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蝗虫这个惊悚的意象，并非某些敏感的香港人首创，195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就曾经以蝗虫作封面，隐喻介入朝鲜战争的中国。当然更早是《圣经》启示录“蝗虫之日”的典故，经由美国作家韦斯特的小说及好莱坞电影而广为人知。熟悉《圣经》和好莱坞电影的香港人，理应不会不知道这个意象包含有多么暴力、恐怖的意义，但是当某些人用它来形容自己的同胞的时候，我们震惊之余，也要想想为什么。 回归后的香港，诉诸民粹主义的某些本土传媒、网络媒体则有意无意宣传新移民劣质论—在他们眼里，来港的内地新移民就是好吃懒做、滥用综援（综合援助，香港的扶贫福利）的典型，而传统香港人的美德则是吃苦耐劳、以领取综援为耻—蝗虫一词，在香港最早是用来形容新移民的。民粹主义本来是由对政府政策有怨气的人凝聚起来，但被舆论制造者成功转移，成为针对同处受压迫底层的新移民的愤怒，阶层的矛盾转变成族群矛盾，松了一口气的是香港的什么人我就不用明说了。 “释法漏洞”制造双非压力 如果说对新移民的不满，只是基于这么一种误解：新移民抢饭碗，这种愤怒还是会慢慢消除的，尤其是港人看到新移民也有大量辛勤工作的人之后。而且香港人的上一代、上上一代，又有多少不是移民而来呢？当能理解为生活筚路蓝缕之苦。 所以对新移民的歧视，实际上并未形成明显的风浪，至多见于日常轻慢的唠叨与高登网站愤青的冷嘲热讽而已。真正激化矛盾，来自日益严重的双非婴儿压力和自由行带来的文化冲突。蝗虫二字，正式从新移民身上过渡到双非孕妇和自由行游客身上。 双非婴儿问题是基本法立法、释法留下来的一个漏洞，有说是一个刻意的漏洞，以备将来香港人口老化以及移民潮造成的空虚。但公众并不知情，看到的只是传媒日日披露的一组组数据，惊觉未来的压力原来如定时炸弹般渐渐走向骤变的临界点。 香港人本来的危机意识就比较强，想及“现在生仔要和她们争床位，将来孩子要和他们争学位，长大后还要争工作和福利！”他们有足够理由惊恐和愤怒。再则还有很实际的危险已经爆发。公立医院是香港纳税人的钱营运，而且带有福利性质，帮助不少香港穷人，内地孕妇去香港私立和公立医院产子，都要付很贵的价钱，八万到十余万不等，香港孕妇去私立医院产子则要四万到十万不等，去公立则只需几百块。但内地孕妇队伍日益壮大除了导致床位紧张，还有很多不经预约直接冲公立医院急诊室，迫使它基于人道理由接生，导致原本待产的孕妇或其他病人受影响，后者往往是不够钱去私立医院的香港基层人民。前文所说的阶层矛盾转化为族群矛盾，就这样一下子坐到了实处。虽说目前这种案例每年不足千宗，但考虑到香港的医疗资源本来就紧张，所以传媒与民众对此敏感不足为奇。 原本香港人还能把双非问题一分为二理性看待，对于迫于内地政策而来港产子的部分孕妇，依人道精神和法律为本持包容态度。后来发现以移民为目的的双非孕妇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是国内的既得利益阶层，完全消费得起昂贵的医疗服务，她们来港并非必需，而是出自欲求。 就像大陆炒楼者拉高香港楼价一样，她们也拉高了香港的私立医院的收费标准，直接影响的是香港的中产阶层，这下号称最理性的香港中产也难以忍受。双非问题，终于在香港形成共识，各政党及群体皆陆续表态要求政府负责解决。而当政府犹豫难决的时候，激进民粹力量就成功捆绑民意，把族群矛盾进一步激化至今天局面。 究竟先有族群，还是先有族群对立？这样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在大多数人的思维中是尚未存在的，而对于有需要的人，他们会选择后者，利用对立，成功制造出族群的两分。 “围观自由行游客”被严重夸大 其实更复杂更深层的，是自由行带来的问题，它没有前者那种赤裸裸的严重性，却根源更深更纠结难清。自由行初启之时，似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蜂拥而至的消费性游客拉动了一度疲弱的香港经济，受贸易差异制约的内地消费者又得其所爱，购得相对优质或便宜的物品。 而且，在一个乐观的文化观察者眼里，值得期待的是自由行带来的文化交流，一方面是内地游客通过亲身体验，学习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及具体运作规则，并且把这些体会带过罗湖海关的另一边去；另一方面，那些对内地的想象依旧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表哥表姐电影、从未见过新一代中国公民的香港人，也应因此得以更新自己的定见，了解一个并不那么“落后”的中国。 可自由行不受控制地迅速扩大，两地本来就不协调的步伐一下子拉得踉跄了，来的人一多，必然会有优劣不同的表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个别人的劣行会被放大，掩盖了更多的普通行径和良好行径。 这点其实也是双向的，香港传媒倾向报道自由行游客行为野蛮粗劣的一面，国内传媒则倾向报道香港人不宽容甚至势利的一面—就像关于现在最热的关于香港青年围堵国内游客唱蝗虫歌的报道，在国内各种媒体越传越大，甚至有说成“香港人一见到自由行游客就包围唱歌羞辱”的，其实根本没有万分之一这般严重，我和认识的香港人这些天没有见到一宗类似事件，细看流传网络上的照片，也就是那么几个小愤青—据查是不到十人的所谓“高登唱蝗团”在一天所为—但被反复传播之后，就给予内地民众一个香港人群起而攻之的印象。 必须指出，香港民众对国内同胞，基本上依然心存善意，若不是双方背后一些哗众取宠的“学者”煽风点火，事态不会严重至此。 而即使所谓“事态严重”的当下，大多数香港人依然比较清醒对待：你向我求助，我肯定尽力帮忙，这是基于人情和教养；你若违反规则乱来，我不会沉默，这是依法办事。这是一些人不会理解的法治社会的修养，法治社会并非如他所说是用法治维持秩序的地方就证明人没有素质，恰恰相反，只有高素质的社会才懂得善用法治制约来使社会良性运转。而且，法治保障了人情不会被滥用。 文化不应设藩篱 不过也必须指出，心存善意的同时是心存戒意。内地、香港两地文化的差异虽不是本质性的，也是经历了百年完全不同的发展而致，难以一朝一夕互相理解，且后者更恐惧前者的融合欲—如果不是更恐怖的“文化清洗”的话。 “文化清洗”恐惧来自部分唯本土主义者的论述，有其一定道理，并非空穴来风。但我觉得应该限于对有目的性的上层政治话语“侵入”的警惕，而不是被极端本土论者扩大化的文化洁癖。 这点我深有体会，最近遭遇的是语言上的上纲上线，自从学者陈云的语言纯化论提出之后，简体字变成“残体字”自不待言，言词上的洁癖走向极端，对某些固化语言的警惕（这点我也同意）发展成对内地用语的全面排斥。比如说有一次我的写作中用了“立交桥”这个词汇，马上被某文化界老前辈控为“把香港大陆化”，还有年轻作者指“立交桥使他想到立着性交的桥”，那已经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了。 须知语言的发展必然有融合的过程，不是强行抗拒可以拆解的，把语言的融合上升到文化侵略的层次，不如理性、良性引导这种融合朝有利语言丰富性的方向发展，香港语言、文化能消化内纳英国及西方语言文化，为什么就不能消化内纳内地语言文化呢？如果对自身的免疫力有足够自信的话。 举兹一例，是为了说明，民族的灵魂在于其语言，语言开放的民族其思想也开放，语言封闭排他的民族其思想必然受限。
虽然香港、内地并非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最近的冲突源于语言的隔阂不少，语言不通其实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语言观的狭隘引致：说普通话的以为普通话就是国语、放诸四海而皆准，这是大国沙文；说粤语的以为在其地必须说其语，不说者不可与之言，这是地方沙文。 “爱是熟知，恨也是熟知啊”—作家木心先生的《陌生的国族》一诗如此写他流离远去的祖国，这话也适用于香港、内地人之间的矛盾情结。上世纪70年代香港知识青年热衷于“认祖关社”（认识祖国关心社会），80年代至今国内的港台文化热，本来促成相当美好的互相认受，最后却在今天突然被扭转成去向不明的矛盾局面，当然还有本文难以论及的政治、经济因素，但文化上的自设藩篱更令人痛心。爱与恨的同时存在，其实是两种文化互相砥砺发展的健康状态，须预防的是它变成“爱是陌生，恨也是陌生”这样的纯粹消极之力—这点，恐怕是互骂蝗虫与狗的人所乐见的—互相尊重为人的人，应该力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