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吸纳超发货币的另一重要领域是股市。股市为国企改革服务 中国股市一开始就承担着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定位。我国设立股市的最初目的之一就是为国企改革服务，使得那些亏损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起死回生。这种定位决定着，中国的广大投资者将为国企改革承担责任。 2000年3月15日，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中国证券报》记者问：“中国证券市场目前有近千家上市公司和四千多万投资者，请问朱总理如何评价中国证券市场十多年来的发展？国企改革与脱困今年进入决战之年，中国证券市场能为国企改革提供哪些服务？” 朱镕基笑了一下说：“你问的问题不好回答。”稍微犹豫了一会儿后，他挺了下身子说：“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是很不规范。要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股民的信任，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中国的股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实，资本市场的功能，不仅是融资，更是一种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平台：民众把暂时不用的资金，“借给”亟需发展资金的企业，分享企业发展收益，从而实现比把资金存入银行更高的收益（与通胀指数相比，中国目前已经步入负利率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是双赢的。然而，对资本市场转嫁改革成本的初期定位意味着，股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实是单向的平台，即股民向企业和强势既得利益者输血的平台。 中国股民一直不能获得稳定的回报，不仅是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大因素，也是影响中国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拉动内需、实现民富国强的障碍。 放下这些不提，股市对货币的吸纳作用也是赋予它的职责。股市吸纳货币 我们知道，2003年，中国赋予房地产吸纳货币的使命，房价开始飞速上涨，而股市也一样。与房地产不同，股市要扩大吸纳货币的能力，必须解决一个障碍——股权分置问题。 股权分置改革，看起来国有大股东给了流通股一些补偿，但实际上受益最大的依然是国有股东。因为，国有大股东当初上市时并没有以现金在市场上购买股份，而是以远远低于真实市场价的资本估值而获得的股份及控股权，这些股权一旦上市流通，获取的收益是非常惊人的。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而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货币步入超发轨道的时候。也就是说，股权分置改革，实际上消除了股市对超发货币的吸纳阻碍，同时，也使国有股股价连涨数倍，做大了国有资产。股权分置改革提升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拉升股价的动力，这意味着，大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在利益方面有了共同点。2005年6月6日，上证综指从998.23点开始起飞，到2007年10月16日，创下了6124.04的历史高点。 大量资金涌入股市，使得股市成为吸纳超发货币的重要场所。2007年10月16日左右，沪指登上6124点的历史高点时，两市A股总市值约为27.5万亿元人民币。而2007年11月6日，中国石油以约7万亿元的总市值高调上市，使两市总市值达到33.62万亿元。从吸纳到蒸发：香消玉殒 在货币持续超发后，常年累积的能量终于如岩浆般迸裂。2007年，物价飞涨，犹如火一样燃烧。中国缺少像美联储那样明确的注销货币的机制，这使得通过股市蒸发货币、消灭购买力成为选择。 随后，中国股市惨烈大跌，使财富迅速缩水，持续飞涨的房价立即掉头向下。国内开始出现通缩苗头。到了2008年10月16日，沪市总市值仅剩10.5万亿元，流通市值为3.1万亿元。一年以来，两市的总市值已经蒸发超过20万亿元，相当于2007年75%的GDP被蒸发掉！ 如果理解了2007年通胀最严重时，政府对控制物价的严厉态度，就不难理解中国股市的这种看似怪异其实非常明了和直观的走势。股市下跌将部分购买力蒸发，成为从源头上抑制通胀的捷径——这正是我从2007年9月开始呼吁A股空仓的判断依据之一。 但A股更重要的作用是融资，从股市成立之初到现在，这个功能始终都很重要。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无法准确判断中国股市的大趋势。 实际上，每每想到这一点时，我都忍不住痛心。2008年，在股市大跌时，我也曾呼吁政府救市。我的想法是：在全球哀鸿遍野的时候，在很多优秀企业濒临破产的时候，中国如果能够保持住资本市场的稳定，更有利于走出去，对外展开收购，这种机会转瞬即逝。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国股市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跌得都惨，首先实现了自残，以至于使自己也陷入危机之中，再无力走出去。 实际上，中国买那么多美国国债，还不如多买些企业的股权——这也是我前面曾提到的——通过这种途径介入甚至控制外国的一些优质企业和资产。比如花旗银行，2006年，它的股票曾达到每股55.70美元，市值达到2772亿美元，而在2008年跌到3美元，2009年的3月6日，更是在盘中跌至0.97美元，与最高时期相比，跌幅高达98%，总市值只剩55亿美元，与中国的上市银行相比，它仅仅高于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这两家城市商业银行，低于当时我国A股所有其他上市银行。 不仅金融业，美国优秀的制造业同样跌得惨不忍睹。比如，美国通用汽车股价在一年时间下跌90%，到2008年年底跌到3美元。对于中国而言，诸如此类的机会实在太多，而都被错过了。 中国的行事方式，缺少大棋局观。扩大吸纳的海绵 我们已经知道，融资一直是股市的最大功能。既然如此，那么，股市对资金的吸纳能力毫无疑问也会加大。 2007年，A股市场首次公开募股（IPO）创历史纪录，沪深两市IPO募集资金约4771亿元，加上再融资3657亿元，2007年A股融资总额突破8000亿元，超过2002~2006年5年间的融资总和，也超过了美国的融资总和，中国IPO金额全球第一。而名列第三、第四的巴西、俄罗斯股市，新股发行规模只有200多亿美元。 2008年上半年，在股市一路下跌、投资者损失惨重的情况下，A股依然融资2437.22亿元，与2007年上半年同比上升25.31%。 2009年，A股市场股权融资规模达5125.26亿元，融资规模居全球第一位。 2010年，政府投资发展到关键时候，当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股权和债券融资规模，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截至2010年年底，531家公司在A股市场融资10275.2亿元（包括A股IPO、再融资和债券市场），成为A股有史以来最大的融资年份。其中首发347家融资4883亿元，超过全球IPO融资总额的一半，再创全球第一。2010年的首发市盈率高达58.33倍，部分新股甚至定出了市盈率超过百倍的“天价”。许多公司已透支未来多年的发展。最为典型的便是海普瑞，询价机构与保荐机构互相捧场，询价机构的最高报价竟然达到250元，公司发行价最后定在148元，超募资金50多亿元。2010年5月6日，中国第一高价股海普瑞在深交所上市挂牌交易，开盘166元，涨12.16%其实，从股市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功能并非仅限于融资。 对股市简单化的定位是投资者无尽的哀伤。 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整整用了100年时间，平均每年8只；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也用了33年，平均每年24只。而中国仅仅用20年的时间，就已发行了2000多只股票——这其实也是一种泡沫，一种因过量融资造成的横向扩大累积的泡沫。
由于过量融资，2010年，A股表现在全球主要股指中仅略好于西班牙股指，居全球倒数第二。 无节制的融资所产生的抽血效应，使得A股投资者难以获得与其出资金额相对应的稳定的回报。当然，单就这个时间段而言，自从2010年6月进入新周期后，在泡沫累积期会带来机会，问题是，泡沫的累积必将破灭，而泡沫破灭后依然是财富的蒸发，留给普通投资者的依然是伤痛，A股的赚钱效应很难保持稳定和持续。 伦敦商学院的埃罗伊路8226;迪姆森、保罗8226;马什和麦克8226;斯丹顿研究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股市回报率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两者的相关性几乎不存在。这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超量的货币供应和超量的新股发行，以及资本市场的利益输送等弊端，稀释了普通投资者的财富和权益。 因此，投资中国股市必须高度重视这种特殊性。在趋势判断和股市投资中，必须考虑这些看起来“外在”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因素。内幕交易的巨大危害 除了融资规模的扩大，内幕交易等问题也是对普通投资者的巨大危害。 经济学中的完全信息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资本市场，相关利益主体总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市场，以引导行情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行进。比如，那些握有重仓的机构对市场总是表现出信心十足的一面，无论何时，他们总是市场人气的引领者，欺骗普通投资者跟风，等到他们将股票抛掉，又立即变脸，成为唱空者，以促使股市下跌，等着在低位收集散户投资者带血的筹码。 因此，经济学家吴敬琏直言，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 2001年1月，中央电视台《对话》、《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对吴敬琏的访谈，吴敬琏谈了对股市的一些看法，其间谈道，“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由此联系到之前一年，吴敬琏曾就“基金黑幕”一事发表了鲜明观点，坊间将这一系列并非“正面”的言论概括为“赌场论”。 赌场论是中国股市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信息不对称是股市的常态。这个缺陷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影响市场、操纵股价的工具，加之监管漏洞的存在和众所周知的腐败因素，使得内幕交易得以在这样的土壤下生长。 内幕交易者是潜伏在证券市场中的“扒手”，他们在牟取不当暴利的同时，制造不公，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动摇资本市场的基石。因此，许多国家都在不断加大对此的打击、制裁力度。 由于西方国家的法制观念已经培养了数百年，监管体系比较系统和完善，上市公司竭尽全力为股东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炒概念、讲故事、言而无信、内幕交易等现象并不容易发生。比如，某某股票上涨之后，上市公司出台了利好消息，那么，监管部门就可能深入调查，那些利用信息优势牟利的人将受到法律极为严厉的惩罚。而在中国，有的股票连拉了几个涨停之后，利好消息出来了，不少人投以羡慕的目光，遗憾自己没有提前知道相关消息。 市场的错位已经把投资者的心态扭曲到了如此地步！ 有时候不能不感叹，不同的制度环境，培养了不同的公民，也培养了不同的思维、行为方式。当下的中国，投机之风弥漫，缺少脚踏实地的敬业精神，与这种体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怨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有好的机制都是靠每个人的努力推动的，而不是等来的。以制度打击内幕交易 其实，内幕交易行为并不难追查，关键是制度。 比如，中国市场存在着较多的重组行为，一些提前掌握非公开信息者（如公司高管），可以提前通过他人账户布局，潜伏下来，而对其他人则严守秘密，股价未曾出现明显异动。然后，等重组信息公开后，股价连续上涨，潜伏者获利了结。 这种内幕交易形式比仅仅借助信息获取时间差牟利的行为更为隐蔽，获利更多，危害也更大。因为，公司的高管可能为了事先潜伏账户的收益而盲目重组，这种重组由于是拿公司的规划、股东的资金来满足个人私利，重组的质量往往非常糟糕——当然，这也不是内幕交易者最关心的。 尤其实行股改以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利益与股价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上市公司讲故事、制造各种题材的冲动更加强烈，一些缺乏责任心的高管往往只求短期效应而忽略实质性效果，许多投资打水漂与此不无关系。 因此，我曾经撰文建议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行为，不仅要关注股价的异动，也应关注重组等的实质性效果，对于明显有违常识、造成重大损失的重组，可重点监督，看重组、投资前后，伴随着股价的大起大落，是否存在内幕交易。 但是，制度缺陷决定着，在中国，股市要想走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正规程度，要经过一个十分曲折和痛苦的过程。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公民，其实，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靠的从来都不是惰性十足、奴性十足的劣根性，靠的是积极的推动，靠的是进取精神和不懈的追求。货币危机的源头 有一点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如果货币超发，终归是已经发出来了，无论它在哪里，它都是真实存在的。与其手忙脚乱地去控制物价，不如从源头上控制住货币超发的闸门。毕竟，价格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货币问题。 货币超发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于未来货币泛滥存在着巨大担心。经济学家们认为，过去十年M2已增长450%，继续增大的话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人民币大幅贬值、泡沫升腾，甚至严重的金融危机。 中国社科院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经济体制不一样，对货币供应量的容忍度也不一样，指标缺乏可比性。但一般而言，经济学界一般采用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目前来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应量一般为GDP的1~1.5倍，超过2倍的很少。 2010年11月2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经过金融危机的调整，我国的货币存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货币存量与GDP的比重达到200%。货币供应量超速势必会带来潜在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资产泡沫、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和资金流动风险必须高度关注。“货币供应超量将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泡沫，一旦形成的泡沫突然间破裂，会带来一系列家庭、投资者、金融机构、企业等方方面面的资产负债表的问题。”李稻葵建议，宏观经济应该关注资产价格，甚至应该控制资产价格。李稻葵所指的系统性风险，还包括大规模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下滑，以及资金从过度宽裕到紧张——全球从流动性过剩变成“冷水澡”，如果国外金融情况收缩，资金无序地、大规模地流出，将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同样发出警告的还有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他在2010年9月份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新巴塞尔协议降低了非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杠杆率，但如果中央银行仍然不一致，创造巨大的货币供应，危机还照样爆发”。他呼吁控制货币发行。 但中国的货币供应减缓几乎是不可能的。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撰文指出：“更具特色的是，中国与多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不同，在那些地方，货币存量与GDP之比超过了90%的高点就掉头向下。而中国的货币轨迹是继续攀升。我们也许需要新的验证，看看资产市场化是不是比产品市场化带动更高的货币需求？不过在得出结论之前，制度分析还可以引出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如果货币深化的进程停滞或逆转，那么，过多的货币存量将因此减少了‘消费需求’，就转而压迫一般物价与资产价格，引发通胀与某些资产价格的狂涨。” 那么，中国必然因此走向与泡沫的博弈之路，战胜泡沫，或者被泡沫摧毁。除此，似乎没有中间路途可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