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整个世界是一盘大棋局，中国也是这个棋盘中的一部分。只有明白大棋局的走向，才能真正洞悉这个世界的变化，明白中国趋势的演变。因此，我们需要对国际大棋局一点点地进行剖析——当走进去，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站在其内看中国的大趋势，看中国的楼市、股市，看中国的未来，一切都那么清楚明了。 美国的攻击性 作为大棋局的主导者，美国的影响独一无二。这一点几乎是举世公认。 美国拯救经济是“三部曲”上下衔接，左右协调，当所有的这一切完成，美国经济真正实现了复苏，就意味着美国必须重设大棋局。美国必须遮掩自己将来可能爆发的债务危机，以确保全球资源流向美国，为美国赢得实现经济复苏的时机。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策的对外攻击性就会显现出来。为什么会这样？众所周知，美国政府是一个民选政府，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选民的利益诉求，以维持自己的群众基础和政治生命。2010年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落幕，民主党创下60多年来最大的惨败：痛失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仅以微弱优势保住参议院多数。两党各控一院意味着，他们更难以在对内诸如增加税收以摆脱危机等方面达成一致，只能在对外转嫁危机为美国争取利益方面趋于一致。这必然强化它的对外狙击性，而非中国很多专家一相情愿认为的，这将有利于美国两党在互相制衡中，达到某种妥协，有利于中国云云。 同时，美国民众心目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权意识，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在海外为美国人争取利益的同时，不能做太出格的事情（在虐囚丑闻公布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众的抗议一点不比海外弱），必须遵循他们所能承受的底线。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国政府必须保持一种平衡，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民众的抗议。 这一点与非民主政体有本质不同。一些专制国家（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通过对内掠夺民众，就能敛取巨额财富，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要做的是维护国内的统治地位不动摇，为此甚至不惜在某些方面向外出卖民族利益，哪里敢对外掠夺？毕竟，一旦引来外敌，遭受内外夹击，其统治基础将在瞬间走向崩溃。 民主政体给人类带来的最宝贵财富是，它搭建了一个使各个利益主体公平表达利益诉求，使各方利益逐渐趋于一种平衡点，从而，实现民富国强、政权和平交接和过渡的制度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通过流血冲突实现政权更迭的弊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累积了财富。 试想，假如中国明朝开始建立起类似西方的文明制度，步入民主轨道，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敢与中国比肩？中国一直到明朝，在科技发明方面还位居世界前列，仅郑和船队的规模和技术水平，就足以令世界惊叹不已。直到清朝才彻底衰落。美国人Robert K. G. Temple所著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列出中国100个世界第一的发明，基本上都在明朝和明朝以前，清朝几乎没有。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因为清朝GDP中有相当高的份额是皇家园林及贮藏其中的价值连城的艺术品。1895年，慈禧太后没能把对日战争坚持到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日寇打进北京城，让她心爱的颐和园重蹈圆明园毁于一炬的覆辙。①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重回主题。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美国的经济复苏之路尽管走得非常谨慎和扎实，但它有一个巨大的软肋，那就是它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债务危机。说轻一点，只要美国的国债发行遇阻，就将成为美国经济的不堪承受之重。说重一点，一旦美国债务的软肋亮出来，就必然引发资金的外逃，甚至引爆世界上最惨烈、最严重、最难以挽回的债务危机。因此，美国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通过减税等措施拯救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的债务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要做到这一点，让其他经济体的债务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无疑是一条捷径。华尔街的大鳄们，在自身处于深度危机的情况下，为了把人们的目光转移开，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也为了减少政府在救助自己方面的干扰和顾虑，在欧元的缺陷暴露出来后，展开了狙击行动，这种狙击使得欧元国的债务问题更彻底地暴露出来，吸引走全球关注的目光，间接为美国整体经济复苏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这其实也是美国的惯用之招。 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国际社会开始对美元的价值产生疑惧之心，令美元的权威蒙尘之时，美国等发达国家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最终摧毁日元的影响力，即为经典案例。 在不能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的情况下，让对手做得比自己更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理解了这个思路，就不难理解在次贷危机之后发生的种种反常的情形：那些受次贷危机影响的国家，反而比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显得更加糟糕——当然，很多做得更差的国家更多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华尔街出于逐利和遮丑（避免危机更深、更广地蔓延）的需要，利用相关国家的缺陷，展开狙击行动。 做到这一点很难，需要具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充裕的尖端人才储备和丰富的经验。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华尔街，在这方面，在当今世界，没有可出其右者，因此，它们得以在货币战争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而主权债务的扩张，留下了一个天然的缺陷： 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认为，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到2010年年底，全球主权债务总量将增加50%以上，达到15.3万亿美元。而迪拜事件只是个开始，即使各国政府采取补救措施，全球主权债务总量至少还会再增加50%，在4~5年后达到峰值。② 而这个缺陷被华尔街利用到了极致。危机和陷阱，一环套一环 我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已经做了分析，当时我认为，冰岛危机只是一个小白鼠，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能够与其相抗衡的欧元。并且，在书中，我写道，美元与欧元的首次决战之年，就是2010年：“2000年，欧洲议会制订了‘里斯本议程’，确定到2010年把欧盟建成‘世界上最有竞争力、最有活力的知识经济体’。这一目标，何尝不是亮出了美欧决战的日期？”③ 对欧元的狙击，策划之缜密，令人心生寒气。 我在试图找到这个脉络的时候，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不妨列一个时间表： 欧洲危机恶化：2008年3~7月，已经蔓延到欧洲的次贷危机在欧洲恶化。由于美国在次贷危机初始阶段一直淡化危机掩盖真相，由此，引发大量资金前往美国抄底——截至2007年年底，仅欧洲各国为挽救次贷危机，就注入1万多亿美元。直到2008年2月11日，布什在签署的年度《总统经济报告》中还认为，2008年美国经济将继续增长，不会陷入衰退。等欧洲真正认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超乎想象时，危机已经迅速蔓延到了欧洲。更关键的问题是：第一，欧洲向美国“输血”之后，缺少救市资金；第二，欧洲国家受到政体的限制，无法像美国那样，扩大政府赤字，反而必须缩减财政赤字。 冰岛危机： 始于2008年3、4月份，恶化于当年10月份。2008年3月，冰岛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达成的5亿美元贷款协议到期，后来，冰岛就续约一事接触国际清算银行，遭到拒绝。2008年4月，冰岛央行向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寻求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遭到拒绝。④从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一年中，冰岛克朗贬值45.9%，居民购买力随之下降。 迪拜危机：2009年11月25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负债累累的迪拜酋长国传出惊人消息：迪拜宣布，将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业务横跨房地产和港口的企业集团），同时宣布，将把迪拜世界的债务偿还暂停6个月。 2009年11月26日，美元指数在到达74.18的低点后，开始反弹。 迪拜之后，希腊第一个遭到了攻击，因为它最脆弱。欧盟委员会曾预测：到2011年，希腊公共债务在该国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将从113%上升至135%。 希腊债务危机：2009年12月8日，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贷评级下调一档，从“A-”降为“BBB＋”。12月16日，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贷评级也下调一档，从“A-”降为“BBB＋”。这是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在过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Ａ级以下。希腊股市随即大跌，欧元对美元比价也大幅下滑。2009年12月22日，穆迪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三大评级巨头同时出手，希腊深陷困境。 纵观以上危机恶化的时候，都是华尔街因次贷危机爆发深陷困境的时候，同时，美国政府也饱受债务、失业等问题困扰，美元也都正好处于较低点。这些外部危机的发生，瞬间把全球的注意力吸引走，使华尔街得以有时间自我救赎，也使美国有更多时间应对棘手难题，而欧洲经济形势的恶化，反过来又可能为美国赢得缓冲时机。 在欧洲危机蔓延时，大量避险资金流向美国，为美国带来经济复苏亟需的资金，并暂缓美元的跌势——美国虽然实行弱势美元政策，但并不愿意美元的影响力被废掉（具体原因后面还会更具体地分析），既要实行弱势美元政策，又要保持美元的霸主地位不动摇。保持这种互相对立和矛盾的平衡，一般国家很难做到，但美国能够做到。 而且，当美元处于较低阶段时，投机大鳄们狙击其他经济体，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美国政府，所承担的成本最小。因为，假如在美元处于高位时引发其他经济体尤其是那些与美国有竞争关系的经济体的混乱，会促使美元的快速上涨，给美国的出口战略带来重大冲击——在危机蔓延的大背景下，出口对美国的重要性明显增大。 这一点，是投机大鳄们必须顾忌的。 华尔街尽管在某些时候痛恨奥巴马实行的严厉的监管政策，但他们在危机阶段，亟需政府的救助，还必须依靠政府，更何况，奥巴马并没有真正去清算华尔街——昔日的许多罪魁祸首依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因此，华尔街必须小心翼翼地与美国政府的国际战略保持高度的一致，否则可能引火烧身、作茧自缚。事实上，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保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一直是美国那些投机大鳄们始终严格遵守的规则——确切地说，他们怕的不是美国政府，美国是小政府，权力有限，他们怕的是美国政府后面的民众。危害了国家利益，将遭民众唾弃，这意味着他们的事业在美国彻底终结！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欧洲等经济体的危机恶化时，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得以顺利实施。次贷危机在欧洲的蔓延、恶化，为美联储开动印钞机提供了天然的屏障。试想，假如伯南克没有欧洲经济体恶化的前提，美联储的印钞机一旦开动，必然撼动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受冰岛危机和欧洲可能发生危机的预期影响，美国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为改善私人借贷市场的条件”，将在未来6个月内买入总额为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同时，决定增持房利美与房地美发行的房屋抵押证券7500亿美元至1.25万亿美元，增持“两房”发行的机构债券1000亿美元至2000亿美元。而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元危机，使得美联储得以在2010年11月3日，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 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虽然，欧洲发生危机有其内在缺陷导致，但是，上面的这种逻辑关系，谁有足够的理由完全排除人为操纵的痕迹？我不认同阴谋论，但也同样不认同极右者把某一经济体当成纯情圣女看待的那种一相情愿的看法。道理非常简单，越是民主经济体，越千方百计为民众争取利益。狙击欧元：决战2010 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人们希望这个世界如同童话一般，但事实上，这种童话在经济世界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在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至于在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博弈无疑要更加激烈和残酷。乔治8226;索罗斯实际上，从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一直到这次的次贷危机，每一次危机中，相关国家的明争暗斗、互相转嫁危机，都是赤裸裸的。比如，在东南亚危机中，日本以邻为壑，大幅度贬值日元，使中国承受了巨大成本和莫大痛苦。不过，自作聪明的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影响也因此逐渐走了下坡路。 为了更清楚地讲明国与国之间在危机中的博弈，我们有必要再向深处做进一步剖析。因为，这种狙击距离中国已经不再遥远。当美国被债务问题折磨得痛不欲生时，就是它展开攻击的时间节点。 对欧元的狙击，很多人认为是从2010年2月开始。《华尔街日报》2010年2月25日报道称：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几家基金公司（包括赫赫有名的对冲基金SAC资本、绿光资本等）的代表，最近在纽约参加了一场私人晚宴，他们预计欧元会跌至1欧元兑1美元的水平。索罗斯在2010年2月底公开警告说，如果欧盟不解决其财务问题，欧元将会土崩瓦解。1992年，索罗斯曾大举做空英镑，净赚10亿美元。索罗斯本身就是一面旗帜，其号召力无人能及。“晚宴”后一周内，做空欧元期货合约高达6万份，为1999年以来最高，欧元汇率也应声下跌。 但是，即使不算前期准备时间，对欧元的狙击也非2010年的2月，攻击点始于迪拜危机。 迪拜危机重伤了谁？ 迪拜危机与希腊债务危机相差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两者似乎是完全孤立、毫不相干的两次危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没有迪拜危机在先，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后果将不会迅速放大和扩散到如此剧烈的地步。 这其中被什么联系着？ 让我们拨开迷雾。 迪拜曾经创下过举世瞩目的辉煌。 十年前，迪拜鲜为人知，但迪拜的老酋长穆罕默德8226;本8226;拉希德8226;马克图姆制定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蓝图：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凭借先进的设施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转口贸易等优势，将迪拜向商业、贸易方向发展，使商业成为石油产业之后的第二大经济支柱。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的迪拜经常被人们誉为海湾的明珠、东方的香港、美国的纽约、意大利的威尼斯。来过迪拜的外国人，无论贫富，无论有何种宗教信仰，都认为迪拜是个开放、包容、很容易生存的城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绕了一圈之后，还是带着全家老小选择在迪拜落下了脚，并且一下就生活了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⑤ 迪拜的成功，艳惊世界，也冲昏了它自己的头脑。迪拜王储、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8226;本8226;拉希德8226;阿勒马克图姆在其著作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迪拜的领袖们都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发展迪拜的明确构想，他们的目标是相同的：保障同胞们和在此定居的外国人的未来，设法为他们提供舒适和安全。但是，父亲的构想确实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一只眼睛穿过‘过去’的大门，另一只眼睛穿过‘未来’的大门。今天，只要站在迪拜世界金融大厦前放眼远望，便会看到这种令人惊奇的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景象，这壮观的场面让迪拜和中东看到了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了迪拜和中东。”⑥人们的笑容中透露出迪拜的自信和辉煌，但这一切都已成过眼烟云遗憾的是，迪拜现在的舵手既没有能够看穿过去和未来，也没有看清当下的重重危机。当他们站在枪口之下，还在回顾精彩的过去，展望美妙的未来。 迪拜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致命伤：泡沫和负债。 “迪拜世界”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迪拜“倒债危机”传出后，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马上下调了迪拜国有企业的债权信用等级。在伦敦金融市场，体现迪拜债权违约风险尺度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利率暴涨。 值得注意的是下面的信息：据报道，“迪拜世界”最大债权人是阿布扎比商业银行（阿联酋第三大银行）和阿联酋NBD PJSC，其他贷款人包括汇丰控股、巴克莱银行、莱斯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劳埃德银行和瑞信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而它们此前就已因金融危机大受打击。 如果细心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除了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和阿联酋NBD PJSC银行以外，其余的贷款人全部都是欧洲的银行： 汇丰控股——欧洲最大的银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英国和欧洲的第二大商业银行，世界上排名第五的大商业银行； 巴克莱银行——英国第三大银行； 莱斯银行——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也是英国第四大银行； 劳埃德银行——英国四大私营银行之一； 瑞信银行——瑞士第二大银行集团。 欧洲的金融机构继次贷危机后，在迪拜危机中再次受损——无论这种受损规模多么的不足挂齿，由于人们尚处于次贷危机的阴影中，会在恐惧中不自然地放大危机的影响力，效果仿佛最后那根压弯骆驼的稻草。 受迪拜危机的打击，欧洲金融机构原本脆弱的抵御危机的能力变得更弱。 另一方面，迪拜危机相当于对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做了一次试水，当然也是警告，当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在迪拜危机面前都面面相觑、无能为力之时，它又有什么能力一掷千金地去帮助别的经济体——比如，距离它很近的欧洲？从这个角度来看，迪拜危机实际上相当于屏蔽了欧洲的一个重要帮手。 而且，迪拜危机给试图摆脱传统能源局限而走向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一个致命打击。作为整个中东地区一颗耀眼的明星，迪拜的成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模范和先行者。迪拜让他们看到了转型的希望，而迪拜危机又熄灭了他们的希望，转而继续做“卖油翁”，这一点，显然又有利于华尔街对油价的操纵。 其三，迪拜危机，及其后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民众争取民主的行动，引发了政府与公众的强烈对立。中东、北非局势的动荡，促使大量富人将资金转移到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成为最大受益者。关于这一点的注解在新闻报道中不难发现。2010年2月7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在接受ABC电视台《本周》节目专访时明确说：当投资者对全球金融危机感到不安的时候，他们选择美元和美国国债避险，这是对我们能力有基本信心的非常重要的标志。 暂且不提这些，重新回头剖析迪拜危机。 迪拜危机之后，矛头终于指向欧元国，以前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这场腥风血雨的搏杀，成为21世纪货币战争中最不动声色而又最惊心动魄的一页。 迪拜之后，对欧元狙击的“试点工作”不仅全部完成，而且，欧元国的外围基本上已经屏蔽。 自欧元问世以来，对欧元的最凶猛的一场狙击展开。 欧元成为狙击目标，猎杀已经开始，而这个突破口就是希腊。
