她后来坚称“我的诗歌跟政治没有半点关系，它们写的是人和生活”的原因，她的诗歌《时代的孩子》更是控诉了政治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那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年轻时候犯下了一个错。尽管是出于善的信仰，很不幸，许多诗人都和我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后来他们因改变意识形态而身陷囹圄。我很幸运能够幸免于难，这或许是因为我本质上并非一个真正的政治活动家。” “一见钟情” 一位瑞典评论家说，在瑞典打黑工的波兰清洁工和采草莓的移民，对于辛波丝卡的诗歌耳熟能详，她的诗歌《无法重来》（NothingTwice）还被波兰摇滚歌手Kora改编成了流行歌。这首歌是1994年波兰的大热金曲，当年仿佛全波兰都在唱：“没有什么事会发生两次/结局往往遗憾的是：/我们来到这里时毫无准备/离去了就没有机会再试……” 但辛波丝卡诗歌的流行度显然不广。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对辛波丝卡是否“实至名归”的质疑之一，便是她在全世界几乎默默无闻—这成了大众媒体对每一个获奖诗人的指控。即便如今，美国民众对第一个报道辛波丝卡去世新闻的《纽约时报》表示费解的大有人在：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但或许全世界都知道那首《一见钟情》： 他们两人都相信 是一股突发的热情让他俩交会。 这样的笃定是美丽的， 但变化无常更是美丽。 既然从未见过面，所以他们确定 彼此并无任何瓜葛。 但是听听自街道、楼梯、走廊传出的话语—— 他俩或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 我想问他们 是否记不得了—— 在旋转门 面对面那一刻？ 或者在人群中喃喃说出的“对不起”？ 或者在听筒截获的唐突的“打错了”？ …… 1994年，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蓝白红》三部曲的第三部《红》问世，其拍摄灵感便来自于《一见钟情》。巧合、错失的机会、令人无法忍受的视觉线索以及奇怪到令人困扰的似曾相识：所有的一切逐渐营造出命运感，在结尾处的海难场面，三部影片的主角均再度出场，并且又是以偶发事件串联在一起，令人嗟叹人生的无常。 中国读者认识辛波丝卡，则是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里，梁咏琪念着的感人诗句。这部改编自台湾绘本作家几米作品的电影，几乎照搬了辛波丝卡诗歌中的全部细节。当然，几米绘本在大陆的流行，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辛波丝卡的其他作品—他的《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履历表》三本书灵感均来自女诗人的诗。 几米在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年轻时读过《辛波丝卡诗选》，看完就忘了”。等到画完了《向左走，向右走》后重读辛波丝卡，才发现“原来辛波丝卡一直在心里”。 相比较电影、漫画对辛波丝卡传播的贡献，诗集的翻译出版在中国已久远—仅有社科院老翻译家林洪亮翻译出版过《呼唤雪人》和《一见钟情》两本，而有关辛波丝卡诗歌的研究，仅有旅居瑞典的作家傅正明在1998年出版的《在波兰的废墟上：辛波丝卡的诗歌艺术和文化传统》。 不过随着女诗人的逝去，或许新一轮的诗歌即将到来。 本文引用辛波丝卡诗歌均来自：《辛波丝卡诗选》，陈黎、张芬龄译，桂冠出版社，1998年。 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 这是个政治化的时代。 整日、彻夜， 一切事—你们的、我们的、他们的— 都是政治化的事件。 无论你乐意与否， 你的基因已有了政治背景， 你的皮肤，政治铸件， 你的眼睛，政治视角。 你的任何语言都产生反响， 你的任何沉默都显示含义， 不管怎样你都在谈及政治。 …… ——《时代的孩子》 诗人在旋律里燃尽，而余音不绝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 1923-2012 出身于波兰小镇布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全家迁往克拉科夫。1945年开始到波兰最古老的雅盖沃大学哲学系就读。1945年发表第一首诗作《我追寻文字》，195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存活的理由》。1976年之前出版了180首诗，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成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名誉会员。2012年2月1日，在克拉科夫逝世，享年88岁。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辛波丝卡诗歌研究者傅正明的《在波兰的废墟上：辛波丝卡的诗歌艺术和文化传统》是现今在中国大陆能找到的唯一研究辛波丝卡诗歌的专著。随着辛波丝卡去世的消息传出，该书也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之一。 “她的伟大，在于她像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诗人）一样，堪称‘二战’和极权主义牺牲品的诗的守灵人。”时代周报记者辗转联系到身在斯德哥尔摩的傅正明，这位刚刚在台湾出版了《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的作家如是评价。 时代周报：你第一次读到辛波丝卡的诗歌是什么时候？ 傅正明：我第一次读到辛波丝卡，是在1996年瑞典文学院宣布颁奖给她以后。当时，我明显地感到她的诗歌中有东方智慧，瑞典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评论。瑞典女诗人普勒耶尔在《为辛波丝卡题照》一诗中说：辛波丝卡“嘴角像佛陀一样：/一种专注庄重的微笑。//尽管谨守中庸仍然充满魅力。”我向来对比较文学感兴趣，从那时起开始研究辛波丝卡。那时，我认识一个喜爱辛波丝卡诗歌的波兰移民，遇到难题可以向她请教。于是就大胆开始译介和评论辛波丝卡的诗歌。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有一章写辛波丝卡的写作风格“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犬儒主义”，并在开头就说明了“对于曾经有过颇为类似创作经验的中国作家，是富于启发意义的”。能否具体谈谈这种意义？ 傅正明：首先应当明白的是，“犬儒主义”一词，词义复杂，原义有归真返璞的一面，后来词义发生变化。我采用这个概念，指的是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的嬉笑怒骂式的艺术风格”。 借用西方评论家评论米沃什的观点来看辛波丝卡，我发现米沃什与辛波丝卡有类似的一面。例如，米沃什在《欧洲的孩子》中劝人“不要爱祖国：祖国将很快消亡。/不要爱城市：城市将成为瓦砾。”这里面其实包含深刻沉痛的反讽，饱含诗人对波兰真挚的爱。勒维尼指出：这首诗中的犬儒主义，“宛如在一盏聚光灯的强光之下，展示了诗人被撕裂的灵魂”。这与中国作家的“苦恋”的体验颇为类似。 这种犬儒主义，在中国作家中也可以看到，但并没有得到健康发展。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大行其道的嘲笑英雄的犬儒主义。在论述辛波丝卡的“诗的悲剧”时，我分析了她这类诗的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庸之道与英雄崇拜。辛波丝卡对英雄始终怀有敬意。她的犬儒主义和悲剧精神，对于当今中国作家仍然富于启迪意义。 时代周报：你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诗人北岛，并将他与辛波丝卡相提并论。有人认为你这是过分吹捧北岛。 傅正明：我喜欢北岛早期的一些诗歌，尽管他的佳作很少，后来的诗歌每况愈下，令人失望。我不认识北岛，从来没有个人接触，那时并没有刻意要吹捧他的意思。 时代周报：1996年辛波丝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评论界也是褒贬不一，这几乎是每年诺奖的常态，你个人如何评价她的诗歌？ 傅正明：现在看来，辛波丝卡不愧为一位杰出的伟大诗人。“杰出”和“伟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T.S.艾略特是个杰出诗人，但不是伟大诗人，他甚至有隐蔽的法西斯倾向。金斯堡是个伟大诗人，但算不上杰出诗人。辛波丝卡的杰出，主要在于她的反讽（irony）艺术，我在《在波兰的废墟上》有专章论述。她的伟大，在于她像特朗斯特罗姆一样，堪称二战和极权主义牺牲品的诗的守灵人。 时代周报：据说在波兰国内，普通的民众对辛波丝卡的诗歌也是耳熟能详。而在中国，普通民众对“辛波丝卡”的名字可能并不熟悉，但对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是有了解，因为台湾的漫画家几米深受辛波丝卡诗歌的影响，成名作《向左走，向右走》也是因《一见钟情》的启发。你认为辛波丝卡诗歌的流行性，是否与她诗歌中的某些元素相关？ 傅正明：一位瑞典评论家这样评论特兰斯特罗姆：“以日常语言写日常体验却能创造出伟大的诗。”这也是辛波丝卡的特征。诗歌要能流行，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后现代的西方。辛波丝卡和特兰斯特罗姆的许多诗歌都是朗朗上口的。 同时，还需要把握好“诗的破格”（poeticlicense）的分寸。没有这种适当的打破常规语法的诗的语法，就容易散文化，滥用就会导致晦涩。中国当代诗人，总是想为出新而出新，想在西方诗歌中猎奇，把“诗的破格”糟蹋了。这样的诗，是对汉语的一种伤害，绝不可能流行。 时代周报：诗歌经过翻译之后，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原来的它？或者说，诗歌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在《在波兰的废墟上》一书里，你评价了英译版，你对辛波丝卡诗歌的中译版是否了解？ 傅正明：我的诗歌翻译观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两头鹦鹉，一心创造。这种观点，体现在我将于今年4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英美抒情诗新译》及其导论中。我认为，译诗既要摹仿他民族原作的语言、句法结构、修辞手法等各种因素，又要摹仿本民族传统诗歌的美质和诗语，同时要有译者创造性的传神之笔。译诗能在多大程度保留原作的成分，很难量化。同时，不能说，保留原作的成分愈多，与原诗愈“形似”，译诗就愈好。理想的译诗，应当与原诗形神俱似。 我当时尽可能收集辛波丝卡诗作的别的中译，例如陈黎、张芬龄的部分译文。我觉得他们的译笔是流畅的。但我手头没有他们译的《辛波丝卡诗选》全本。我必须承认，我不懂波兰文，隔一种语言来转译并研究一个作家，评论转译，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时代周报：纽约书评早年发过有关辛波丝卡和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比较文章，认为两者有相同之处。你刚刚也多次提到了特朗斯特罗姆，你认为两者的相同之处在哪些地方？ 傅正明：我认为辛波丝卡与特朗斯特罗姆在精神上比较接近。两人都避免激进和极端，诗中都有智慧和理性的声音，都有不动声色的冷静的一面。但这种冷静不等于冷漠，可以说是富于人文关怀的外冷内热。不同之处在于，辛波丝卡的诗歌少一些神秘主义因素，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有些神秘体验。 死亡是辛波丝卡和特朗斯特罗姆的一个共同的诗歌主题。这是一个黑色主题，但是，在他们笔下，死亡并不那么可怕，也许两人都有禅宗的圆融，参透了生死。特朗斯特罗姆在一个博物馆的西藏和日本面具中发现了“一种不叫痛苦的痛苦”。他和辛波丝卡一样，发现了一种不叫死亡的死亡—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往生”。辛波丝卡的助理告诉我们：辛波丝卡是在家里于睡梦中安详离世的。作为诗人，她在旋律里燃尽了，但是，她留下的优美的诗歌旋律，将在我们这里余音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