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月7日，元宵过后第一天，善食堂义乌店开门迎客。新年里，为帮助更多人，店里决定从过去的免费提供早餐调整为供应午餐和晚餐。这一消息迅速在食客口中传开。 时代周报记者最近一次探访善食堂是半个月前，去年农历腊月十八。清早，晨曦微露，义乌这座繁华的国际商贸城尚未开始新一天的忙碌，人们还在温暖的被窝中熟睡。 香山路靠近义乌人才市场一处，十多人一字排开，躺在一排门店的屋檐下，“幕天席地”而眠。天很冷，他们紧裹着棉被，被角微微颤抖。 6点左右，他们陆续钻出被窝，披上外套，卷起铺盖。有的人找偏僻处解手，有的人开始在店铺前空地上来回踱步，一边搓着双手，一边相互打着简单的招呼，“过年回去吗？”“车票买了吗？” 渐渐地，他们汇集至其中一家门店前，自觉地排起了队，还有其他面孔从别处匆匆赶来。天色渐亮，他们的模样清晰起来。有的穿着如“犀利哥”，有的清涕挂面、手拄拐杖，还有的驮着装着空瓶破罐的蛇皮袋。 在距离春节还有十余天的清冷早晨，这一群落魄者一边讨论着回家的车票，一边耐心等待善食堂热腾腾的早餐。 设于义乌市香山路545号的华美善食堂，2009年5月正式开张，每天向社会免费提供白粥、馒头、榨菜等食物。在百里之外的金华市区，还有同样一家免费食堂，食堂墙上写着：我们提供给您的只是微薄的帮助，但我们承诺坚持50年。 3年来，善食堂已平静度过“千日”，接济万人，有农民工、流浪汉、拾荒者，也有落难的大老板、迷路的背包客。 在郭美美事件之后，不少国内慈善组织遭遇一系列信任危机，至今深陷泥潭，而在金华这个南方小城，这样一种个人慈善却在顽强生长。 一碗热粥三个馒头 蔡国斌，是贵州独山人，一双眯眯眼，一笑，眼睛就成了缝。过去3年里，善食堂义乌店仅供应早餐，只有蔡国斌一名工作人员。而在金华店，管事的是何平，负责提供午、晚餐。何平略通书法，在墙上留下了不少“警句”：“腹有诗书气自华”“美丽改变人生”…… 按照规定，早餐6点半开始供应，派发半小时，天气暖和时提早至6点。蔡国斌就住在食堂楼上，里屋是起居间，外屋是厨房。他习惯在夜里十二点半起床，洗把脸，然后揉面粉做馒头、烧水煮粥。 距离义乌店不远是当地的人才市场，全国县级市中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大清早，打工的先到我们这里拿仨馒头，一路走一路吃，去人才市场找工作。”平日里，善食堂一天的食客接近200人，蔡国斌要做五六百个馒头，煮几大锅粥。 临近年关，打工者纷纷回了老家，这是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候，但食客也有二三十人。“人少了，我就‘偷’睡到两点。馒头可以少做，但大冷天，煮稀饭、蒸馒头的时间要久些。”有时，蔡国斌等着等着就打起盹儿来，梦里全是馒头的香味。 去年腊月十八一早，蔡国斌一拉起善食堂的卷闸门，饥肠辘辘的排队者就涌了进来。贵州人朱四丰排在第5名，他戴一副圆框眼镜，衣衫整洁，手里捏着一只漱口杯，气质与身前身后其他人有些不同。他的周围，有人掏出皱巴巴的塑料袋，准备多装些馒头和榨菜，有人走上前，想帮助蔡国斌把煮粥的大锅抬上桌子。 每人3个馒头、一碗粥，不够再取。很长一段时间，蔡国斌、何平都这样派发食物，既保证吃饱，又避免浪费。 轮到朱四丰时，一满勺白粥进了他的杯子，一串三个馒头架在杯口。老朱连忙从兜里摸出一根烟，递了过去。蔡国斌的眼睛一下笑成了缝儿，“留着吧，我不抽烟。” 老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在北京一家研究所找到了工作，二儿子读大二，也在北京。他言语间很骄傲，自己用打工赚来的钱培养了两个大学生。 为了省钱，老朱两三天才舍得吃一顿肉，有时，从善食堂拿了四个馒头，早上两个，中午晚上各一个。有工作时，老朱睡在厂里，找不到活儿，他就在人才市场附近挑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屋檐躺下；第二天趁着吃饭，跟蔡国斌借点水洗把脸。只有特别冷的三九寒天，他才肯花个三四十块住一晚小旅馆。 “其实，让那些贫苦的打工者吃上（馒头和白粥）最有意义。”何平说。 食客的百味人生 自从善食堂开业，蔡国斌和何平就一直在这里工作。3年来，他们见过形形色色的食客，而每个食客都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2009年上半年，蔡国斌还在金华店帮忙，当时，一张方正的脸孔经常出现，直到后来，他的女儿寻来，才将他接回了家。“原来，这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生意失败后流落街头，不敢回家。女儿找了他很久，见面时还一直哄，‘天大的事儿，回家再说’。” 到义乌店后不久，小蔡又听到食客们说起另一张“熟脸”的“喜事”。“那是一个江西来的打工汉，为省两块早饭钱常来店里吃，后来，他用两个脏兮兮的硬币买了一个双色球，居然中了47万。”后来，小蔡就没见过那张脸了，据说，他已经回老家盖房子娶老婆去了。 有时，善食堂就像人生舞台，除了上演令人唏嘘的悲欢离合、命运骤变的桥段，偶尔也有一些荒诞剧。有一回，店门口突然停下一辆价值200多万的宝马760，一个时髦的小伙进门吃饭，吃完后，他大声问道，“真的不收钱吗？” 这情形常让何平啼笑皆非，而蔡国斌偶尔也会遇到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有几次，食客打好了粥，拿了馒头，但怪的是，一口也没吃，好好地摆在地上。”蔡国斌后来才慢慢明白：有些人“跟风”来吃饭，但看到只有馒头和白粥后便“不屑”地走了。
而更具戏剧性的是，有段时间，好几张面孔总是结伴而来，而且，没到工厂的下班时间就等在食堂门口。机警的何平开始琢磨，这是群什么人？不久后的一天，他在食堂里捡到一本小册子，上面竟全是电话号码，还写着：上线，某某；下线，某某某。“我一想，这肯定是非法传销，后来，我们报告了公安局，再后来，这群人就从善食堂消失了。” 人来人往中，善食堂迎来送往。春节前，蔡国斌在人才市场遇到一个中年人，他热情地招呼道，“还在善食堂？”蔡国斌不认识他，笑着说，还在呢。“我在你那吃过一段时间，那时天天愁工作，后来找到一份活儿，干了大半年，攒了一点钱，现在总算可以回家过年了。”中年人说得有些兴奋，而蔡国斌对着时代周报记者讲述这些时，他突然笑了。 由于善食堂坚持“施粥”，附近的居民、曾经的食客偶尔会送些东西过来。在金华店的侧墙上，一大张感恩榜写着：浙G6E074，米一袋；施太婆，面粉两袋、盐10包、榨菜4斤……而店里收到实物馈赠的那天，便是大家改善伙食的日子，蔡国斌和何平的手会变出各种好吃的，肉包、粽子、月饼、腊八粥，等等。 “我是一个强者，渴望帮助别人” 在蔡国斌工作的义乌店，很多食客都认识他，但不知道真正的老板。去年春节，蔡国斌去了趟老家独山，回来的第一天便有人告诉他，大年初一，善食堂门口停下一辆私家车，下来两个人。他们给睡在附近的流浪汉、打工者每人发了200块，还说了些话，大意是，今天过年，天气冷，大家可以拿着钱买点好吃的，再找家旅馆睡个暖和觉。看着食客比划出来的身形，蔡国斌说，那就是老板。 他叫何威，是金华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一家整形医院的董事长。很难想象，整形与慈善有何关联？“没有关系才好，这说明我没有私心。”何威很早就知道，他无法回避“做慈善的动机”这个问题。 何威说，善食堂的构想是受“粥铺”启发。施粥，古已有之。《礼记?谭公》记载，春秋时期，卫国发生饥荒，公叔文子曾“为粥与国之饥者”。2008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依赖型产业遭受重创，因经济不景气，在不少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沿海省市，就业形势严峻。彼时，温州媒体开始密集报道当地的爱心粥铺：寒冷的冬日，一群老人自发为农民工、拾荒者等免费提供食物，送去一份温暖和鼓励。 “这个方法很适合我的企业。这些年，我们的营业状况和现金流都不错，如果每天支出三五千用于慈善，企业肯定能够承受。”按照何威的分析，这是一个商人“量力而行”的付出，就如一个白领每天捐出两三块钱。 2009年初，当何威准备在金华开办第一家善食堂时，他并没有得到太多支持。“在中国，慈善为何难做？因为，大家首先要质疑你的动机，甚至可以不看结果，只问动机。”在朋友圈中，何威很早就接受过一轮动机大拷问，而更激烈的反对来自父母，理由很简单：树大招风。 “我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从小到大，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强者，内心非常渴望帮助别人。这种行为（指善食堂）与我的个性有很大关系，而非另有目的。”何威如此解释。 金华店初开张时位于市中心八一南街，发放时间包括每日的11时—13时和17时—19时两个时段，尽管只供应白粥与馒头，但“免费”的噱头足以吸引大批食客，最多时一餐竟招来2000多人。 随之而来的是新闻媒体，他们纷纷要求采访何威，而刊出的报道，多少有些质疑之意：这是玩慈善噱头吗？2009年5月21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周刊》节目也播出了善食堂的新闻，时长5分35秒。 “那时，很多媒体提出采访，我都没答应，有时拗不过记者，说了几句，就‘拜托’他们只用‘姓’，不写‘名’。”何威自言，他怕落下口舌，被别人认为以慈善作秀、博名。“如今，善食堂已坚持了三年，运营也不存在问题。若我再来谈对慈善的想法，大家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 一个人的慈善 尽管从一开始，何威就认为善食堂是一种企业行为，但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他的个人意志。“我不欣赏但也不反感陈光标，尽管他的慈善模式不讨人喜欢，但至少，他确实帮助了人。比起方式，做慈善应更注重结果。不过，既然方式可以不同，我肯定会选择与陈完全不同的做法。”何威告诉时代周报，他的方式是直接面向全体，做一个长期的基础慈善。 所谓“基础慈善”？何威解释，比如善食堂，我们只提供白粥、馒头，而不是大餐；再如，就像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所呈现的那般，我们以后可能会提供免费住宿，但只是一人一个床位，而且数量有限，先排队者先得。 事实上，善食堂开张之前，何威就做过成本核算。譬如，一个人领一份食物大约需要5—8秒，那么，平均一分钟要发出6份食物，两个小时是720份，一天两个时段即1440份。因此，他给自己定下的慈善预算是每年200万元。 而实际上，食堂开张初期，场面火爆，但由于只供应“馒头和白粥”，食客数量逐渐减少，目前，客流量稳定在每日100—200人/次。两家善食堂去年的总支出大约为50万元。 对此，有质疑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种“基础慈善”圈养了一群好吃懒做者，他们定时聚集在一起，反而成为一种社会不安定因素。 “这些留下的长期食客都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否则，若非真的生活困难，没有谁愿意每天啃馒头、喝粥。或许，食客中确有懒汉，但是，难道因为他是懒汉，我们就要任由其饿死？”何威反问道，“毕竟，我提供的只是最基础的保障，任何人都可以享受我的这份帮助，只要他愿意。” 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这似乎应是政府承担的职责，但何威认为，自己不会借助他们的力量。“不是我不相信政府的公信力，只是有时候，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 何威有过这样的经历。三年前，他开始帮助金华市的一个贫困小学，以奖学金的形式每年资助优秀或困难的师生。第一年，“没有经验”的他将钱划至学校账户，结果，这笔钱汇入政府财政账号后被告知，学生的“奖学金”可以发，但老师不行，因为，他们拿的是阳光工资。这其中的曲折让何威很费解；第二年，他便和陈光标一样，现场派发现金。 而善食堂开门后，他又收到了一些慈善机构抛出的“橄榄枝”。“他们说，可以帮我做慈善，钱我出，事情他们做，收15%的手续费。” 这些遭遇让何威在慈善之路上走得有些孤独，他不接受外界的现金资助，与其他慈善机构也无太多联系。面对时代周报记者，他说得最多的便是如何把企业队伍带好，以此给善食堂输血。 但以他一己之力，善食堂能同“免费午餐”那样惠泽更多人吗？这是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